李昌庚:浅议WTO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 次 更新时间:2013-08-18 21: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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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庚 (进入专栏)  

  

   摘 要鉴于中国入世时对教育所作出的承诺,以及入世给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所带来的变化,从而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包括对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校专业设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以及远程教育带来影响,导致教育市场竞争加剧。为此,必须加快高校产权多元化改革,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素质教育和高校专业设置的调整,确保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的实施,积极发展远程教育,建立健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等。

   关键词入世 承诺 高等教育 影响 对策

  

   在我国加入WTO前后,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就入世对中国各行各业的影响作了诸多论述,但就入世与高等教育的问题却论述颇少。当然,这个题目很大,笔者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但笔者想就此问题,从某些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入世与教育的承诺

  

   1986年9月开始的GATT第八轮谈判(即“乌拉圭回合”谈判),议题首次涉及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贸易等。WTO有关服务贸易的基本规则主要体现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界定了以下4种提供服务贸易的方式:(1)跨境交付。它是指服务提供者在一成员方的领土内向另一成员方领土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比如:南京师范大学为韩国的学生提供学习汉语的咨询服务。它仅仅是服务的内容发生了流动,但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并不发生移动。(2)境外消费。它是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方的领土内向来自于另一成员方的消费者提供服务。比如:南京大学向来自于国外的留学生提供教育及其相关服务。它意味着消费者发生了流动。(3)商业存在。它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另一成员方领土内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为后者领土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在上海市设立办事处,专门为中国的学生提供各种留学咨询服务。它意味着服务的提供者发生了流动。(4)自然人流动。它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身份进入另一成员方的领土内提供服务。比如:南京晓庄学院的老师到印尼的某所大学从事中文教学,德国的某位老师到南京大学从事德语教学。它也意味着服务的提供者发生了流动,但它与商业存在的区别在于:服务的提供者在消费者所在国的领土内设立了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则为商业存在;若没有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服务提供者仅仅以自然人身份在消费者所在国提供服务,则为自然人流动。[1](P.55)教育产业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教育服务和其他类型的服务贸易一样,也存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等4种服务提供方式。

   我国加入WTO,对教育服务的承诺并不是全部的,仅是部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从承诺范围上讲,不包括政治性强的教育(特殊教育服务),比如:政治和党校、军事和警察等特殊领域的教育,以及义务教育。除此以外的包括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以及其他教育服务等5个项目上都作出了承诺,许可外国及其他地区为我国提供教育服务。

   2、从教育服务提供的方式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点:(1)我国对跨境交付方式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未作承诺;(2)允许境外消费,对境外教育消费未做任何限制;(3)允许商业存在,包括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并允许外方可获得多数股权,但不一定给予国民待遇;(4)允许自然人流动,承诺凡是符合条件的境外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应我国有关部门、院校等的邀请或聘用,可以来我国提供教育服务;但有条件地承诺国民待遇。

   3、我国其他一些产业在中国入世时往往不同程度的存在过渡期,但教育承诺没有过渡期。

  

   二、入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入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既有来自于我国入世时对教育所作出的承诺而给教育带来的近期冲击和直接影响;也有来自于入世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及其相应的人们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等所带来的深层次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到教育领域,尤其高等教育。虽然说我国教育承诺没有过渡期,但相对于农业、金融等行业而言,近期的直接影响和冲击不会那么大,也不会很明显。但入世对教育的间接影响却是长久而深远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近期的直接影响,更要看到长期的间接影响。某种意义上讲,入世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影响愈大,往往对其教育的影响就愈深远。

   具体而言,入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在:除少数关系到国家发展全局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和行业性很强的高校需由国家教育部门直接管理外,其他绝大部分高校由省级管理,或省级与中央共管。这种管理模式相对于以前绝大部分高校由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模式而言,一定程度地落实了高校办学自主权。但随着境外机构来中国投资办学和国内民间资本办学的增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民办高校的增加,高校投资主体愈趋多元化。这必然导致高校寻求“自治”,迫切要求国家进一步下放权力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即使是公办高校也不例外。另外,市场经济追求“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教育的国际接轨以及教育的现代化,也迫切要求国家进一步下放权力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因此,高校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教育现代化,必然会对我国现行的高校管理模式带来冲击和影响。这是其一。其二,从高校内部管理模式来看,我国现行的高校内部管理模式主要实行党委会领导下的校长(院长)负责制。但对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高校,比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民办高校等,均实行董事会领导下校长(院长)负责制。比如:温州大学从最初的国家单一投资转变为国家和地方企业共同投资的办学模式,内部管理模式也从党委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转变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使有些公办高校也在尝试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并聘请外部董事、监事等。在此情况下,尤在我国现行社会体制下,高校董事会、监事会与党委会、职代会、纪委、监察等部门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尤值得思考。随着高校投资主体愈趋多元化,这问题愈将突出,也是令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同样会给我国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带来冲击和影响。

   二、教育市场竞争加剧。首先,商业存在方式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很大。我国目前已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657个;全国民办教育机构已达5万余所,其中截止于1999年的民办高校37所。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民办高校等将大幅度增加。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民办高校,尤其在允许其拥有多数股权的情况下,其教育机制、教育理念及其教育方式等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公办高校;而且其在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经验丰富,优势明显;并且其在教育投入的硬件设施方面也优于公办高校等。所以,这些办学机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而加剧了我国高校在生源、师资等方面的教育市场竞争。另外,在现有东西部教育市场不平衡的基础上,基于经济利益等因素,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民办高校将更多地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市场的地区不平衡。其次,境外消费方式也会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市场。虽然我国高校近年来一直扩招,但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还相当短缺。这几年来,国外纷纷看好中国的教育市场,许多国家通过举办教育展、提供便利留学条件等方式吸引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我国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增加,入世后这一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虽然境外消费方式也包括外国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但更多的则是中国学生到外国留学。总体而言,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是中国教育服务的逆差。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我国在生源方面的教育市场竞争,同时也隐含了我国人才外流的问题。再次,从自然人流动方式来看,目前境内教师到境外教学的现象不多;而境外教师以自然人身份到我国教学,从目前来看没有商业存在的方式对教育市场冲击大,可以对我国教师队伍起到补充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教育的有偿化决定着学生和家长要求高质量的教师,以及教育的现代化和社会的发展,意味着国内高校,尤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民办高校等逐步增加聘请境外教师的比例。这无形中会对我国师资方面的教育市场产生冲击。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社会职业的价值变化,以及三资企业的人才本土化战略等,都会导致优秀教师的部分流失。另外,随着民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不排除民办高校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将来兼并公办高校的可能性,实行“借壳上市”,这应引起公办高校的高度重视,尤其对于实力较弱的公办高校。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就是“适者生存”。因此,入世后,我国高校,尤其公办高校必须要有一种危机感。

   三、影响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入世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短期来看,金融、计算机软件、法律、财会、商贸、外语和旅游等涉外专业将愈益走俏。据统计,入世后,中国下列十类人才将明显短缺:(1)公共管理人才;(2)文秘专业和精通谈判的国际商务人才;(3)电子商务人才;(4)学有专长的外语人才;(5)通晓国内外法律规则的法律人才;(6)金融保险人才(包括通晓国内外会计准则的财会人才);(7)旅游人才(含导游);(8)心理咨询人才;(9)研究与开发人才(含信息人才);(10)教育人才。[2](P.185)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对短缺性、复合性和国际性人才的需求将大幅度增长。而另一方面,一些传统专业诸如政治学、哲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以及一些理工科的基础学科等则倍受冷落,专业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加大。因此,这必将影响到我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受市场需要和利益驱动,许多高校不顾自身条件过分趋从紧俏专业,而忽视传统专业(冷门专业),无论在教育投入还是生源等方面。但我们知道,专业的产生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许多传统专业对于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是相当必要的,也是掌握紧俏专业知识的前提和保证。在此情况下,如何满足短缺性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又要保证传统专业的健康发展?这给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对我国中长期的科技发展战略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冲击。目前,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已在我国一些高校,尤其知名高校设立实验室或科研中心。入世后,由于我国对教育商业存在方式的承诺,国外跨国公司的人才本土化战略,以及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等因素,国外跨国公司会进一步加大对我国高校的科研投资,以利用我国较为廉价的人力资源,为其提供高科技服务。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可以一定程度地弥补我国教育投入不足和科研体制较为僵化的问题,能够更好地促进科研及其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但众所周知,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实施除了在一些国内大公司里,更多的则是高校(尤其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承载主体。因此,这必然会涉及到国外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冲突问题,尤其对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当初墨西哥由于负债较重,无力承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经费。为此,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不得不借助于国外公司的资助经费从事科研,最终成为国外公司的附属机构,从而影响了墨西哥国家的长远科技发展战略。对此,应当给我们有所启发和思考。

五、远程网络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虽然我国对以跨境交付方式提供教育服务未作承诺,但由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远程网络教育已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我国网络教育起步较晚,入世后,国外许多大学想开拓我国的远程网络教育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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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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