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磐: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9 次 更新时间:2013-06-06 23: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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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磐  

  在改革之后则被重新打回私领域。城市女工下岗,农村妇女失地,妇女政治参与不足,职场歧视、劳动权受损和性骚扰越演越烈,熟人性侵害和家暴惩治不力,对于妇女而言,这些问题既是个人困境,也是需要政治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可是,这些政治问题在大多数关心公共议题的男性知识分子那里是看不见的;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女权“过头”——超前,或者凌驾于男性。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一部分在政治上受到打压,但进入1990年代,随着国家进一步将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体系市场化,1980年代曾经出现的“脑体倒挂”迅速变成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中国梦。比起工农阶级,知识分子在经济改革中受益更多。在一个性别歧视仍然严重的社会,当女性相对被剥夺,男性知识分子就成为重新性别化的劳动和私人领域的受益者。

  当然,劳动和私人领域的重新性别化过程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对国家旧有体制提出批判的同时,男性知识分子唯一不曾批判的,是自己在其中分享红利的性别制度;事实上,他们认为性别红利还太少,并归因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妇女解放,认为那应该作为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一部分,予以彻底抛弃。1994年,中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刊出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文章《男女平等的社会学反思》,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国家以“一种强大的行政力量,通过扶助弱者压制强者,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和弱者的正常分工。甚至使得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强者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 。他认为,男女平等是一种牺牲效率来照顾公平的做法,男女同工同酬“是荒诞的平均主义原则”;“政治推动的中国妇女解放”,“ 使中国‘失去了’男子汉”,“也使中国失去了自己的女性”,并导致中国“混乱无序”[13]。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郑也夫提出“平等是权利,而不是结果”,社会在女子的态度应该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也就是对其成就“不施以人为的压制”,“也不施以人为的扶持”;这不啻是说,不可以通过制度保障实质平等。这其实是中国式自由主义思想的共识——如刘军宁就说:“自由主义对平等的理想既十分同情,又十分警惕。它信奉的是权利的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14]而在郑文引起的社会学界大讨论中,另一位社会学家孙立平则主张,解决中国当时就业问题代价最小的手段,是让占据工作岗位的妇女回家。当时,“效率与公平”是讨论经济改革的热门词汇。牺牲对女性的公平,来成全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社会的效率”,在男性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

  这样的“自由”论述,是对公有制时期缩小阶级和性别等级实践的反弹和颠覆。原有的制度固然缺乏资本的效率,但是为了恢复 “效率”,却完全不惜牺牲作为“她者”的女性已经取得的职业空间和社会地位(这对于女性来说,既是平等,也是自由)——在这儿,自由主义成为一部分人“增加自己红利”的舆论武器 ,被用来扩大市场经济时期的性别等级。

  没有迹象表明关注制度问题的男性知识分子,在性别等级扩大问题上比1994年有多少进步。如果仔细梳理主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关于女性权益、性别公正的文章几乎没有,而对妇女解放、性别人权却误解甚多。从一些只言词组,大致可以了解男性知识分子对性别议题的态度。如,甘阳曾提到性别、种族、同性恋和酷儿理论,都是“鸡毛蒜皮”;秋风也曾提到过跨性别议题是西方人设定的议题(尽管中国跨性别群体真实存在,并且相关的民间行动已经成规模) [15]。自由派专栏作家许知远曾在一篇随笔里如此提到中国妇女解放:“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生硬的女权主义者拚命挤压着女人身上的芬芳的汁液,把她们变得勇敢却干燥起来,她们错误地把男性化的行为与倾向理解成坚强。”他也在一个青年研习营任导师时,明确表示不喜欢女权主义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原因是不欣赏所谓“受害者心态”。这显然是源自于对中国妇运历史的反感。这段历史导致了大批妇女获得平等就学就业机会,在众多领域成为挑战男性精英垄断权的社会力量[16],因此成为当代男性精英焦虑的源头之一。

  如果说专门著文谈性别,我所看到的只有两位自由主义男性知识分子。一位是最近转型为国家—民族主义者的摩罗,2007年曾经在《南方周末》文化版发表长文,批评中国的妇女解放伤害了妇女的“母性”;同样地,他对妇女运动字里行间充满怨气,认为“也许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导致这种(母性)倒退的重要原因”。 无独有偶,秋风也在报纸撰文,建言育婴假,不过他强调:“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打破现代迷信,女性的第一角色不是劳动力,而是女性、母亲。”这些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理解是本质论的;他们除了“保护母性”之外,对中国女性面对的歧视全然无感,并且对她们应该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全然漠视。早在一百多年前,小弥尔就曾经断言,将一切奴役、统治的关系,包括性别不平等,归咎于“自然”与“人性”,是既得利益者捍卫其利益的通用借口[17]。但遗憾的是,古典理论家对性别平等的关切并未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重视。希望将妇女群体固定到本质化的家庭角色上的秋风和摩罗,事实上都告别了自由主义,而更多的大陆自由主义学者,对性别议题不置一词,或者如小弥尔批判的那样,将性别差异造成的权利不平等自然化。这似乎确实印证了女权主义圈子的朋友们的老生常谈:“对性别议题的态度,能够检验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前述的自由主义面对差异的短板,中国自由主义照单全收。然而,如前文所述,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本身又有亲和的一面,自由主义政治实践在历史上对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起到了扩权作用,正如奥金所说,自由主义对等级制的拒绝和强调个体自由与平等,对于女权主义是至关重要的[18]。此外奥金也强调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设置了一些概念工具,如“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总之,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有利于接纳女权主义的批判,或者嫁接女权主义的价值与方法论,进行更加多元化的修正——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即是这种修正的努力。

  自由主义理论家中,与女权主义有着较多“重迭共识”或者至少是对话基础的,首推德沃金和罗尔斯两位。然而,这两位因为其对实质平等的强调,却基本上被排除出(大众传播的)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的视野。虽然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多元分野,如秦晖就力图调和左右立场形成共识;但通过新兴市场化媒体和网络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仍然较集中于自由至上主义。

  我认为秋风[19]所描述的中国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至少在1990年代是事实。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推崇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法治等原则,这也是政治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传播的原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左和右的风险都在,但主要是反左。因此,当自由主义者在媒体上反思乌托邦、反思文革和法国大革命,仍然能够有一定言论空间;以反思文革、平均主义、极权主义为起点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传播,在备用西方理论的过程中,重点不免集中在个人自由和警惕利维坦,将平等、社会福利视为不成功的共产主义实验的产物,予以回避。

  譬如,任剑涛认为[20],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21]强调社会公正,兼顾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更容易响应中国的政治现实,或者更接近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便加以采纳。他从西方先自由、后公正的“历史—逻辑次序”,推断中国也必须在有了自由权利的基本制度保障——自由民主宪政——之后,才能继续考虑公正的价值。这也能解释,为何“有了人权才会有女权”(在这一点上,这些自由主义者同男权共产主义者如出一辙:“先有阶级的解放然后才有妇女的解放”是男权共产党人的经典论点)。而刘军宁的美国式保守主义立场更是为人熟知。他最近直言周保松推崇罗尔斯正义理论、批判市场对自由产生妨碍,不是“正宗”的自由主义者,而笔者也曾耳闻一些自由派媒体人认为罗尔斯“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在中国一些自由派那里,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污名的标签,或不假思索一定要从社会政治蓝图中排除的选项)。

  199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22]辩论中,自由主义被自己的敌人塑造的特点更加明显,成为相对应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到现在为止,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仍然认为平等和社会福利是“左派”禁脔[23]。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个纯粹的、在资源分配上几乎无所不能的“自由市场”,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充满警惕与怀疑,唯恐带来共产主义和极权政治的复辟,却不能理解,在威权国家一手缔造的既缺乏独立性又缺乏足够社会规制力量的中国式市场经济下,社会公正不仅对于每个个体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国家顺利走向民主化的根基。

  此外,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精英色彩十分浓厚,刘军宁和任剑涛在最近的讨论中都再次强调了政治、经济精英的作用。譬如,刘军宁认为,“自由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取决于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必须是双方内在需求的结合,形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让刘军宁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关系在目前的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现在企业家首先考虑的是和政府的关系,其次是财产的安全,再就是如何和政府继续度蜜月。”[24]

  也许是来自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收编和迫害历史的寒蝉效应,尽管企业家群体热衷于与权力结合让他们失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坚持阶级认同:他们假设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虽然比较政治研究证实了这并非普世的历史规律,如Rueschemeyer等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一书提出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常支持威权统治者,甚至反对民主化;而被支配阶级联盟的发展和动员促成了民主化。看起来,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对于政治变革的观点,似乎是要为了理论的纯粹性和逻辑的统一,必须舍弃现代自由主义对现代社会更为贴切的论述,而回到民主的老作坊里,只是为了建造一个“纯正古法工艺”的西方式民主国家。

  既然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精英之间的合作互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刻板地从政治自由角度思考当下问题,而忽略其他非男性精英群体面对的困境的多重原因——阶级、性别、种族和文化认同,也忽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综合手段和多元的社会力量。

  政治经济精英主导和统治的社会改革蓝图,不考虑公正的自由民主,回避福利的有限国家,是否是资产阶级之外的中国人的愿景?这个蓝图对相对弱势的群体是有排斥性的;对于坚持女权主义立场的人,它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答案。女性在性别等级制度中的屈从地位,注定她们与同阶级的男性处于不同的竞争起点,无法从“纯粹自由市场”中得到平等机会;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劳动力和人的(免费的)再生产工作,必然使她们有更加迫切的社会福利需求。并且,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压迫是通过不同的压迫力量——如政权、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的交迭——而实施并且合理化,对等级制的不再追问和阶级利益上的保守,意味着这样的改革方案并非诉诸于所有人的解放,而仍为特权留出空间;无论是作为社会运动还是理论研究,女权主义都强调个体的意识觉悟,强调主体性和赋权,也就是说,强调每一个公民广义的政治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排他的精英民主本身意味着非民主。

  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现在公民维权行动领域的行动者,都在践行自由主义的理念。自由主义学者在大众传播上的努力,确实启蒙了公众;在公民行动领域的行动者,与自由主义有着重迭共识:希望有一个问责的政府,有着不受国家支配的、社会力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以及法治体系。然而,这些维权实践背后的理论脉络非常多元,工、农和女权主义运动涉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公平贸易、小区合作经济和环保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倾向,都超过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述的范围;并且这些运动本身的理念和形式,都强调公民参与而不是精英治理。中国当代自由主义学者也许应该针对公民行动,寻找真实存在的社会变革力量,并从她们的实践中形成本土政治理论思考。

  

  “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

  

  中国民间女权主义的重新出发,跟1995年世妇会以及非政府组织论坛在北京召开有直接关系。为了应对非政府组织论坛,官方催生或容忍了一批民间妇女组织,这次会议也带来中国当代NGO的滥觞。世妇会的档次以及相关交流机会,促进了跨国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以福特基金会为主的国际基金会资助在中国的高校学科体系中设置性别学程;另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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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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