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社会转型对我国释宪机制的挑战及其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 次 更新时间:2013-06-06 17: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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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  

  那么要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的战略目标,② 还必须完成第二次转型——制度转型。在第二次转型中,制度建设应当成为取代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心,进入21世纪,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应该转向国家制度建设,开创制度建设时代。[10] 法律制度建设是除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外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建设法治国家背景下,法律制度的构建在制度建设中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出来。

  当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经济转型已经完成后,当民主制度建设的政治转型正在进行时,法律制度建设不仅有利于巩固经济转型的成果,而且有利于确保政治转型的成功。中外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法律制度建设在保证国家繁荣、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宪法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集中体现,宪法内容的贯彻落实是其他各项制度建设的前提和保障。在宪法实施过程中涉及到对有关宪法条款的解释适用,宪法解释成为实现宪法内容的必经环节和重要途径,由此决定了释宪机制在法律制度建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居于各项制度建设的首要地位。因此,加强释宪机制的研究应成为转型期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攸关第二次转型成败的关键。

  在社会转型期,急剧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导致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不协调甚至矛盾和冲突的现象。如何看待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二者的不一致状态,历来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国宪法学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曾对此进行过激烈的争论。③这场围绕宪法规范与现实不一致问题的争论,表面上是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这一法学理论问题上不同观点的反应,其实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我国转型期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当规范与现实不一致成为既成事实时,务实的态度是应当弄清楚该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规范的稳定性与现实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客观现象。对此,具体解决的办法也许有多种,如修改规则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或者使社会按照既定规则运行;或者在制定规则时使用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原则性术语,或者在不改变规则情况下对其作出符合现实的新的诠释。

  在我国,“宪法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得不到有效解决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建立运用宪法的动力机制,不善于运用宪法的解释功能。”[11]合理的释宪机制是保持宪法稳定与促进宪法发展的桥梁。[12]美国联邦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尽管在迄今为止20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过数次重大剧烈的社会变革仍然有效,关键的原因不得不归功于其完美的释宪机制,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化解成文宪法的局限性与社会变革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些案件中通过宪法解释方式,摆脱了罗斯福新政违宪而引起的宪法危机。为了应对转型期社会变迁对宪法解释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我们应及时构建一套完善和合理的释宪机制,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功能。社会转型期宪法解释的功能主要在于:有助于协调和平衡多元价值;更有说服力地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宪法规范的社会化;合理确定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界限,等等。[13]

  (二)完善释宪机制的可行性

  前述与社会转型相伴生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释宪机制的需求,为完善我国释宪机制提供了现实基础,美国“伯克利学派”关于社会变革法律模式的研究,则为我们解决我国释宪机制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

  伯克利学派的学术宗旨存在强烈的改革动机和应用倾向,在最近四十年间不断探求能够说明法是怎样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其关注点集中在合法性的社会基础、民间组织与国家制度的关系等方面,使法学研究与政策性研究联系在一起,被称为“伯克利观察法”。产生这一思潮的社会背景是:19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社会发生剧变:社会信仰危机、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城市荒废等大量社会问题导致国家正统性的削弱。而伯克利学派提出的回应型法这一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就是对那一时代呼声的回应。[14]295-300“伯克利学派”提出了法的三种模式,即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三种模式。在压制型法中,政治与法律紧密结合,法律规则的运用受到政治权宜性准则的限制,广泛运用自由裁量权保护特权者的利益;在自治型法中,政治与法律分离,原则上以作为正义化身的法官为中心和由规则约束,程序是公正地使用规则的主要保障;在回应型法中,公共目的削弱了服从法律的义务,使法制自身具有了开放性和弹性,国家法制具有自我反思和自我矫正的精神。[15]31-128

  回应型法是为了回应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的一种便利工具的法律,即建立一种符合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法律机制。这种观点与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观不谋而合,法律现实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使法律“更多地回应社会需要”。 [16]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法律的变化相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滞后性,我们应该研究法律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的需要。[17]卢曼也认为,尽管法律体系在规范上是封闭的,但在认知上却是对环境开放的,即法律在各方面都得适应环境,一旦法律外的事实有所变化,情势发生变迁,法律体系也会按照环境的需要对自身进行调整。[18]378-417

  “法律理论既不是没有社会后果的,也不是不受社会影响的”。[15]3法律与社会的紧密联系要求法律必须与社会实际状况相适应。前述理论为我国转型期释宪机制的完善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启示。转型期各种社会关系和环境变迁对释宪机制提出了强烈的革新要求,完善释宪机制以满足这些要求不仅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当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转型特征对释宪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致使原有释宪机制无法适应转型社会需要时,及时对其加以完善和创新,既是释宪机制自身合理化的内在需要,也是社会情势变迁的外在要求。一言以蔽之,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释宪机制应着重提高其开放性和反思性,从而增强释宪机制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三 转型期完善释宪机制的路径:二元释宪机制

  

  释宪机制作为宪法解释制度,其路径的选择不仅需要社会环境,还需要一定制度环境的支持。我们认为,二元释宪机制是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对我国释宪机制提出的挑战和完善现有释宪机制合理的选择路径。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二元释宪机制的制度启示

  与任何其他制度一样,释宪机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首先需要以社会现实环境为基础,如果说前述转型期的社会变革已为二元释宪机制提供了现实环境基础的话,那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则从制度环境方面为构建二元释宪机制提供了启示。

  根据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务委会是我国的释宪机关。《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基本法》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对《基本法》的解释除了要考虑到内地的释宪制度,还要考虑到香港普通法体制下的法律解释制度。在面临这种困境时,《基本法》的上述规定对此作出了回应,这种规定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需要,满足了我国在制度变迁的新情况下对释宪制度提出的要求。《基本法》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与《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是相吻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解释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的主体,同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条款,兼顾了我国内地和香港普通法体制下释宪制度的要求。

  从前述我国现行释宪制度可以看出,释宪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解释《基本法》后,由于《基本法》具有宪法性质,后者在审理案件中对《基本法》的解释就是一种释宪活动,从而成为除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外有权从事宪法解释活动的又一主体。尽管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宪不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释宪行为属于《基本法》规定范围内的授权释宪,但由此形成了我国释宪权一元化,释宪行为二元化的格局,即释宪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释宪活动由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分工基础上共同行使。

  可见,我国宪法解释活动的行使主体并非单一主体,包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④《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解释权,顺应了时代发展变迁的需要,符合我国“一国两制”的基本国情,是具有高度合理性和现实性的理性选择。这种释宪行为二元化格局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我国二元释宪机制的制度基础,为构建转型期释宪机制提供了契机。尽管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权是以“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权为基础,而内地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但这并不能削弱其对于完善我国释宪机制的意义。因为我们至少可以从这种释宪权一元化、释宪行为主体二元化的释宪机制中获得一定启发,它对于修改和完善现行释宪机制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参照。但由于内地与香港特区制度不同,故它提供的只是一种启发和参照而不能完全照搬,至于完善后的释宪机制的框架和具体内容还需在深入研讨和多方博弈后才能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与香港特区释宪机制会有很大的不同。既然《基本法》可以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符合实际的释宪机制,那么随着转型期我国社会变迁的进一步发展,在内地现有释宪机制已无法适应新的现实情况需要时,我们也应当因时而变,对其进行适当修正和完善。

  言而总之,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当社会关系的变动、社会制度的变迁和利益与矛盾的冲突使现有释宪机制面临严重挑战时,《基本法》关于释宪行为行使主体二元化的规定为完善我国释宪机制提供的启发,在一定意义上为我国构建二元释宪机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制度支持,进一步说明了构建我国二元释宪机制是完全可行的。

  (二)转型期二元释宪机制的基本架构

  从前文论述可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化和发展,在我国实施二元释宪机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本文认为,二元释宪机制是构建和完善转型期我国释宪机制的合理选择。其基本思路是:在保留现有释宪机制基础上,适应转型社会的特殊需要,建立一种常态释宪机制,形成常态释宪机制和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非常态释宪机制并存的二元释宪机制格局。

  我们可以将当今世界各国的释宪机制划分为这样两种:常态释宪机制和非常态释宪机制。前者就是把宪法解释活动作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日常判案中凡涉及到需要解释宪法的场合都可对相关宪法条款进行解释。后者则是宪法不能在案件中被经常性地进行解释,而是在出现特定情形时由专门机关进行抽象解释。常态释宪机制的主要特点是:宪法与普通法律一样可作为法院判案依据,有案件管辖权的法官或者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直接对涉案宪法条款进行解释(如美国),或者将其提交特设的有权机关针对具体案件进行解释(如我国台湾地区)。非常态释宪机制的主要特点是:宪法不能作为法院判案依据,普通法律适用者在审理案件时无权解释适用宪法,也不得将涉案宪法条款提交有权机关解释,释宪权由不审理具体案件的特设机关独享。⑤

  在常态释宪机制下,由于释宪者经常性地对抽象宪法条款进行具体化的解释,这不仅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权威性活动规则,为化解纠纷提供了裁判依据,还满足了社会发展对制度供给提出的强烈要求。从常态释宪机制的特点可知,由于这种释宪机制能够使宪法解释与个案相结合,有利于推动宪法实施和实现宪法权威,从而对于充分发挥宪法的价值和功能具有重大意义。而在非常态释宪机制中,释宪权由不审理案件的机关单独享有,由于它没有参与宪法的具体实施过程,无法了解宪法在实施中遭遇到的疑难与困惑,不能深刻感受到解释宪法的必要性,这种缺乏释宪驱动力的释宪机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由于抽象的宪法条款难以得到具体化而使其内容在生活中很难得到充分实现。

  在我国内地,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唯一有权从事释宪行为的主体,其释宪行为属于抽象解释,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遇到需要解释宪法条款的情形不能提请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更不能自行解释。这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进行抽象解释的释宪机制属于非常态释宪机制。⑥从实践角度而言,这种单一释宪机制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滞阻宪法内容的实现通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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