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黄益平:中国改革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4 次 更新时间:2013-05-28 22: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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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您刚才讲中等收入陷阱四步曲,最终归结为体制固化,经济长期增长是制度决定的。十八大之后,国内对改革的呼声非常高,民间也有很多呼声,从经济学和避免中国走入中等收入陷阱角度,能否列举中国当前最大的制度障碍?

  蔡昉:其实可以列举很多例子。2010年之后我们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不应该超越潜在增长率,仍然在拉动潜在增长率,我们作过模拟,2010-2020年劳动参与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的话,劳动参与率就是15-59岁人口中有多少人愿意就业,人口已经是负增长了,想增加劳动力供给一定要提高劳动参与率,也就是就业率和愿意就业人的比例,如果可以就可以在这十年之间提高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

  有人说提高潜在增长率就是延长退休,接近退休的人力资本很难在企业需要,你不让他退休他也很难找到工作。由于户籍制度因素,地农民共不能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不能指望在这儿退休,家庭不能跟着他,所以他到40多岁就要考虑,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劳动参与率,因为农民工总量2.5亿,进入城市1.6亿,这些人比例很高,他的劳动参与率低整个劳动参与率就低。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直接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和(经济)潜在增长率。刚才黄老师说我们的工资涨的很快,不涨这么快,农民工就转移不出去,即使这样,缺工问题还解决不了,仅仅靠工资上涨解决劳动力供给问题,当然农民工流动,效率也可以提高,但不希望这种转移一点时间都没有,不希望是“休克式”疗法,想适当缓解一下,就用公共政策替代改革,工资增长缓解一下,10%-12%也很好。但户籍制度上,你可以提供他基本的公共服务,提供给他孩子受教育机会,能够让劳动力继续转移,就意味着继续创造资源,提高配备效率。2010-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加1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又可以上升1个百分点,这也就是制度红利,也就是说我们直接把制度红利算出来了,通过改革可以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

  您今天的题目是如何通过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到了制度红利的问题,您能否谈一下中国具体改革有哪些措施,尤其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制度改革占改革中的作用是什么地方?刚才说提高收入水平,农民工转移,“两会”期间李总理接受记者提问,说农民工造成留守儿童增多,也建议让农民工回乡,您对农民工进城转移和农民工回乡比例应该各占多少?

  蔡昉:对农民工转移,进行城镇化不光是中国人的担心,是整个发展经济学所担心的,一是进入城市,造成“城市病”;二是过快劳动力流失,造成农村的凋敝,这是我们过去非常关心的,也是过去这些年我们政策中有点进进退退,不那么彻底的一个原因。其实认真研究“城市病”和农村凋敝现象的国家,会发现所有这些现象和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没有关系,都是公共政策的问题,有没有城市病在于城市能不能创造出就业机会,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你能不能提供最基本的均等公共服务,做到第一点就好,我们做到了第一点,中国没有严重的城市病,到印度和南亚,满街都看到非正规就业人员和没工作人员,因为他制造业非常不发达,创造不出那么多人来,他的服务业比重高,他的所谓服务业是你作为游客,他跟你两个小时,你最后给他0.5元人民币,这是没有意义的。

  农村也是如此,就中国情况来说,农村出现留守儿童问题,“38-61-99”部队问题说穿了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彻底,因为他身份没有变化就没有实实在在在城市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所以不能把孩子和老人带来,所以劳动力转移就是半拉子的,不彻底的,我们的城镇化也就是半拉子,不彻底的,所以解决这些问题是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让劳动力彻底转移出来,这是十八大第一次提出“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这是非常重要。

  问:对比南亚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发现在长期发展阶段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南美没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前高速发展阶段和中亚相比,基尼系数显著高很多,现在我们基尼系数比较高,不知道两位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黄益平:今年1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数据,2003年-2008年一直在往上走,然后在往下走,基尼系数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指数,2008年以前收入分配一直在恶化,2008年以后已经有改善,数据出来之后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太认同,觉得政府反正就说一些数据,编造一些数据,因为我们知道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程度非常高。我的看法是这样,数字有没有被低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数据是0.47、0.48,去年西南财经大学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公布出来的是0.61,据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音)教授说是全世界第二高,第二个国家是个非洲国家(我忘记名字),这个数字确实非常高,大部分学者觉得有点高估,李实(音)教授做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合理的数据在0.51、0.52,刚才蔡老师提到了有红色收入问题,也有很多没有报告进来,灰色收入一般是高收入阶层,这个数字被高估有可能,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确实很突出,这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我自己觉得2008年以后开始慢慢地改善可能是有道理的。简单一条,当民工工资大幅度上升时是个什么概念,穷人工资涨的比较快,穷人是靠工资收入,富人靠投资回报,当工资大幅度上升,尤其短期内实际穷人收入涨的很快,富人投资回报、利润受到挤压,简单的机理来看收入分配改革有一定道理,但不是这样就没有问题,国家还是要制订改善收入分配制度问题,可能还要往上走,但大部分学者没有发现,从我对劳动力市场、要素市场进行分析觉得有一定道理,所以我不像有的学者那么悲观,认为已经有所改善了。

  蔡昉:我赞成,这本书里有一张叫库兹涅兹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一定逻辑上接着库兹涅兹转折点,库兹涅兹转折点是指随着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扩大,到一个转折点会缩小,刘易斯转折点是库兹涅兹转折点的前提,就因为刘易斯转折点本身还不足以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因为现在说的收入分配改善还是劳动收入,资产收入是土地开发中的那些钱、开发矿山的钱、国有资产重新分配中的资源被谁赚了,这些被真正遏制才能缩小收入差距。

  黄益平:还有存款收入压得很低,现在利率管制的结果是穷人转给富人,穷人把钱存到银行,富人从银行借钱,形成这样的机制。如果利率市场化对缓解收入不公平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问:“刘易斯转折点”是不是个伪命题还有待考证,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也在开始怀疑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刘易斯转折点”是不是与劳动力需求、经济发展速度、规模、结构相匹配,缺不缺点劳动力,有没有考证?金融危机是个突发性事件,会不会是个短期供需结构不均衡引起的。户籍制度是个很大的问题,研究刘易斯转折点都是在别的国家研究,包括发达国家以及中等收入国家,他们都没有户籍制度,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但在中国由于户口制度,所以引起了与户口相关联的一连串利益的影响,如果把户口制度改革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有劳动力的短缺。

  蔡昉:刘易斯模式经济发展在中国最典型,这个转折点中国也现实地发生了,很多现象很典型,应该说是中国命题,国外很少,找不到太多的文献,不是没有,但极少。制度因素当然存在,要消除制度因素可以把劳动力供给条件,像我们模拟的那样进一步改善,增加劳动力供给,可以维持经济增长,但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排斥经济发展大的转折趋势,作为中国人你说中国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任何国家也有特色制度,比如印度还有种姓制度,其他国家在非常低的经济阶段上70%、80%都不能就业的经济还有教会,这对我们的户籍制度的约束更大。你可以判断在给定的不变制度条件下,从劳动力无限供给,不需要涨工资,永远可以由人雇,到没有涨工资他就不来了,这种现象在各地都能看到,这是根本性的变化。接下来你再研究还有一些特殊的制度现象,如果从制度中发掘潜力发展人口红利。我们国家没有必要做理论创新和造出一个概念,只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你我们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提醒你以后要做什么,如果非要说它是伪命题,不去研究它会缺失很多信息。

  问:您提到人口红利2010年开始消失,抚养比不断向上,我想提出一个计划生育问题,您是否支持放开二胎政策,您认为有没有什么可制定的政策?

  蔡昉:因为我不在政府,只是作为学者研究的结果对政策的猜想,今年政府报告上讲“根据变化了的人口变化的情况逐步完善政策”,这个话和以前有点不一样,回到1980年中共中央致全体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就是独生子女文件,当时没有发红头文件,是用公开信的方式,其中讲到了号召全体青年人只生一个孩子,其中有一句话说三十年以后,今天人口上遇到的困难就发生变化了,那时候我们可以实行不同的政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这句话比照当年的话能不能算是一个呼应?所以我们的政策已经给出了一个要积极调整的信号。

  第二,有几种可能的调整方案,比如从现在的两个独生子女可以生两个可能会变成先单独;还有一种是索性从一个孩子变成两个孩子。事实上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孩子,政策是1.5个孩子,所以从1.5到2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有很多人不想生,这也是一种可能性。目前我们猜想政策还不会,中国都是渐进式改革,所以我猜想三个孩子是不会同意生的。目前经济计划委员会和卫生部合并,可能要处理机构调整和重新分工的事儿,最忙的这段时间过去以后,生育政策应该会提到议事日程。

  作为研究者,我认为生育政策调整有两个就够了,一是取其于民,二是以人为本,每个家庭有不同的需求和情况,应该让家庭做一定的决策。至于生下来的孩子不可能马上产生劳动力,那么这段时间中国的抚养比会快速上升,我也认为如果生育政策调整以后大家会不会把生育率迅速提高,我认为不会有很大提高。

  黄益平:很多人看东亚国家的数据,有些人即使有鼓励生的国家也不会多生,尤其韩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也是这样。第二,同学们毕业结婚以后都有生两胎的选择,当然生不生是自己的问题。

  问: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强行拉动需求去拉动经济增速,我看到林毅夫教授的观点,依然通过在可以提高经济基础设施的地方增加投资,我不知道您两位的观点是不是矛盾的?我们今后要怎么扩大投资?

  蔡昉:其实我们不在于说两个观点矛盾不矛盾,我是想把逻辑关系先说出来,决定潜在增长率的是供给方面的因素,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环境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速度来决定你的潜在增长率。需求是存在激励,能不能使你跑那么快,但归根到底不能决定你能不能跑那么快。按我刚才的模拟,如果劳动参与率能够有所提高,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能有2个点的增长速度,从现在的6.7%涨接近2个百分点,涨到8%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我希望是靠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短期内有所增长,如果还有所欠缺的话仍然需要投资需求。为什么不要靠需求拉动就在于我们的需求创造是根据需求而去推动,而不是为了拉动增长率而制造需求,否则就是产能过剩。

  黄益平:原理上来理解林毅夫老师说的和您说的也有类似的地方,他说的投资不是说政府就应该拉动投资,而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技术进步是需要投资的,这个投资可能是形成新的技术,也可能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也是缓解生产潜力的约束,原则上来说我认为这两个不是特别矛盾,但至于其他的重点和问题我不能代表领导回答你的问题,但我认为它们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推动种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来促进经济增长。

  问:蔡老师关注过社会保障问题,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进入全民社保阶段,蔡老师您有怎样的看法?

  问:蔡老师,我想了解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和经济发展变化的关系,我们有个普遍性的共识,认为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人口结构时有利于维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的问题在于,当前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如何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在您讲课过程当中我觉得您好像把进一步开掘人口红利进行调整来延长退休年龄,您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本有利于发展吗?(提问者声音有点小,没有话筒,需确定)

  问:十八大以来都很重视一个提法--推进城市化进程,很多地方推动新型城镇化概念,您认为推动新型城市化和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有没有什么关系?(提问者声音有点小,没有话筒,需确定)

  蔡昉:社会保障的作用,我想任何时候都需要社会保障,因为经济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人需要一个社会安全网络保护他,未来产业结构调整会非常迅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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