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 茅于轼、资中筠、钱理群等谈《国士——牟宜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82 次 更新时间:2013-05-24 20: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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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丽华:

  大家好,《国士--牟宜之传》新书发布会正式开始,现在按顺序发言。先请传主牟宜之先生之子牟广丰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牟广丰:

  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特别感谢来参加会议的全体嘉宾,今天来的大都是我国知识界最著名的学者,其中有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作者清秋子先生。感谢新星出版社刘丽华女士。

  我有很多话,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选几个重要的节点来说:第一个,大家请看这个碑,我发现它不到半个月;碑立于什么时候呢,大家看,民国三十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在日寇秋季大扫荡之前。一九四一年三月份到六月份,那个时候我父亲担任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沂蒙专区专员,有一个县叫沂南县,有一个乡叫砖埠乡,有一个村叫袁家口村。沂南县有三十多个村庄由于地势低洼,在沂河与汶河交汇处,几百年来常遭水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特别强调民生,我父亲身为专员,发誓要为老百姓解决水患之灾,于是就发动群众修堤。这个堤呢,共计长5039公尺,土堤4730公尺,石堤长308公尺,石堤宽底4公尺,顶1公尺,高度5公尺。地基1215公分。用民工56300人,石工8962人,用石灰87500斤。花掉当时的国币15,474元7角2分。在敌后战斗环境与春荒十分严重的时期能克服困难,铸此劲功,实为我抗日民主政权对民众关怀之切。老爷子给这个堤取名为民主堤。当时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黎玉题词:民主战胜一切!因为一九四零年家父在主政沂蒙区时曾发布过抗日根据地《人权保障条例》,党史专家李维民先生曾就这个《人权保障条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上,是吴思先生告诉我的。当时是三三制,沂蒙根据地一些进步的尤其是留学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参与到抗日民主政权里来,他们的民主理念非常强。我觉得发现这一个碑,取名民主堤,“民主战胜一切”,对我们的党史研究也好,对中国水利史研究也好,对中国赈灾史研究也好,都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再看这个民主堤,有山东省沂蒙区参议会,它是民主政权的参议院,参议长范明枢先生为我父亲立这个碑的题词:“上天下地,人位乎中,志士担当,乃有事功;袁家石梁,二水洪流,历年为灾。牟子宜之,矢勤三月,于焉荡平,”

  这位范明枢老先生当时七十六岁,题的这个词。我觉得我们党在当时还是有民主基因的,这是一个节点。

  第二个节点,我从小受我父亲影响比较深,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我才两岁,没上幼儿园一直跟着他,不让他工作了,没事干他很苦闷。我家住阜外大街,他到最近的月坛公园下象棋。也有些中共高层干部跟他一块儿下棋,比如水电部的冯仲云。有时候我妈妈做好饭让他回家,给我一毛钱或七分钱,算得很准,当时四分钱公共汽车票,三分钱一根红果冰棍,五分钱的奶油冰棍买不起,给你这个车钱冰棍钱你去把你爸爸叫回来吃饭,到那儿老头下的正来情绪,说我还没下完呢,掏出来一分钱,棋摊旁边有个小人书摊,一分钱租一本小人书,有时候他跟我说咱们能不能走回家,你能省四分钱车票,不吃冰棍你还能省三分钱,这七分钱你算算能看多少本小人书?有几次这样有一毛多钱你就能买一本小人书了。就是从小鼓励我们看书,他给我们的格言是“撑开肚皮吃饭,瞪起眼睛念书”。

  第三个节点,请看昂昂溪那个破房子,这是我们家在东北流放时住的。昂昂溪那个小荒村,想改善生活得上五里外一个集镇买点烧饼馒头。有一次妈妈给我一块多钱,去镇上买馒头,但是在镇上唯一的书店来了一本我认为非常好的书叫《世界概况》,花花绿绿一百多个国家的国旗,还有首都、人口、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于是,我就将这本书买了下来,结果没钱买馒头了。回到家里,饿着肚子的妈妈急了要揍我,我爸爸却护着我,问买了什么书,一看是《世界概况》,哈哈大笑,说好书到手不问钱!我给你妈呼大饼子去。日后他让我背各国首都,说地图上三个圈以上的城市都记下来,争取以后有条件去--当时觉得跟做梦一样。对这件事我特别感动,老爷子从小教我们: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

  今天能在这里回忆老爷子点滴事,我非常激动。再一次感谢这么多好朋友这么多长辈来捧场,谢谢大家。

  刘丽华:

  请本书作者清秋子先生讲话,他是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外孙。

  清秋子:

  非常激动,这么多前辈、老师,可以说集中了当今中国思想界最优秀的人物,对我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我生活在边远地区海南,也是文化边缘地区。我深深地感到各位的著作、观点和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你们是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人,我向你们致敬!

  我受广丰的委托写这本书,是一个意外。以前没接触过这个题材。广丰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了解他父亲,了解那一代人,了解那一段历史。写作过程中我研究了中国近现代史这一段,发觉跟过去的印象完全不同。刚才广丰讲了许多细节,我写作中也发现了许多没想到的细节。现在很多人还是英雄史观,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细节,广丰父亲通过敌占区从海上绕过半个中国经香港、越南入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了几个月。一路他化装潜行,环境险恶,三次被同胞认出来,悄悄问他,你是不是抗日分子?他当然不能承认了。如果同胞们没有朴素的爱国心,牟宜之早就暴露了。所以我认为中国革命当时完全是在人民支持的这个背景之下,才能发生并成功。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团体哪一些精英分子能单独搞成的,这对我触动非常大。这个题材太厚重,这个人物太厚重,他所承载的东西超出了我的能力,承担这个任务感觉沉重,他的经历也使我感到沉重。写作这半年我的心情非常压抑,就感觉我和老先生一起度过了他那艰难的一生。他那一代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在清末民初,中西优秀文化交汇,两种文化优秀的部分共同孕育出来的这一代人,有独特的品格和气质,这种人现在很少见了。这种文脉五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后被彻底切断了,很难见到了。现在很流行“民国范儿”这个词,我认为这个“民国范儿”和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和那一段历史有关系。由于五十年代以来对传统文化否定过度,把这一块抽掉之后,就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是牟先生体现出的那种中国士大夫气质成就了他的一生。但这也是导致了他最后的悲剧。他宁死不屈、宁折不弯,他在文革中写的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他对历史的分析判断,是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做出来的。为了写这本书我去了昂昂溪。我也下乡插队八年,特别有感觉。我站在东北大平原上就感觉到,老爷子是怎么在这里度过的,八年时间和抗战等长。他被逐出主流逐出这个体制,不让他工作了,在这种条件下他生活了八年。他对历史非常清晰深刻的判断,即便在今天掌握了这么多信息之后我们的判断也不过如此。我对他这个人,这种人格的产生,他的思想发展,抱有浓厚的兴趣。

  我们今天要想继承他未完成的遗愿,仰慕他的风范,就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出来。今天到会的学者们在思想上都有这个风范,在微博上看到你们的观点,我是非常佩服的。只有坚持追求原道的精神,坚定良心,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我们面对具体问题大家都不敢说话了,那这个国家就彻底没希望了。

  我就讲这些,宝贵的时间,来聆听各位学者们的教诲。

  刘丽华:

  清秋子先生是著名文学家,写过很多作品,如《北京有个地老鼠》,写北漂的,我看过,他那时在北京很艰难,但仍能坚持写作坚持他的理想。

  今天来的嘉宾非常多,时间有限,每人发言三到五分钟。

  首先请江平先生发言。

  江平:

  今天在座的我算是比较年长的吧。牟宜之先生长我二十一岁。今天到了这么多学者而且各个领域的都有,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他的人格魅力确实很感人。我第一次了解的就是他的诗词,我本人很爱好诗词,也出过诗词集,但是我看了牟宜之先生的诗词,觉得很富有时代感,紧紧围绕着战争--当时民族生存的最大问题。他的诗词把个人感情完全跟民族连在一起。比我们早二十年那个时代最可贵的就是抗日,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直接投身抗日第一线,这是最可贵的。他以后的著作,其他的方面,都和这段人生经历有关联。看了李锐同志的介绍,进一步了解了牟宜之先生,他的右派经历,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感慨,这位毕生爱国的人,划了右派,文革期间也受难,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国家在那个时期没有一个能让爱国人士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环境。反而他们都遭到了冤屈,受到迫害,最后郁郁而终。虽然现在可以说右派平反了,但是牟宜之先生没有看到这一天。他这一生的后半期,就是我国知识分子受迫害的真实写照!历史上这种情况多得很,他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从这两点来说,我们之所以要特别纪念他,一个是他爱国的理想,民主的理念;一个是他虽深受迫害,却没有看到平反便故去。谢谢大家。

  刘丽华:

  请茅于轼先生发言。

  茅于轼:

  宜之老先生零九年出生,我是二九年出生,大我二十岁。但他和我有相当一段时间是重合的,就是从解放到文革这一段,他最后的遭遇非常值得我们同情。但也不光他一个人,很多知识分子,革命前辈都是这个命运,包括刘少奇、彭德怀这些人,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最后把他们吃掉了。到底我们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这确实是我们的大问题,中国正走在分界点上,中国有右派有左派,他们的想法截然不同,但最后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建设一个好的中国,但是道路截然相反。四九年解放我刚大学毕业,非常拥护毛主席的,现在我变成一个反毛分子了。为什么我不相信他、现在这么反对他呢,是我的脑子里出了什么问题吗?左派分子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因为他们所理解的老百姓的利益和我心中的老百姓的利益差别挺大的,甚至是严重对立的。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制度?什么是必不可缺的,这是目前摆在老百姓特别是学者的面前的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回答错了,将来的中国人还要遭罪,这就我想说的几句话,谢谢大家。

  刘丽华:

  茅先生说了这么一个问题,原来他很拥护毛泽东的,为什么现在他变成这样,看来这本书宜之先生也有这个问题,他晚年内心是非常撕扯的。早年他内心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到了晚年他内心会有撕扯、纠结,很痛苦。这个清秋子先生在书里已经写出来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反思。刘宾雁先生说过第一种忠诚和第二种忠诚是一个矛盾。但是我觉得还应该有一种忠诚是对自己内心的忠诚,对自己良知的忠诚,如果有这种忠诚肯定就会有这种撕扯和冲突。

  下面请严家炎先生发言。

  严家炎:

  我觉得四九年之后出的一些事情呢,可以说九成九根子是在毛泽东那里。解放初中共中央是有过一个意见的,要有一个十五年的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然后再向社会主义前进。中央通过的决议,后来毛一个人把它推翻了,五二年五三年就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了,五六年通过了一个和苏共一样的反个人崇拜的决议,就是中国共产党也要反对防止个人崇拜的决议,毛也签了字。结果个人崇拜却越来越严重。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讲话,是赫鲁晓夫请他讲的,他讲什么呢,他说世界革命不要怕人类死一半,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中国几次都是人口减少了一半,唐末、汉末等等。中国现在不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吗?这个话把六十四个共产党工人党头头们吓坏了,当然不会赞成他,他很有点失望。所以他回来觉得中国应该做一点事情,贡献大一点,就来个大跃进。五七年钢从五百几十万吨涨到五八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粮食也要翻番,逼着下面说谎话,结果至少死了三千七百多万人,这是有统计数字的。再后来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他和林彪两个为什么要穿上军装来检阅百万红卫兵,我当时非常不理解,怎么穿起军装来了,文化么,那就是发动红卫兵动手,让红卫兵打人,武斗,这个根子在他那里。我非常赞成几位先生刚才讲的,牟宜之先生是一个非常坦诚的共产党员,他坦诚地讲自己的意见,因此被划成了右派,文革中被迁到黑龙江,吃尽苦头,他是我们的榜样。

  刘丽华:

  请钱理群先生讲话。

  钱理群:

  我按照我的习惯写了书面稿子。但今天这场合不适合详细讲。我想讲一下牟先生所代表的精神。作者把书命名为“国士”,显然是要强调他的国士精神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现代发展,我觉得能更准确表达牟宜之先生精神的还是这个命名:“古典共产党人”。也就是说他把中国传统的国士精神和现代革命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个结合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在牟宜之先生的一句话:“我是绝对地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牺牲一切”。这个真理在中国古代说的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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