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7 次 更新时间:2013-04-19 09: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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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国内政治宪法学中的陈端洪、高全喜、翟小波等都具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双重面向,且对于政治宪法与共和主义的理论关联抱持肯定的态度。不过,本文所奠定的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基础则既不同于阿克曼拼盘式的“自由共和主义”,也不同于英国学者激进的现代共和主义,和国内宪法学者的既有论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的理论主张是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不过,笔者的理论选择显然受到上述诸位对共和主义不同理解的深刻启发。为更好地陈述“保守自由共和主义”的理论立场,笔者有必要在这里简要指出上述诸种立场的偏颇之处。

  首先是阿克曼式的“自由共和主义”方案。阿克曼是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寻求折中,这种寻求方式得到美国学界乃至于中国学界部分前沿理论家的共同支持。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或者任何不同比例混成下的自由共和主义,都缺乏一种明确的与传统进行对话、和解与会通的理论意识和意愿,都可能成为一种激进的现代性方案。尽管共和主义有着古典的渊源和公民德性的指向,但在现代自由主义和启蒙理性主义的诱导之下,所呈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具有激进倾向的现代共和主义。所以,自由共和主义方案可能遇到两个根本性的问题:(1)这种方案中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具体关系、优先性以及制度条件如何设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理论与实践命题;(2)如果缺乏保守主义的制约,这种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混合版可能表现出更强的激进主义倾向。这种疑难已经出现在阿克曼的“高级立法”程序之中,阿克曼不得不经常变换关于这一宪法政治过程的程序条件并充分动用常规政治框架内的既有机构来抑制这一特殊程序的激进化倾向。只有“保守自由共和主义”才能够提供一种真正克制现代政治理性主义之激进化倾向的理论可能性。

  其次是英国的激进的现代共和主义方案。政治宪政主义为何不应该以“无支配”的共和主义自由观作为唯一的规范基础呢?从本文对汤姆金斯政治宪法理论的分析之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自由观有可能导致非常激进的、革命性的政治后果。严格按照这种自由观念,则人类政治生活中一切带有传统权威因素的制度都应当被干净彻底地废弃,比如汤姆金斯就主张彻底废弃英国的君主制,建立纯粹的共和制。汤姆金斯的理论误区在于未能正确理解英国君主之因素在英国宪政中的“尊严”性质以及维系英国政治统一乃至于英联邦政治联合的关键性作用。汤姆金斯正确接受了共和主义的“无支配”的自由观,却错误地得出了非常激进的、在英国宪法改革中很难受到多数人支持的、在英国宪政的政治理解上颇不成熟的方案。实际上,英国的这样一种激进共和主义的主张有着深刻的古典根源。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致力于挖掘和复兴源自罗马、兴起和转型于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城邦共和国及英国17世纪革命中的“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11]。这种共和主义沿袭源自罗马传统中的“自由/奴役”二分法,主张一种公民自治和积极参与的政治理想,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中获得政治实践,而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成为议会共和派的重要理论论据和克伦威尔激进共和政治的思想基础。这种共和主义与君主制严格对立,主张一种彻底的共和革命。如果这种进路成功了,英国就没有“光荣革命”了,从而在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也就没有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的差异了。霍布斯面对17世纪上半叶波涛汹涌的激进共和主义,运用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的新政治科学论证出了一种绝对主权论,主张不应该打破一切传统“支配”关系,只要该种支配关系具有可被理性证立的正当性基础。[12]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可以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这是霍布斯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贡献,然而霍布斯又是一个绝对王权主义者,其通过“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对绝对王权的论证很难获得17世纪以来现代政治思潮主流的认同。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最终以伟大妥协的方式光荣结束,如何解释和巩固英国的“光荣革命”成为当时英国政治思想家的中心理论任务。霍布斯以绝对王权主义对抗激进共和主义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告失败,但其对抗任务就没有结束,而是由洛克和柏克共同完成。洛克的《政府论》为英国光荣革命奠定的宪制模式提供了真正自由主义的理论证成。在洛克的框架中,绝对王权被改造为议会立法权,自然权利则成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和保护义务的对象。不过,洛克的自由主义也有潜在的激进化倾向,革命和人民反抗并没有在理论和制度安排上获得恰当的处理。柏克的保守主义正好对洛克的自由主义形成某种中和与折冲的效果。经由洛克和柏克,一种适当尊重历史与传统的英国宪政主义便以“保守自由主义”为底色。所以,当英国的激进共和主义以某种“政治宪政主义”的形式重现展现自身时,我们需要保持理论上的审慎,一方面汲取其有益的共和主义养分,另一方面则需要以一种保守自由主义的立场来制约其激进化的倾向。英国的激进共和主义对于“无支配”自由观的重构是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仅仅将一种理论上的“无支配”观念与现实制度中的“支配性”制度进行简单比对并提出激进的改造方案是不够的。当然,对于政治社会中的诸多“支配性”制度,也不能简单抱持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正确的理论立场应该是如何运用传统和理性促进“支配性”制度的结构化,呈现、固化并扩展这些制度的内在理性,抑制这些制度的非自由和非理性的成分,实现一种维新和改良。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发现和废弃支配关系,而是如何理性地认知和改良支配关系。

  至于国内政治宪法学者关于规范基础的寻找与论述,高全喜教授最为接近本文所谓的“保守自由共和主义”立场,这不仅体现在他多年来的思想主张之中,也集中体现在他近来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专题研究之中[13];而陈端洪和翟小波的立场则接近一种“自由共和主义”,在保守主义维度缺乏明确的理论论述。[14]

  经过上述理论辨析,这里对本文主张的“保守自由共和主义”进行简要的正面说明。这一思想框架的核心是“共和主义”,遵奉人民主权,认为任何现代政治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之上才具有正当性。在此基础之上,这一框架侧重从原则和制度层面梳理某一政治共同体宪法文本中的“政治宪法结构”,对人民主权的具体制度形式予以结构化分析,评估与人民主权有关的具体政治宪法制度的合理性与制度实效,从解释论和立法论的双重立场提出相应的批评和建议。不过,这一思想框架同时必须承认个体自由,不能提出过于理想化的共和主义公民美德及其义务指标。此外,这一框架还必须具有保守性质,承认一种承载传统文化与习俗的社会自治框架,承认现代政治(无论是自由的,共和的,还是自由共和的)在理性建构上的有限性,从而为保留社会或重建社会预留思想与制度空间。因此,这一框架所要求的公民德性是有限的,政治建构也是有限的,个体在社会层面同时享有两种类型的自由:(1)保守主义下的传统自由,即可与现代自由兼容的传统社会自由与个体自由;(2)共和主义下的积极自由,对于共和主义传统深厚的社会,这是一种保守主义性质的要求,对于共和主义传统薄弱的社会,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性质的要求。而在宪法界定下的政治领域,这一思想框架要求立法机关和具有规范创制权的其他国家权力机关应不断创设和修正适合于公民参政的制度条件,而公民则应基于公民身份和有限德性而成为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政治领域的理性而负责的参与或自治主体。

  

  2、政治宪政主义的制度原则:八根支柱

  

  基于上述规范基础,政治宪政主义的制度原则可以具体化为八个方面:(1)保守性原则;(2)共和原则;(3)公民原则;(4)公开原则;(5)参与原则;(6)社会自治原则;(7)协商原则;(8)责任原则。这八个方面构成了政治宪政主义的八根支柱,其中前三项原则为根本制度原则,后五项原则为具体制度原则。政治宪政主义认为,只有这八个方面得到具体制度的和谐融贯的支撑,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结构”在宪法性质上才构成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且其转型政治或常态政治才可能获得共和主义的健康的滋养,从而使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基于宪法的政治生活真正获得理性化与结构化。下面就对这八项制度原则进行理论上的解释与说明。

  ·保守性原则——这当然不是非常政治宪法学的原则,而是转型政治宪法学和常态政治宪法学的原则,其根本点在于成文宪法前提的确立。成文宪法的逻辑是一种“革命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of revolution)逻辑,是通过宪法巩固革命成果并消解革命暴力倾向的理性主义逻辑。在此意义上,政治宪政主义的保守性原则与宪法教义学的保守性原则[15]具有类似的理论旨趣。不过,政治宪政主义的保守性原则还具有超文本的文化意涵。这样,这一保守性原则就同时指向两类规范:(1)成文宪法规范;(2)作为宪法背景规范[16]的传统文化规范。不过,在政治宪政主义所依赖的“保守自由共和主义”框架中,成文宪法规范是核心,是任何政治共同体建立现代宪政体系的主导框架,而作为背景规范的传统文化规范构成成文宪法规范的有益补充或解释依据[17]。这表明,政治宪政主义坚持的仍然是一种现代性立场,但又不是一种激进主义和理性乐观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立场,这一立场对于文明的古典性抱持着“同情的理解”和“创造性转化”的理性意识。因此,在这一保守性原则之下,非常政治下的“革命”和“制宪”就被从法律和传统两个层面同时排除出去了。当然,这里并非否定“革命”和“制宪”的开创性意义,而恰恰是建立在肯定、承认并理性守护前述开创性成果的基础之上,而严格戒备“不断革命”与“不断制宪”对既往“革命”与“制宪”成果的颠覆。

  ·共和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涉及现代国家构建与权力共享。现代共和原则的核心是人民主权,其基本理念是人民自我立法和“众人为众人之事”。共和在其理念渊源上具有财产法的背景,即将共和国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这一理念最终支持了人民主权在现代的确立。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现代宪法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宪法制度落实人民主权,这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过程,亦即所谓的“立国”问题。“道”为一,“肉身”可以多元,因此这一原则并不必然要求进行激进主义的现代革命,追求一种单一化的普适政治模式,而是主张基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进行制度改良,使之渐然符合共和主义的基本要求。为此,政治宪政主义对宪法文本的关注侧重于政治原则与政治制度,侧重于特定宪法文本如何在结构意义上落实人民主权,以及如何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和制度实践来支撑具体的人民主权制度形式。共和原则还关注人民在何种事务与何种制度程序中具有直接参与和决策的权利,欧美世界在1960年代以来关于共和主义复兴的讨论中已经将这一维度充分展示出来。这样一种共和原则的宪法落实被巴伯教授称为“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其所张扬的绝对不是通过一套精英化的代议系统和司法宪政主义的守护系统来保护消极的个人,而是重新思考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在新的理念背景与技术条件之下如何可能的问题,即民主是否可能超越自由主义设定的“作为动物管理的政治”而真正成为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政治”。[18]共和原则为当代宪法框架内重新思考民主形式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

  ·公民原则——政治宪政主义在“立国”之外的同等重要的目标是“新民”。成文宪法的制定只是表明了人民的初步成熟,但这不等于人民的真正成熟以及作为人民之来源与微观基础的公民的成熟。政治宪政主义的“公民原则”就建立在对组成政治共同体的个体的公共性的认知与追求之上,其规范目标不是指向将个体抛入消极自由的孤独处境之中从而成为缺乏有机联系、认同感与集体行动能力的原子化存在,而是发掘和引导公民德性、公民身份、公民责任和共同体行动能力。这一原则与共和原则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侧重于公民人格和民主过程。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体制是人际政治交往实践的产物,摆脱体制对人的自由的压迫的关键不在于放大人的私性自由和去政治化,而在于强化体制的公共属性,强化立法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公民作用。当然,现代社会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个自由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义务应该是适度的,但其程度必须足以保证体制的公共属性,保证立法与政策不偏离公共利益。成为公民是个体权利保护的根本机制,放弃成为公民则可能成为各种形式的精英专制的诱因。自由主义诉诸多样性,主张多元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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