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胡适与转型中的中国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6 次 更新时间:2005-03-29 2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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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  

  要算这篇最慢了。”⒂在这篇做得“最慢”的文章中,他把几年来所不断思考的关于“整理国故”的观点更系统地提了出来:(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故研究的范围;(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至此,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终于成为胡适自提出“整理国故”以来不断修整之后的较成体系的主张。

  

  “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都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看来,文学革命重在革新文体文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期的主张之一;整理国故重在对传统学术的重新整理与研究,是新文化运动继续深入发展之后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的一种态度。不过,两者在内容、目的、影响以及客观效果诸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尤其是整理国故运动,一度引起倡导新文化的阵营和守旧派势力的比较复杂的褒贬毁誉。

  

  胡适大力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一方面涵盖了上述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从他本人所从事的具体研究上看,主要反映在“广义的史学”⒃方面,有对古代哲学史、哲学家、史学家的研究与考证,对《水经注》的研究等方面,都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史学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胡适又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只是未能及时完整地出版问世,影响不大。关于中国哲学史,胡适还曾与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就墨子研究的诸问题进行过一场讨论,又曾与梁启超、顾颉刚、冯友兰、钱穆等人就《老子》成书时代问题进行过一场影响范围更为广泛的讨论。1934年,胡适完成了五万余字的《说儒》,以新的眼光和视角对儒学的产生、发展、流变作了颇有创见性的论述,被认为是“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它“杂糅中西,做得恰到好处”⒄。

  

  以戴震研究为中心,胡适对近世哲学也曾有过系统的研究计划,后虽未完整成书,却也留下了《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1923年)、《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1924年)、《戴东原的哲学》(1925年)、《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1928年)、《颜李学派的程廷祚》(1936年)等一组很有份量的论著。胡适在这些论著中进一步分析了清代学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的特点,指出了清代学术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从更深的层次宣扬清代学术的治学方法。

  

  相比之下,胡适对两位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和崔述的学术的刻意阐发,对于史学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章实斋先生年谱》(1921年)区别于旧式流水帐式的年谱,重在表明章学诚的学问思想。在写法上,特别将章学诚著作中的重要思想观点按年代先后分别录入谱中,并对谱主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梁启超评价说:“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并及其时代思潮”,是“近代学术界一盛事也”⒅。《科学的古史家崔述》(1923年)一文,首次全面肯定了崔述史学成就的意义。他说:“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步谋更向上的进步。”“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必须先跟上崔述。”⒆胡适以及顾颉刚对崔述的表彰,促进了“古史辨”运动的发展。

  

  晚年的胡适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专门于《水经注》案的研究,意在搞清戴震是否窃取了赵一清的《水经注》研究成果。由于这桩学术公案过于复杂,尽管胡适的考证对于澄清事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最终也没有形成定论,并且对《水经注》本身的研究亦无创见。不过,胡适在这一过程中搜集到了许多稀有的《水经注》版本,同时在考辨过程中指出了被一些权威学者视作定论的错误,这些也是应当被肯定的。

  

  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材料,胡适一生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并且颇能身体力行。除上述几位清代学者外,他还写过《丁文江的传记》《李超传》等传记、年谱性质的文章约40篇,包括《四十自述》等关于他本人的自传。这也充分说明了他所具有的历史眼光,以及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胡适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胡适学术所产生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尽管在今天看来,胡适的学术在某些方面已被后人超越,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胡适是本世纪被他同时代人和后人所研究、评论得最多的学者之一,这其实就表明了他的学术本身的广泛影响力。胡适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为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起到了开新风气的作用,为中西史学的交融提供了典范,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注释:

  ⑴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版,第36页。

  ⑵冯友兰:《三松党自序 》,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

  ⑶如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朱伯?嬙�1998年依然认为“一部理想的中国哲学史,应包括释义、明理、求因和评判四方面”(《在中国哲学与易学学术研讨会上的 发言提要》,载《国际儒学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⑷⑹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院 1924年版,第 100、99页。

  ⑸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 139页。

  ⑺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189页。

  ⑻⒀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287、286页。

  ⑼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⑽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陈垣:《校勘学释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⑾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辩》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193页。

  ⑿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⒁⒂《胡适的日记》(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5、516页。

  ⒃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页。

  ⒄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73页注 3。

  ⒅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35页。

  ⒆ 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国学季刊》第一卷第2号,1923年4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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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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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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