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66 次 更新时间:2005-03-28 0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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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在这一点上,它们两者显然与自由主义有着重大的区别。自由主义虽然并不排斥民族、国家、民族利益、国家主权等的法权地位,但是自由主义政治却把个人的权利置於民族或国家之上,认为只有以个人的自由、幸福等目的为价值指向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才是真正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然而,上述情况如何可能呢?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有效地以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来整合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在此,以阿克顿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他们认为国家是一个能够冶炼各个民族於一体的大熔炉,将国家视为一个大熔炉,这无疑是一种对於国家本性的自由主义新理解,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并非只是单一的个人至上主义,在英美自由主义那里也讲传统、民族和国家,但是,他们的理解却与单纯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对於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理解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国家在自由主义那里确实是一种大熔炉,但这个熔炉并不是绝对的总体性强暴力量,而是一种散发着自由主义气息的舞台。在此,各个民族,各个群体,乃至每一个个人,都并没有被视为手段和工具而从属於国家的总体目标和至上利益,国家并不是有着自己的总目标,而是以各个民族、各个个人的多样性为目标的,或者说国家变成了手段和工具,它是用来服务於民族多样性和个人自由的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的国家政治才是自由主义所谓的熔炉,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

  

  以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来看待民族自决权问题,就不会再得出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荒谬理论。在自由主义看来,任何民族虽然都有追求民族自治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实现完全没有必要通过结成一个清一色的民族国家来实现,在尊重人类历史传统的状况之下,各个民族的政治诉求完全可以通过多样性的结合来实现甚至优化。那种追求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政治模式,即便从民族优化的进化理论看来,也是不可取的,正像任何一种生物在和平的竞争中,只有通过与其他生物相处乃至结合的成长中才能得到改良和优化一样,一个民族也只能在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共处与相互竞争中得到优化和改良。正像阿克顿所言:"自由鼓励多样性,而多样性又提供了保护自由的组织手段。所有那些支配人际关系、调整社会生活的法律,皆是民族习惯多样化的结果,是私人社会的创造物。因此,在这些事情上不同的民族各不相同,因为是各民族自己创造了这些法律,而不是统治着他们的国家。在同一个国家中这种多样性是一道牢固的屏障,它抵制政治超出共同的政治领域侵入受制於自发规律而非法的社会领域。这种入侵是专制政治的特征,它势必招致反抗并最终产生一种救治手段。对社会自由的不宽容是专制统治的本性,其最有效的救治手段必定是而且只能是民族的多样性,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一个验证。它也是文明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它本身即是自然的、上帝规定的秩序,比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理想的民族统一体现着更高的进步状态。"14

  

  问题在於,自由主义所谓的作为大熔炉的国家不可能是总体性的集权国家,也没有必要披上所谓民族主权或人民主权的外衣,它应该是多样性的政治整合,这种源於政治多样性的自由政治,显然与现代性的民主国家所诉求的政治逻辑有着重大的冲突,从根源上来说,它源於另外一种政治渊源,即共和主义的政治价值。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所谓的国家并不是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是民族主义的国家,而是共和主义的国家,共和制在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中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共和制呢?共和主义为什么能够在自由主义手中成为整合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有效方式呢?对於上述问题,我们还需回到人类政治实践的古老经验中来寻求解答。应该看到,共和制的政治架构和共和主义的政治价值在人类早期的政治实践中就已经富有成效的出现过,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共和政体就是一种理想的城邦政治模式,当时几个持续稳定和繁荣的城邦都是一些具有着共和色彩的政治实体,在那里不但城邦国家的公共利益得到了有效的维护,而且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也得到了一定限度的保障。在古典的政治学理论中,"共和国"(republic)来源於拉丁语"res publica",其含义是共同的、公共的意思,就政治层面来说,共和主义以其多元政治的混合模式,有效地防止了集权政治的一元专断,它通过均衡制约的政体架构成功实现了古典政治学意义上的法治和宪政,从而使得个人在公共社会的权利与义务的互动中实现了独立的价值。15 共和主义的政治要素虽然在西方古典政治中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实践,但它并不是西方人的专有,那种共和的天下为公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政治中也曾出现过,中国古代也有政治上的共和理想,据太史公的《史记·周本记》记载,周厉王时,横行暴政,民间造反,厉王逃跑,後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故号共和。虽然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的"共和"与西方古罗马的republic未必词义相同,但它所反应出来的政治理念,即社会治理应以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为标准,以和平而非暴政的方式为手段,以仁政作为价值诉求等,确实是与共和主义的普遍原则有暗合之处。至於孙中山承续古代传统所提出的中华民国,乃至49年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把"共和"视为社会治理的政体模式,在此我们暂且不管其政治价值的指向究竟伊於胡底,但至少从形式上仍然没有舍弃这一"天下为公"的标识。

  

  由此可见,共和主义离我们并非像想象的那样遥远。因为共和主义精神符合人类政治的普遍本性,它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原则,将国家权力视为公共之物,认为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制就其本意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架构组织起来的公共政治事务,在其中多数人的依照法律所实施的和平统治乃是共和主义的核心所在。显然,以共和主义原则所建立的国家模式,即所谓"共和国",便与民族主义的国家或所谓"祖国",与民主主义的国家或所谓"人民国家",便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自由主义或共和主义看来,所谓共和制的国家是一个道德的和政治的体制,而非天然形成的种族群体,这种国家的核心在於它的法治传统和宪政精神,在於它的公民美德。对此,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穆勒在其《逻辑体系》一书中对於国家原则曾有这样的论述:"我们几乎用不着声明,我们所谓国家原则并非指某种对於外国人的敌意,或对属於自己国家的哪怕是荒谬的特点的偏爱,或对属於其他国家的即便是优点的拒绝。所有这些都说明,在那些具有最强烈国家或民族精神的国度里,总是最少坚执於狭隘的所谓'国家性'或'民族性'(nationality)。我们所谓的国家原则因此是指同情而非仇恨,团结而非分裂;是指那些在同一政府领导下,生活於同一个自然地和历史地形成的地域里的人民对於自身共同利益的深切关怀。我们的国家原则同时还坚持,在同一个国家里,一个地区的人民不应将另一个地区的人民视为外国人,而应该珍惜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纽带,并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同胞,同舟共济,同仇敌忾,绝不为了自身利益逃避公共责任而割断这根纽带。"16

  

  谈到共和主义对於政治国家的重大影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另辟蹊径,从爱国的角度展开了他有关民族主义的论述,在《关於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中他通过对於两种爱国主义的分析,使我们对於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治理论之差异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在维罗里看来,在当前有关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世界或全球主义的论辩中,存在着一个奇怪的事情,当人们谈论热爱祖国这个话题时,却没有人提及二千年来有关"共和派的爱国主义"这一话题。按照维罗里的考察,爱国主义在西方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演变中,并非来自一个共同的渊源,而是有着不同的形态,因此梳理一下有关爱国主义的不同观点,是理解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应对当今甚嚣一时的民族主义理论的一种有效途径。

  

  一说起民族主义,自然联系到爱国主义,从某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相互重叠的词汇,在很多民族主义者看来,由於他们的政治诉求是建立民族国家,因此对於本民族的热爱就等同於对於祖国的热爱,对於国家的热爱。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政治理论,而且也是一种诉诸於民族情感的意识形态话语,因此,爱国主义就变成了相当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民族主义口号。因为,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爱国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与特殊的民族共同体相关联的,具有着特定的历史内容。在维罗里看来,这种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是西方传统政治理论的渊源,而是肇始於现代民族国家特别是肇始於18世纪末在欧洲所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特指对於那种以相同的文化、语言、种族为基础的国家、社区或集团的效忠与热爱,这种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在法国、特别是在德国18世纪以来有着广泛的影响,曾被赫尔德、歌德、黑格尔等思想家们所推崇。这种民族主义的爱国情绪是一种纯粹付诸於文化、语言及种族的同质性上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无条件的,它从属於民族的至上利益,所谓的爱国,爱的是同胞亲族、封建疆土以及一脉相传的文化精神。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把祖国视为他们的终极归宿和最终根源,赫尔德曾经这样认为,没有国家的民族也就没有自由,民族性高於公民性,民族国家高於政府形态,民族精神是绝对性的国家精神。17应该指出,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其产生具有着一定的合理性,拿破伦的入侵唤起了欧洲各个民族的爱国情绪,促进了这些民族的国家独立运动,从而塑造出18、19世纪的欧洲政治格局。但是,由於对於祖国的热爱蕴含着浓厚的国家主义强权色彩,因此它的演变是危险的,这种无条件的民族主义爱国情绪一旦与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优劣理论结合在一起,就会助生狂热的集权主义政治情绪,我们看到,19世纪至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史中的几次集权主义暴政,如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都散发着这种民族爱国主义所蕴含的毒素。

  

  20世纪以来一些後发国家所开展的抵抗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蕴含其中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正像德意志民族抵抗拿破伦的侵略所唤起的民族情感一样,它们的存在自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18但问题在於,这种与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的所谓爱国主义一旦变成了政治口号,变成了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么这种爱国主义的危害也就显而易见了,因为对於祖国或民族的热爱已被当权者所篡改,此时的所谓祖国已失去了原先的正当性,成为总体性政治的符号,只不过披上了迷惑人的美好外衣。对於祖国的热爱实质上变成了对於强权的热爱,对於民族沙文主义的热爱,对於一小撮当权者的暴政的热爱,而当权者正是利用这类蛊惑人心的符号骗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对於这种无条件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是这种民族极端主义的情感,从根本上来说,爱国主义是有条件的,它对於祖国的热爱和效忠是以一个怎样的国家政体为前提的,即所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家?究竟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民族和国家之上是否还有更高的价值原则?对於民族和国家应该抱有怎样的情感?怎样的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一系列问题显然不能纳入上述所言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话语之列。

  

  对此,阿克顿早就有过清醒的认识,他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并不是只讲自由,只讲公民,也讲民族,也讲国家,也讲爱国主义,但是他的爱国主义显然与赫尔德的爱国主义,与施米特乃至海德格尔的爱国主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他写道:"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区别体现在爱国情感的性质中。我们与种族的联系仅仅是出於自然,我们对政治民族的义务却是伦理的。一个是用爱与本能联结起来的共同体,这种爱与本能在原始生活中极其重要和强大,但是更多地与动物性而文明的人相联系;另一个是一种权威,它依法实行统治,制定义务,赋予社会自然关系一种道德的力量和特征。爱国主义之於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於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它有源於私人生活和自然的一面,因为它是家庭情感的延伸,如同部落是家庭的延伸一样。但是就爱国主义真正的政治特征而言,它是从自我保存的本能向可能包含着自我奉献的道德义务的发展。自我保存既是一种本能,又是一种义务,从一个方面说它是自然的和无意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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