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48 次 更新时间:2005-03-28 00:50:08

进入专题: 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  

高全喜 (进入专栏)  

  在它们的民族历史进程中也有着民族国家的塑造过程,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国家形成显然是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相关联的。但是,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中并没有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而成为普世性的政治主权建构,这类国家也没有演变为民族至上主义的政治共同体,在它们那里,民族主义只具有相对的作用和意义,这类国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基石乃是一种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性的法治国家和宪政体制。

  

  此外,现代以来的共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普世性的高於民族主义的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所倡导的政治制度和法权关系,乃至文化意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与民族主义相矛盾的,民族主义在纯粹的共产主义那里是没有地位的。关於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在此我们并不想多说,但需要指出的是,与自由主义这种普世性的政治理论不同,虽然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复杂的关系,并最终是排斥民族主义的,然而就某些方面来看,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又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在政治逻辑上,它们又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它们又都有着对於总体性的强调,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至上性,认为民族成员可以为了民族这类总体利益而作为工具被使用和牺牲,同样共产主义也强调人类至上性,认为每个成员也都应该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而作为螺丝钉来使用和奉献。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与共产主义相近似的还有另外一种形态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国家社会主义,它是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嫁接而成的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一种政治形态,对於这种形态,我们在此并不准备多言,奥斯维辛的苦难足以让人类永远不能忘记。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有关民族认同的问题上来,显然,民族认同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核心理念从根本上来说,它并不能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无法为民族认同提供一种终极性的理论基石,民族认同应该建立在更为普遍性的政治理论之上,这种政治理论在我们看来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共产主义的,而就实质性来说,它只能是自由主义的,即只有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才能为民族认同提供理论基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中间性的理论话语,它所依据的只是一种以民族共同体为本位的政治框架,在这种框架之内,其民族认同就内外两个方面来说都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即从这种民族主义政治理论中不可能引伸出现代性的法治社会、民主国家和立宪体制。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内外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从对外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所诉求的民族认同往往是一种以民族共同体的国家主权为轴心的外部关系,它所追求的认同,是其他民族或国家对於某个民族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单位的认同。这种民族认同在现代性意义上往往诉诸於国际法的政治法律框架,虽然这种国际法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万民法,但就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说,它强调的是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权利主体。对於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对於这个民族的主权的认同,主权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标志,也是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对於民族主义来说,一个没有主权的民族,显然还不能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只有拥有了主权地位并得到其他同样拥有主权地位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所谓民族认同也才得到证成。这样一来,民族认同实际上就是一种国际法意义上的政治承认,至於这种主权的真正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民族主义的认同理论中并不具有核心性的意义,也就是说究竟由谁来代表这个民族的主权,这个代表者有什么资格来成为代表,民族主义的认同理论并不深究,它诉求的只是外部关系的承认,即要求外部社会或国际社会对於民族主权以及这种主权下所包括的民族利益的承认。当然这种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又涉及平等互利、权利义务对等、互不侵犯和干涉内政等一系列国际法的准则和原则等等,对在此本文并不予以深究。显然,这种基於主权的民族认同是有局限性的,它不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政治层面上对於民族的权利-权力关系给予正当性的考量,因为民族主义的主权理论所立足的是民族主义,即它以自己的民族至上性为出发点,在国际社会如果每一个民族都以自己的至上性为权利诉求的依据,就很难达成合理的政治承认,往往会出现国际法中的强权即公理的非正义局面。对此,民族主义是无法给予最终解答的,它显然只能以更高的具有普世性的国际正义为基石,这种国际法中的政治正义原则,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中可以得到恰当的应对,对此,罗尔斯在《万民法》一文中曾给予了自由主义的阐释。5

  

  如果说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在国际政治领域所面临的困境还是与整个人类政治体制在国际政治中所面临的困境混淆为一的话,那么,这种认同在民族共同体内部所面临的困境则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中间性的理论话语所无法解决的,因为在国际法的框架内人类社会虽然发展到今天已经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共识,并产生了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国宪章这样的法律文件,但它的整个政治框架还远没有达成,其实施还远没有得到有效的规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实现真正的世界正义,一个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的人类国际宪政体制还寄希望於遥远的将来,6 当今的国际社会还是一个介於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混乱之域。然而,就国内政治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到今天虽然也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危机,出现了诸如二战时期那样的法西斯政权和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但从主流来说,现代民族国家还是塑造出一种相对合理的宪政体制,可以说,建立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基石上的宪政制度及其所保障的人权价值是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因此,从上述意义来看,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从第一阶段就面临着其内部的认同危机,特别是在第二和第三阶段,这种内部的认同危机日益严峻,如果它不能有效地觅得赖以建立的政治基础,那么这种民族主义将会产生可怕的後果,并在对人类造成浩劫的灾难中烟消云灭。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至上性为鹄的的,作为个体的民族成员并不具有核心性的意义,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单元,它所诉求的是一种国家或准国家的主权独立或区域自治,为了达到这个最高目的,个体成员无论如何应该从属於这一总体目标。因此,民族主义就其内在逻辑来说,是一种强势的政治逻辑,对於个人它更主要的是强调个体对於民族或国家的忠诚与奉献,民族为了追求自身的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以以个人为工具,这种以无数的个人为手段的总体主义在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中具有着天然的合法性。上述民族主义的政治逻辑在20世纪以来的後进国家中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逻辑进路,对於这些後起的民族国家,追求国家独立、实现民族发展、摆脱殖民统治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政治任务。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切组织化的努力,一切行政权力的设置,都是合法的,都是正当的,在这样一种民族至上的政治神话中,作为个体成员的民族份子,其独立的地位、尊严与权利根本不可能与民族或国家的地位、尊严与权力相抗衡,更不可能成为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基础。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的後进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在那里主权已经成为虚拟化的专制符号,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可以在主权的名目下胡作非为。

  

  应该指出,这种民族至上的政治神话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中虽然也曾或多或少地出现过,甚至在法德俄的国家进程中曾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总的来看,现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在其国家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一种积极的政治转换,这种转换的基础在於,在这些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逐渐被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政治理论所整合,自由主义的法治秩序和宪政体制成为整合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我们看到,自由主义通过一种新型的政治架构有效地将民族主义所内含的强势政治逻辑扭转成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否定性的法律价值和自生自发的宪政秩序,7 从而使得民族主义在西方现代社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副产品和补充。

  

  本文所要梳理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或者说以自由主义为政治理论基础的民族认同是如何可能的,对此,我们从民主主义、共和主义和宪政主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从民主主义看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离不开民主政治,因为民族主义所诉求的民族共同体及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并不单纯是一种民族至上性的自我证成,一个民族究竟是否有权诉求一种国家主权,这种主权由谁来代表,有什么资格来代表,这一系列问题显然在民族认同的国际法领域并不能给予实质性的解答。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其自身的自我证成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一切说到底仍然涉及一个民族内部的个人与群体或者说民族成员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实质上显然是一个民主政治问题。尽管民主政治并非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它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的古代文明社会,特别是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政治,但古代的直接民主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政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和宪政体制并不是古代政治的简单延续,其中有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如果忽视这种转型所具有的中介性意义,显然是不可能理解当今的民主政治,更不可能理解当今的自由主义宪政体制。

  

  前面曾经指出,现代政治的民主进程是从民族国家的政治塑造中衍生出来的,但它一产生就高於现代的民族主义,而属於自由主义的政治架构。粗略考察一下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就会发现,西方社会对於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论证并没有沿着民族主义的民族至上性逻辑展开,而是经由自由主义的政治锻造而塑造出一个民主社会,在其中,民族主义框架内的民族成员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经由这一锻造而转换成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一旦作为一种主权意义上的国家体制,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与其成员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并没有简单地化约为民族成员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而是转换为国家公民与政府权力的法权关系。在此,民族主义的强势逻辑被消解了,个人不单纯是民族共同体的一个成员,更主要的是一个具有着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作为公民享有法律所保障的一些基本权利。这样一来,民族国家要获得其主权担当者的资格,就必须得到国家公民所给予的法律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显然已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即统治者应该得到公民的承认与认同。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认同关系,从政治层面上来说首先是一种民主的关系,所谓民主也就是组织形式和选举程序的全民参与,在其中每个参与者作为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都有资格在选举统治者的程序中成为选举者与被选举者,并同等地拥有自我作主的投票权,这种认同的政治架构显然是一种民主主义的政治架构。当然,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民主政治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古希腊和罗马就曾经繁荣一时,当时很多城邦国家采取的就是民主政体的政治形式,不过正如我们所知,古代的民主大多是直接的民主,这种民主形态往往与特定的地理、人口和政治传统密切相关,其好坏优劣早已被一些富有卓见的政治家们所洞悉。可以说近现代以来源於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不同於古代的直接民主,它是一种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这种民主政治是与现代民族国家密切相关的,具有现代性的政治特征。

  

  考察一下民族主义的历史就会发现,现代民族主义从起源来说是与代议制的民主相关联的,或者说代议制的民主通过其特有的政治运作模式,对民族主义给予了政治上的转换,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不同於20世纪以来第二、三两个阶段在後发的民族国家中所出现的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它把民族的政治主张与民主的运作程序结合在一起,使得自由主义的政治架构在民族和民主的政治关联中凸显出来,并成为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应该看到,这种通过民主政治对於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的洗礼具有积极意义,它至少缓解了民族主义的民族至上性情绪,把民族国家的主权转换为民主政治的选举程序原则。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并不在於它天然所具有的民族主义的正当性,而在於全体公民的政治认同,或至少是多数原则下的政治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其权力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来源於全体公民的政治认同与资格授予。这样一来,民族国家就从法理上具有了双重的特性:一方面作为一种国体,它的主权是这个国家的资格符号,可以由君主、国王或总统等代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体,它的政治权力却来自於人民的授权。从政治形态上来说,现代的民族国家虽然在表面形态上来说有着多种国体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234.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