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权力市场经济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固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3 次 更新时间:2013-03-17 22: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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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进入专栏)  

  

  近日,新华社原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著作《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增订本)》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详细而权威的数据资料与研究成果,梳理了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演变及现状,并提出如何使各阶层和谐相处的根本办法。本期《读药》为此采访了杨继绳。

  

  这本书的主题是如何保证社会和谐

  

  读药:本书的初版至今已隔多年,据闻之前的版本曾有过“被禁”风波,此次出版的过程是否顺利?

  杨继绳:这本书第一版是1999年写的,当时国内无法出版,2000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两年以后三联书店(北京)想出内地版,我作了些修改,但一直无果。其间,有人以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过盗版。2006年6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印了8000本,在新疆参加书展时,主管部门一位负责人看到展台上这本书的广告,没有看书,就不让卖了,这8000本书至今还压在花城出版社的书库里。2006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印了18000本,快卖完了,主管部门不让再印,下令销毁胶片,还处罚了甘肃人民出版社。但甘肃人民出版这本书的盗版在市场上有卖的。这次是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到目前为止,主管部门还没有出面干涉。其实,这本书没有什么违禁的内容,书的主题是如何保证社会和谐。

  读药:近几年来,关于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出了好几本书,你这本书和其它书有什么不同?

  杨继绳:是的,市场上有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还有其它。这说明阶层问题是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这些书各有千秋。梁晓声先生很有才华,他阶层分析那本书以讲故事为主,形象地描述了不同人群的状态;我的这本是用大量数据进行理性分析。《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是由一个近20位社会学家的课题组和庞大的调研队伍完成的,他们花了很多钱,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做社会学的观察。他们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上世纪末这个时间截面中国的阶层状态。我没这能力和资源像社会学家那样进行研究,我只能运用各种权威资料和各路专家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我这本书不仅是讲一个时间截面的阶层状态,而是研究在改革前后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生存状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社会阶层总体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保持社会稳定的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社会分层标准和决定分层的因素发生了什么变化?上述种种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所以,这本书与其说是社会学著作,不如说是历史学著作。毛泽东1926年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为了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为了阶级斗争;今天是和平建设年代,我们搞阶层分析是为了寻求阶层和谐,是为了缓和阶层冲突。

  

  用“中产阶层”来评价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不准确的

  

  读药:此次进行的最新修订,是否做了大量改动?

  杨继绳:这次修订主要是更新数据,有些事例也更新了。全书结构没有改动,部分内容有些改动:加强了社会阶层固化方面的内容;有关阶层冲突的内容都作了更新;各个社会群体的现状也尽可能进行了内容更新;有些提法也作了更新。本书修订时正好赶上全国总工会最新一次职工调查结束、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的最新一次全国私营经济调查结束,在他们调研报告还没有形成之前,他们向我提供了最新调查数据。

  读药:书中引用的数据仍有一些未更新之处,如“买办”一章里外企员工的薪金为1998年数字,而现状则是外企不吃香,国企更受毕业生欢迎。是否新数据不易取得?沿用当年的数据会否减弱本书的时效性?

  杨继绳:“新买办”这个提法是不妥的,但这个提法存在有些著作中,在社会上也有影响。我写这一章的目的主要是为这个社会群体“正名”,为在外商投资企业里工作的人说点公道话。现在新的资料很难得到,原来的内容还可以起来“正名”的作用,所以这一章没有作什么改动。

  读药:书中的“中等阶层”与一般所谓的“中产阶级”有何不同?

  杨继绳:有一本分析中国当代阶层的著作把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其实他们说的是十个职业群体。职业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将一种职业群体说成一个阶层不是很妥当的。我这本书中介绍和分析八个职业群体改革前后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没有说这些群体是一个阶层。我是按五等分法,将社会人群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阶层。所以我用“中等阶层”这个说法。人们处于哪个阶层,不仅仅是以资产(财富)多少而定,而是以财富、权力、声誉三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如果一个人的资产处于社会中等(即中产),但权力很大,他的社会地位就不是处于中等。“中产阶层”是一个流行说法,用来分析和评价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不准确的。

  读药:书中将“卖淫者”归为“社会有害群体”,但近来有观点认为,“性工作者”虽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但客观上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甚至一些西方民主国家也有性工作者合法化的现象。您对此有何评价?

  杨继绳:卖淫者,现在称为性工作者,是提供性服务的职业,这是一个古老而现代的行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多数是环境所迫,也有自愿的。既然性工作者是客观存在的一个行业,“性工作也是工作”的说法就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就应当尊重性工作者的人权。性工作者是社会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伤害,要防止其受伤害,要关心其身体健康。但是,召妓嫖娼,在一些开放的国家也不是一件好事,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一件不光采的事。对性工作者来说,尊重其人权不等于尊重其职业,包容着他们的存在不等于鼓励这个行业。就世界范围而言,这个行业在多数国家处于灰色地带,合法化的国家是少数。美国一些州,将嫖娼、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等行为列入性犯罪,一旦成为性犯罪者,无论他迁往何处,警方都要向社区公布他的性犯罪记录。在中国,将性工作者合法化的可能性不大。

  读药:90年代末至今,社会阶层分界似乎更复杂化,也有些新兴群体出现。书中P351的“20世纪末中国社会阶层模型表”很有价值,十多年过去了,如果要为当下的中国社会阶层重新制一张表,是否可能?(注:该表上方注明是“20世纪末”,但前面正文多次提到数据为2008年,不知是否修订时的疏忽)

  杨继绳:多亏你提醒,这张表的题目“20世纪末中国社会阶层模型表”错了,应为“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社会阶层模型表”,因为这张表是以2008年的数据计算得来的。另外,这本书在编辑中也有一些错误,如第407页,我谈到资本的力量时说:“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出版时将“知本家”改为“资本家”。我只能向读者表示歉意。

  

  “知识改变命运”的出路堵死了

  

  读药:近几年社会矛盾尖锐,阶层冲突明显,民间的“仇官”“仇富”心态尤为突出。您对这样的社会情绪怎样看?

  杨继绳:我不鼓励“仇官”“仇富”。但这两种情绪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情绪产生的原因要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状况中寻找。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针对权力和资本的。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就会产生社会不公正问题。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使“蛋糕”做大了,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得到了“蛋糕”的大部分,而工人和农民得到的最小。而对改革的代价和风险的承担,后者比前者大得多。因此,贫富差距不合理的拉大,社会上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一旦失去了公正,就很难有社会和谐。

  读药:您书中讲的社会阶层固化,是不是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因素有关?

  杨继绳:当然有关。社会阶层固化是相对于社会阶层流动而言。阶层流动通畅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从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一个人能够从较低的社会阶层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有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先赋性因素是由个人出身决定的因素,即继承父辈的资源使他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后致性因素是是由个人努力而决定的因素,即由个人的知识、才能和贡献使他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后致性因素造成的阶层流动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只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就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先赋性流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个人努力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

  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社会流动很快,其中,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大于先致性因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也就是出现了社会地位世袭现象。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因为正是这个时候权力市场经济开始形成。

  1996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学费的大幅度提升之后,高校生源发生了结构性改变。1996年以前,中国高校生源农村占60%到70%,城市占30%到40%;随着这几年学费的持续高涨,2003年,农村生源缩减到40%至50%,而且呈现继续缩减的趋势。教育是提升一个人地位的重要途径,上述数据说明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了。近年来又出现就业不公正的情况。穷人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较高的学历,却找不到工作。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岗位也被继承了。穷人孩子上大学的花费靠借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人们一直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由于阶层固化,这个出路堵死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相当多的人继承了父辈的社会地位,成为“官二代”、“富二代”。这样的世袭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一种利益机制,促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谋私。经济市场化了,但权力还是高度集中,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资源。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有了这种利益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这种利益机制就是社会阶层固化的原因。这种机制的根本问题就是权力控制市场,权力参与市场。权力其所以能够这样为所欲为,是因为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要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 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读药:在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社会稳定?

  杨继绳:改革以前,各种权力高度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唯一支撑力量。这时,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两手:一手是权力强制和武装镇压;另一手是舆论控制,企图实现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安邦定国的“文武之道”。也就是说,改革以前,能否保持稳定关键在于政府对社会力量和对社会舆论的控制能力。

  通过改革,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中央政府不再是支撑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现在,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其中,保证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阻止意见沟通、压制思想传播是防害社会稳定的愚蠢行为,何况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想阻止思想传播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有的官员没有看到改革以后维持社会稳定机制的变化,还是靠政府的控制力来保持稳定。面对群体事件频频发生,国家财政投入的维稳费用超过国防开支。地方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用来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到北京上访。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这种作法不仅不能保证稳定,反而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

  读药:我同意您的看法,保证社会稳定不能单纯靠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而是需要通过改革实现阶层和谐。您认为保证社会和谐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

  杨继绳:我前面说过,没有社会公正就没有社会和谐。而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不公正。权力市场经济的根本问题就是权力进入市场,从而出现了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对行政权力实行制衡。今天,我们不仅要制衡权力,也要驾驭资本,要让权力和资本为人民造福,而不会成为统治百姓的两支异端力量。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纪委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机构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因此不可能靠这些机构来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合为一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也要相对成为外力,才能够互相制衡。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个目标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我认为,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就在于此。

  (采访/整理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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