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天鹅绒分离”二十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分裂的经验与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6 次 更新时间:2013-03-11 1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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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非  

  给出具有合法性的裁决,是没有答案的。此外,也没有一部公投法,以防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可以启动全民公投作为最后的倚靠。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当初这部宪法的制定者是否真的有意使联邦政治落到实处,因为在这个制度设计中,他们完全没有为成员国之间、成员与联邦的政治冲突做好准备(或者说蓄意使联邦结构离开党治就会失灵)。

  第二个遗产体现在经济层面。不可否认,斯洛伐克的现代化是在共产党统治下才以实现的。但这种未经政治协商、由中央主导的经济援助模式制造了很多问题。一是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的扯皮。因为每年联邦政府都要从经济效率较高的捷克地区抽走大批资金投入到斯洛伐克地区,这导致许多捷克人开始把斯洛伐克人看成是包袱。而这种政府投资推动的经济发展又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导,对当地的环境破坏较大,且产业结构单一、附加值低、依赖性强(基本上是斯洛伐克出产初级或次级产品,到捷克组装成型)、转型不易,本地斯洛伐克人也不满;但矛盾的是,斯洛伐克的工业化和社会福利毕竟是在社会主义模式下实现的。相比之下,捷克的工业化是在战前就已经成熟了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处于停滞期。所以双方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态度就不一样。一方认为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错误的经济模式,而另一方则多多少少对社会主义福利有点留恋。

  第三个遗产体现在社会层面,那就是双方人民以及精英的分隔。尽管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到了1991年,由于通婚或者旅游的影响,31%的斯洛伐克人在捷克有亲戚,57%的斯洛伐克人有捷克朋友。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种交往只限于民事往来。双方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议题上很少有交锋与协商,也没有成型的民间组织渠道。一方面,这自然是因为社会主义模式下很少有公民社会存在与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同布拉格之春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推行的“正常化”政策有关。苏联入侵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召集了全国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以示抵抗。但是当时在斯洛伐克当政的胡萨克却指示不予承认。在“正常化时期”,斯洛伐克人受到的打压也要比捷克人轻得多,斯洛伐克共产党也要比捷克地区要来得更宽松,也相对更自由,在吸收年轻人方面更成功。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导致两地精英的政治斗争策略发生了差异。当捷克一方面对政治高压发起“七七宪章”运动的时候,斯洛伐克一方则主要是在搞环境保护运动和宗教自由运动。相对于捷克人对政治体制的尖锐批评和反抗,斯洛伐克人则主要在做一些不太触动根本的曲线抗议活动。正是由于如此,双方的反抗者们很少能找到合适的对话平台共同交换意见、形成合作。

  以下我们会看到这三大遗产是怎么在剧变之后的历史中起作用的。

  

  二、互动过程

  

  1989年11月,天鹅绒革命发生。在捷克一方,发动革命的是“公民论坛”(Civic Forum),在斯洛伐克一方对应的是“公众反暴力”组织(Public Against Violence)。几个星期之后,共产党失去政权。捷克人哈维尔当选为联邦政府总统,而斯洛伐克人马利安?恰尔法(Marián ?alfa)被选为联邦政府总理,斯洛伐克人一一前被流放的共产党总书记一一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议长。

  由于这次革命的民主色彩非常浓,主要是由公民组织和大众从下而上的一次体制颠覆运动,不涉及其他议题。由于存在共同的敌人和共同价值观,在一开始,捷克一方和斯洛伐克一方关系相当融洽。双方约定,为了转型的稳定,暂且保留原联邦政治结构与宪法不变,以两年为期,在这期间重新调整联邦与各成员之间的权力划分、重修宪法,以便在稳定与变革之间寻得一个平衡点。同样是为了转型稳定起见,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仍然把首都放在了布拉格。

  革命者由此继承了一个极度依赖共识和妥协的政治结构,而新生的共和国所必经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必然会激化出大量的政治冲突。比方说,1990年1月25日,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对媒体宣称,联邦政府打算禁止武器外贸。而这立刻引起了斯洛伐克的反对声音。斯洛伐克的工业技术已经过时,无法同国外产品竞争,只有出口军火才能维生。在许多斯洛伐克人看来,这是布拉格压根不理解斯洛伐克国情的重要证据。

  这件事实际上预示着经济转型对斯洛伐克人来说要难得多。日后的情形也证明正是如此,联邦政府实施休克疗法,放开物价,大幅削减或停止国家补贴(实际上是减少捷克对斯洛伐克的转移支付),这对以落后的技术、重工业为主的斯洛伐克是一个沉重打击。斯洛伐克在分离前的失业率曾接近12%,是捷克地区的两到三倍(具体数据见表1)。斯洛伐克方面要求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要兼顾、多种所有制并存,而这是坚决推行自由化的捷克方面所不同意的。1991年~1992年担任斯洛伐克总理杨?恰尔诺古尔斯基(Ján ?arnogursky)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讽刺说,捷克一方的立场矛盾一一在政治上他们要联邦,在经济上他们却要邦联。

  

  表1:捷克和斯洛伐克对国家形式的意见(占总人口比例,单位:%)

  当时担任捷克总理的彼得?皮特哈尔特(Petr Pithart)则认为,问题是双方的,一方面,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不同,这导致在转型时感受不一致(捷克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感程度更大,导致他们忍受转型痛苦的耐心更强)。另一方面捷克人也有责任,由于目光短浅,捷克人不理解、不关心斯洛伐克人。此外,捷克人习惯了单一制,很难考虑到斯洛伐克人对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可的热情。

  在政治方面,果然很快也出现了麻烦。哈维尔在1990年初向国会提出更改国名,将社会主义字号去掉,斯洛伐克方面并不反对这个建议,但要求在“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加上一个破折号,以示对等关系。捷克方面很惊诧,双方的争论由议会辩论蔓延到街头抗议,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史称“破折号战争”(Hyphen War)。这里涉及到了一个认知问题,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国族(nation),还是一个国家(state)?

  捷克人多半认同前者,认为存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捷克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一部分。但是斯洛伐克人却不认同这一说法,认为这是对斯洛伐克族群的压制与消解。他们认为,斯洛伐克与捷克形成的联邦国家是一个政治联盟,而非同一族源下的不同分支。

  这场看起来非常可笑,但极富有象征性的“战争”终结于一个妥协解决方案:“一国两名”。双方在自己的国土上使用自己喜欢的名字。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许多局内人都觉得,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当政者小看了这件事,他们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好思想和政治准备,革命成功的狂喜导致了对人性的高估和对现实政治的小觑。彼得?扎亚茨(Peter Zajac)是“公众反暴力”组织的前领导人,他认为,在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民主选举前,斯洛伐克内部还没有独立的要求,有的至多是联邦还是邦联的争论。他惋惜没有抓住机会,抢在这种呼声出现之前制定公投法,从制度上对之加以遏制。

  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民主选举开始。联邦层次和共和国层次的选举是同时开始的。哈维尔再次当选为联邦总统。在捷克,“公民论坛”获胜,在斯洛伐克,“公众反暴力”组织获胜。但是,如前所述,斯洛伐克内部出现了独立的呼声(虽然只是少数人),而这同选举的刺激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新生的国度,政党繁多是必然的(这一段时间的各类党派达到了八十到一百多个),这就重复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一一政治被碎片化,一部分政党利用族群议题来赢得选票。比方说,当年8月14日,斯洛伐克就有9个政党公开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斯洛伐克独立”。

  面对这种形势,联邦政府和联邦的拥护者们的对策就是提出权力分享计划,也就是敲定联邦政府和各共和国的权限,将捷克斯洛伐克建设成“真正的联邦”。应有之义就是联邦向各共和国大幅度让渡权力,改变过去那种中央管制结构。1990年8月,双方的代表在斯洛伐克境内的特伦钦温泉区(Tren?ianske Teplice)开始商谈,初步约定联邦将变成小政府,只负责外交、国防、制定经济战略、货币发行等事务,经济与社会管理权将下放给各共和国。

  应该说,直到这个时候,捷克方面都还没有足够的警觉。他们错误地认为,斯洛伏克不会选择分离而只是把这种分离的可能作为一种谈判手段。彼得?扎亚茨评估了捷克人这种心理,说道,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上,凡是宪政安排,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斯洛伐克总是在提出“要求”,而捷克则总是在“让步”。捷克人经常把斯洛伐克对体制改革的要求看作是一种勒索。可能正因为如此,捷克总理彼得?皮特哈尔特在协议签订之后,宣布说,此协议是除了国家解体之外唯一的选择。潜台词当然是,“要么接受,要么大家散伙得了,这是最后的让步,你看着办。”

  该年的11月,捷克、斯洛伐克和联邦政府分别签署了这份权力分享协议。但是到1990年12月6日,斯洛伐克总理梅恰尔(Vladimír Me?iar)突然造访布拉格,要求联邦政府进一步让权。他通告说,斯洛伐克国民大会正在准备立法宣告斯洛伐克法律高于联邦法律,因此需要被安抚一下。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联邦的拥护者们才意识到确实存在着国家分裂的危险。权力的分享并不能解决问题(公平起见,我们也必须说,民调显示,当时至少大部分斯洛伐克人是不想分离的。直到最后独立的拥护者还都只是少数。详细数据见下表2)。哈维尔要求联邦议会立即通过公投法,以及建立一个宪法法院,以便建立第三方裁决机制。

  

  表2:捷克与斯洛伐克在1990~1992年间的经济表现(年均变化,单位:%)

  但是斯洛伐克内部几个党派觉得通过公投法会有利于现存联邦制度的维系,于是联手在联邦议会阻击该建议的通过。尽管这些党派在斯洛伐克也只代表少数,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否决”宪法结构使得他们的阻挠成功。

  至此,危机就开始加速发展(因为选项已被用尽,1991年突然增速的失业率也不无影响)。1991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开始讨论新宪法的内容。斯洛伐克一方要求先制定各共和国层次的宪法,然后各共和国签订一项国家间条约(state treaty),然后再制定联邦层次的宪法。捷克一方不同意这样做,认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并没有国家主权地位,无法签署这样的条约。接下来是一年多漫长的、毫无成效的协商与扯皮,每一个参与者都厌烦之极。

  一项人事纷争也加重了这个国家的病情。4月,斯洛伐克执政党“公众反暴力”组织发生分裂,斯洛伐克总理梅恰尔被解职,旋即自党内脱离,另组新党“民主斯洛伐克运动”(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简称HZDS)。梅恰尔是因为作风独裁、粗暴而遭到驱逐的。同梅恰尔发生决裂的主要是“公众反暴力”组织中的自由派,而这批人恰好也是联邦的坚决拥护者。梅恰尔原先表态是支持联邦制的,另立新党之后就立刻改换了立场,他指控这些自由派是捷克的“跟屁虫”,只有他自己才是斯洛伐克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个新党里面立刻涌进了大批前国企管理人员和前共产党干部。由于梅恰尔极受群众喜爱,这次分裂就极大地削弱了“公众反暴力”组织(该组织自己的定位也有问题,政策摇摆不定也导致选民流失)。

  面对着斯洛伐克境内各政治党派越来越强大的分离主义倾向,捷克方面再次作出了让步,首先是认可了斯洛伐克要求签订国家条约的要求;其次,哈维尔再次呼吁用诉诸公投的方式来裁决斯洛伐克独立问题。应该说哈维尔抓对了药方。各项民调显示,尽管斯洛伐克公众在此时对联邦政府严重不满,以至于凡跟布拉格站在一起的本土政治精英和党派都大幅度失分,这导致斯洛伐克各政治党派几乎都急速“民族主义化”,但是公众更想要的是一个联邦,而不是彻底从捷克斯洛伐克分离。一次公投就可以结束目前这种军备竞赛式政治紧张关系,从而为稳定局势提供时间和机会。

  但是哈维尔本人无权发动公投,该项权力在联邦议会手中。在年末,哈维尔徒徒劳无功的呼吁联邦议会授予他举行公投的权力。

  当时,为了挽救联邦,无论是捷克还是在斯洛伐克都有人发起民间签名,要求进行公投。到1991年12月3日,有225万人在呈情书上签了字(相当于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的1/6,其中大概有30万斯洛伐克人)。但是联邦议会始终没法通过要求公投的提案,一次又一次,少数派成功否决之。

  1992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议会选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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