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普京三任外交启动:光荣、梦想与现实

——Foreign Policy of Putin 3.0 Style:Glory,Dream and Reality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1 次 更新时间:2013-02-26 16: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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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 (进入专栏)  

  美国国会11月下旬通过歧视性的“马格尼茨基法案”(the Magnitsky Act)之后,俄方反应迅速、激烈,甚至连亲西方的《莫斯科时报》也强烈谴责美国。55俄杜马(下院)则以牙还牙,迅速取消美俄在领养问题上的协议。对俄美双方来说,该事件给未来四年推进双边关系有利但短暂的契机,蒙上了一层阴影。

  

  四、普京外交的经济杠杆与欧亚经济联盟

  

  对外经济战略在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外交蓝图中,具有特殊的核心地位。普京5月7日就任总统的当天,即签署了14项总统指令。其中“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实施指令”的第一条明文指定,俄罗斯外交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应该为俄罗斯联邦的长期发展、经济现代化、以及加强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作为一个平等伙伴的地位,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56

  普京把经济作为俄罗斯外交的首要目标,强调外交服务于经济,主要目的是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提供一个坚实的经济支柱。普京就职当天,就对其第三个任期内的经济发展,规定了一系列刚性指标:政府部门在8年内创造2500万个高生产率的就业机会,对内投资额3年内达到GDP的25%,6年内达到27%;6年内生产率提高1.5倍,GDP 中高科技含量增加1.3倍,俄国在世界银行的“商业友善指数”(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排名,要从2011年的第120位提高到第50位,居民实际工资提高1.4至1.5倍; 降低疾病死亡率,保障药品供应;加强中小学教育及高等教育,增加科研经费;增加住房按揭贷款,8年内为60%的俄罗斯家庭提供经济舒适的住房;俄武装力量及军事机构装备现代化达到70%,等等。57

  鉴于迄今为止普京执政的业绩,没有理由怀疑他在第三个任期内不能有所斩获。然而要实现普京为俄罗斯人编织的“后苏联时代”的“俄国梦”,却不可能一蹴而就。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大为改善,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垄断所导致的经济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治理。加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上扬,俄罗斯得以扭转苏联解体后十年间经济“自由落体”的状况,从非正常的低点稳步回升,也在意料之中。然而普京的“维稳”政策,实际上是把俄经济从叶利钦时代的寡头垄断转向了政府主导,虽然纠正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扭曲和不公正,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俄经济和投资环境,俄整体经济效益并未提高。加工业持续萎缩,高科技裹足不前,国家财政日益受制于国际能源价格的起伏。加上传统的官僚主义和叶利钦时代开始的大面积腐败现象,严重制约了俄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有鉴于此,普京再次当选总统时对民众的种种承诺,都需要俄现有的经济体制和效率有突破和提升。而这不仅需要内部整合,也必须借助外力,来促进俄经济的转型。普京在第三任期伊始提出俄外交服务于经济的思路,已是必然。

  其实普京在担任总理期间,就已着手为俄罗斯经济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创造条件。2011年11月10日,俄国完成了加入WTO的谈判。2012年8月22日,俄罗斯在经过近19年的漫长谈判之后,终于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也结束了其在20国集团中唯一不是WTO成员的尴尬境地。加入WTO在多大程度上是沿袭了中国发展的道路58,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当年中国在考量入世利弊多年以后,毅然选择了接受多边贸易规则,加入WTO,使中国得以整合国内欠规范的经济行为,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跃居为世界贸易大国。密切关注中国的俄罗斯精英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中国为达目标不惜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以出口原材料为主的俄罗斯经济,实际上比入世之初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多的制约和挑战。虽然加入WTO能够为俄国企业和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便利,但同时也为外国产品敞开了国门,而竞争力较弱的俄国企业很难与外国同行竞争。事实上,俄官方为保护本国企业,入世后仍以各种方式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对此,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在2012年底(俄国入世还不足三个月),就对俄国各种背离WTO的“倒行逆施”“异常震惊”(very disturbing),甚至威胁要对俄国“绳之以法”(“the clock is ticking before EU legal action”)。59

  俄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还会继续下去。其实,俄高层对入世的机会与挑战,既有心理上的准备,也不乏政策上的配套措施。如,加快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以此为入世以后的俄罗斯经济、也为应对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扩展,提供一个俄罗斯可以依托并操控的区域经济机制;并通过向亚太(中国、日本、韩国等)倾斜,实现西伯利亚的现代化。

  在普京就任总统后首轮密集出访的六个国家中,有三个是独联体国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对此,媒体一般解读为维系与独联体各国的传统关系,在俄罗斯周边营造一个稳定的缓冲地带。然而普京的此次出访,也带有明显的地缘经济色彩。在白俄罗斯(5月31日到6月1日)和哈萨克斯坦(6月7日),普京与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点是俄与白、哈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问题。早在2007年10月,俄、白、哈三国就宣布建设关税同盟;2011年7月1日,三国完成了统一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的组建过程;其他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先后开始入盟谈判,关税同盟开始逐步覆盖中亚地区。2011年11月18日,俄、白、哈三国元首签订了三项协议,使三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602012年1月1日,关税同盟提升为“共同经济区”(Common Economic Space)。按计划,三国将在2015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从而实现资金、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此外,还将逐步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调节各成员国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逐步过渡到拥有统一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共同能源市场的庞大的欧亚经济体。白、哈两国是俄罗斯推动独联体一体化的主要支持者、参与者和依托,它们在俄罗斯外交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普京在第三个任期的首轮出访中,与两国元首的会谈集中探讨如何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问题。61在乌兹别克斯坦(2012年6月4日),普京与卡里莫夫总统的会谈也聚焦经济问题。卡里莫夫与普京虽未就欧亚经济联盟问题达成任何共识,但就乌加入2011年10月成立的较为松散的“独联体自由贸易区”(CISFTA)问题交换了意见。62

  其实,无论是欧亚经济联盟还是独联体自由贸易区,都不是普京的发明。前者系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2001年提出63,后者则在叶利钦时代(1994年)就已启动。然而这两个围绕前苏联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平台,却在普京担任总理期间重新启动和加速,其中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俄对独联体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情结。近年来,俄对各前苏联共和国的影响日渐式微,2003-2005年间,三个独联体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政府由更为独立、更为亲西方的人士掌控。2008年俄-格战争后,格于次年退出独联体。2009年5月,六个独联体成员(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东方伙伴”项目;同年10月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未出席独联体年会。2012年6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终止”与集体安全组织的正式关系,原因是对集体安全组织过于密切的军事合作感到“不适(uncomfortable)”。64如果说1991-1995年间俄对中亚的“卸包袱”政策(leave and forget)65是出于无奈,“康复”以后的俄罗斯,反而面临着“近外”地区(near abroad)日益明显的离心倾向。而美国为准备从阿富汗撤军而在中亚国家寻求基地和“处置”美军剩余装备的举动,更加强了中亚国家的这种离心倾向66。这对于一直把独联体作为其外交优先方向的普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可以说,独联体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支柱,前两项已处于惨淡经营状态,只有经济杠杆尚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也是普京第三个任期上任伊始就走访中亚和独联体国家,以此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原因。67

  二是 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2009年底和2010年初开始在欧盟国家发酵,严重影响了欧盟的进一步扩展和整合。一些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开始重新“向东看”,把注意力转向其传统的经济伙伴。俄罗斯债务水平和外汇储备均无近忧。莫斯科此时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不仅对一些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经济体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同时,一个以俄罗斯主导的经济联盟,对俄入世后面临骤然增强的外国竞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缓冲区。而对于竞争力相对低下的俄国及其“近外”国家、其中包括格鲁吉亚的很多民众而言,加入共同经济区的“益处”之一,是保护相对落后的民族经济,使其免遭来自欧洲和美国乃至中国的冲击。68比如,机械设备在关税同盟国之间贸易中占总贸易额的20%,而在与同盟以外的国家中仅占2%。69

  第三,莫斯科主导的这一经济联合体,也是对中国近年来在中亚地区的“经济攻势”的回应和防范。70中国入世十年,也是上合组织起步和发展的十年。首先感受到中国对外经济飞跃性发展的,是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十年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增长近20倍,而同期俄罗斯与中亚的贸易额仅增加3倍。中国对中亚出口额增加近30倍,而俄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仅增加4.3倍。俄罗斯对中亚的出口在2008年达到顶峰,此后不升反降,2010年刚刚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中国对中亚的进口额在2006年还低于俄国,但在2010年已经超过俄进口额的一倍(135.82亿美元对67.81亿美元)。不仅如此,中亚国家至中国的输油、气管道的投产,事实上打破了俄罗斯对中亚能源产销的垄断。

  诚然,俄在中亚面临的不仅仅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关系。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存在、难以根除的毒品生产和贩卖管道、以及与此有着密切关联的跨国犯罪活动,都在侵蚀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和利益。然而,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上合组织)渠道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往来,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客观上降低了俄罗斯在中亚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很多习惯从地缘经济视角考量经济和商业问题的俄国精英来说,中俄在中亚的经济角力更是一场非赢即输的零和游戏。有鉴于此,俄对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举措不甚热情,甚至有意迟滞的做法,也就不奇怪了。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官方和媒体均正面评价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成果,但上合组织的发展却明显低于中方的期望值。比如上合组织2003年通过的以中国草案为蓝本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提出了上合组织的短、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其中短期目标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建立经贸投资信息空间,确定优先合作领域;中期目标是制订规则和程序,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开展大规模多边经贸合作;长期目标是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然而上述目标进展缓慢,落后于预期,中国所设想的自贸区一直未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于2011年再次提出自贸区的建议,至今仍未被其他成员国接受。71

  另一件上合组织可以做、但未能做到的事情,是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SCODB)。早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前一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提出建立上合开发银行。2008年以后,建立该银行更具迫切性,而且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上合组织第十次总理会晤中,获得多数政府首脑的支持。72然而普京却对开发银行兴趣不大,反而支持建立低水平的“上合组织专门账户”(亦称上合组织发展基金),理由是2005年建立的上合组织银联体(SCO interbank consortium, SCOIC)仍面临众多问题。由于普京的态度,各国总理只能在会议公报中表示,“总理们重申支持建立上合组织专门账户和开发银行的原则立场”。73与普京对上合开发银行的消极态度相对应的,是他对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热情。普京早在2007年就首先提出此倡议。在以后的几年中,大部分有关讨论都是在中亚能源生产国的“三驾马车”(俄、哈、土)之间进行的。2011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中俄吉塔四国能源部长会议上,中方提出建立一个开放型的、包括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组成的“能源俱乐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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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 》201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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