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2 次 更新时间:2013-01-28 14: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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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故应调查;要选举,就先要知道有多少选民,所以要实行户口调查; 等等。然而,开发富源一类,的确向不为政府所关注; 像户口这样的大事,过去何以不知其详? 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若过去已知,本不必调查,就可按既有数据实行选举。

  故“调查”的需要不仅是外来的,也揭示出一个思路,即政府以及部分民间士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对于国情的了解是不足的。而这不足,既有真正的不足(因为小政府不需要足) ,又与外来影响不可分。近代中国的各种外在对比项,本已具有很强的想象意味;后来对自身国情的认识,也出现了连带性的想象。如前所述,近代一些肯说话愿意说话也能说话的人形成了所谓“舆论”,影响着朝野的决策。但很多时候,这些人或不过是摹拟外在的认知,又胆大敢说而已,他们有时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和国民。

  不幸的是,梁启超自己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在通过日本输入西方观念的同时,也“借鉴”或引申性地“发现”了一些中国的“国情”。可怕的是,类似的观念后来却被制定政府政策的人所采纳,而成为了国策。梁氏在1896年说:国强基于民智,而民智的基础是天下人都能读书识字。“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三十人。”这大概是根据当时各国国势强弱反推出的想象判断。在梁启超眼中,中国的识字率虽远比列强低,到底也还接近30%。在后来的认知中,这一比率则大幅降低。到 1908 年,宪政编查馆定出的筹备立宪目标,“人民识字义者”竟然要到筹备第七年才可以达到 1%,第八年达1/50,第九年到 1/20。

  不过十余年,在当时政府官员眼里,素重教育的中国基本已成一个极少有人识字的蛮荒国度了。若不求精确,识字率本不难知大概。此虽一例,却可推见其余。故清末朝野对人对己的不少认知,都已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如果朝野对国情和外情的了解如此,其所推动和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到底是基于想象还是现实?到底有多少是基于想象? 又有多少是应对现实?恐怕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仿行宪政时一些摹拟举措,确属无的放矢,应是新政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相关的努力,或许真如冯友兰后来所说,只能“壮纸片上之观瞻”。这样,清季新政已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

  5. 小政府和大政府

  与此前的“弱国家”相比,清廷已经变得非常强有力了。但其并未准备彻底改变其政治模式,因而也无意从根本改变其政治伦理。当年推行新政时,凡遇“地方”之事,尤其涉及款项者,相关的政府公文中可见一条很重要的内容,即“官不经手”。如1905年的《天津四乡巡警章程》就规定,办巡警的经费,“皆责成绅董,官不经手”。而袁世凯在呈报章程的奏折中也说,巡警月饷“由村董酌定支给,官不经手”。当然,这是袁世凯所谓“官绅联合”的模式,故“官弁薪工马匹杂支”等费,仍“由官发给,以示体恤”。

  这一取向表述出一个很明确的原则,就是官( 中央和地方政府)既要主导,又不起具体作用,似也仅承担有限的责任。换言之,小政府已进入政府官员的下意识层面,成为自觉的政治伦理,故其在意识层面对自身角色也有较清晰的定位。类似规则特别能体现过渡时代的转折,由官方督办领导的乡村巡警,显然是一种新的体制;而经费上仅象征性地参与,又维持着既存的政治伦理,是小政府模式的一种自然延续。

  与“官不经手”类似的一个当时表述是“劝”,甚至可说这是清末新政的一个关键词。1907年地方官制改革,各直省均设立劝业道,以及后来地方设立的劝学所、劝学员等,这些以“劝”为名的机构和人事设置中,大体均表明官方既要主导而又仅有限参与,折射出后人眼中的国家与社会那互为交结的一面(详另文) 。

  在外来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朝廷较前远更主动更有力地参与了各项新政事务;同时又对“国家”功能有明确的认识,始终坚持“国家”只起倡导和推动作用。从“官督商办”到“官不经手”、“官绅联合”等,都表明清廷大致还在坚持“小政府”的行为伦理。从主观意愿看,清廷虽已从不作为的消极态度走向有作为的积极取向,然其试图扮演的,仍只是一个“积极的小政府”角色,并不希望变成一个实际的“大政府”。然而,因为其面临的退虏、送穷任务既迫切又艰巨,实际却不能不一步步走上“大政府”的不归路。

  故清季的现实困境是,一个小政府的机构,却不得不行使大政府的职能; 不仅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准备,在政治伦理、行为模式和体制方面,也都缺乏足够的预备。朝廷如此,民间亦然。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廷却仓促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从废科举到筹备立宪,件件都是以千年计的巨变。

  今人常说中国人缺乏法制观念,恐怕多是以其心目中某种特定的“法制”概念来反观中国现象。君不见戊戌维新时康有为就呼吁要从根本上一举改变“大经大法”,而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则是动辄曰新法“有违祖制”吗?双方关注的重心,恰是法与制,以及法制基础上的法治。而当时“变法”一语的产生,并被后人用以概括那一时段的改革议论和举措,都体现了强有力的法制观念。另一方面,向为人所诟病的“人治”,也有其长处,即对“人”的重视超过“制度”。梁启超的“新民”说,似乎还能体现这一传统。他曾指出: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 无新政府? 无新国家? 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 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中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就是因为过重新法,而忽略了“新民之道”。

  但梁氏和他老师康有为一样,是一个贯彻“得君行道”之路的人,他也一向特别重视制度尤其官制的改变。而清末官制改革,恰体现出一种由人向制度转移的态势。1906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和闽浙总督端方奏请改定全国官制时,便强调日本“宪法之推行有效,实由官制之预备得宜”。关键是其后隐伏的准则: “未改官制以前,任人而不任法; 既改官制以后,任法而不任人。”前者若“法既敝,虽圣智犹不足以图功”; 后者则“法有常,虽中材而足以自效”。次年,御史黄瑞麒也上奏说: 立宪国的实质是法治国,“法治国任法而不任人,人失而法不失,故其国能长治久安;非法治国任人而不任法,人失则法亦失,故常朝治而夕乱”。时人这样的表述尚多,都指向一种重制度而轻人的思路。

  类似观念现在仍很流行,但钱穆却视为清末的失误。他以为,既然要效法西方实行选举代议制,就“应该改变传统演变下的内在流弊,看重活的人超过于看重死的法,随时好让多数的意见来更改向来规定的法制,让人心在法外多留活动之余地”。而晚清的政治积弊,“则仍在纸面文字上用力,一切要求制度化,认为制度可以移植,不必从活的人事上栽根”。当时人相信“制度可用来束缚限制人”,却“不知一切政治上的变化,正是活的人要求从死制度中解放”。当年抄袭西方,不免“牺牲了活的人,来争死的制度”,结果“仍成为一种敷衍、文饰、虚伪与腐化,始终没有把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引上正路”。

  钱先生另有一些具体论述,我们不必拘泥。其所论最具启发性之处,在于强调“让人心在法外多留活动之余地”,以及“把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引上正路”。而晚清变法以及此后的很多改革和革命,都未能避免“纸张天下”的特色,上下都更多在条文上努力;故虽在在反映出“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却相对忽视了“社会人心”本身的“内在活力”。人的心力永是活泛的,并无固定的方向和目的; 若群体性的“社会人心”,能动程度更不可小视。即使在承平时代,其表面或状如止水,内里仍生机勃勃;若在危险与机会并存的乱世,一旦借外力而形成奔腾的怒涛,更非一般力量所能遏止。

  可以说,新政的推行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本已不堪重负的中央财政的承受力,解决之道有二:一是进一步加征各种临时性的税费,或据西方学理大幅度增加正式税收,两皆可能造成民众对于新政的敌视; 二是借外债,却被不少时人和后之研究者视为“出卖国权”。两者当时都得到采纳实施。但对当下出钱的人来说,临时性的征收与常赋差别不大( 仅心理层面略好) ; 而借钱总要还,最后还是要转嫁到基层的百姓身上。所以,为富强而大幅增加开支,是一个让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在此诸多令人不满的现象背后,都潜藏着结构性的体制变更,并要求政治伦理也有相应的转变。

  小政府模式的基本准则就是政府不作为或少作为,只有不扰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如果政府要有作为,就需要花钱。大政府的观念是很晚才传入中国的,对改变了思想方式的今人来说,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向人民收钱;就像人民在议院里要有代表,政府才能体现人民的意愿一样。这些都是近代西方典型的大政府观念。而小政府的不作为,是基于对国家机器“自主性”的某种体认(与权力永远导致腐败、故政府不可信任的西方观念表述虽不同而相类) 。即使不言抽象的政治伦理,进一步的问题是,早已习惯于小政府的中国老百姓,能信任转变中的当时政府吗?

  在具体举措方面,明知因富求强才是正途,但当时提倡的生利之法,均非可有款项立至,不能短期解决问题,正所谓缓不济急。若政府改变体制,直接参与理财,便违背了不与民争利的传统,既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尝试;且任何正确的理财方法,也不可能少米多炊,更不能为无米之炊。如果徒然实行修改税收制度等敛钱之法,且不说很难在短期内筹集巨款,同样的问题是,普通民众真能如潘宗礼所想象的那样知所纳之税的用途就愿意缴纳吗? 若百姓不理解而民怨激增,恐怕就不能给政府以继续改革的时间了。

  换言之,若不解决小政府的问题,清廷已陷于一个诡论性的( paradoxical) 微妙处境: 不改革则不能解决问题,而要推行新政就需要花钱;且多一项改革举措,就增进一步经费的窘迫,直至破产。这基本就是一个不归路———不作为则显无能,欲作为则无财力,而解决之道更处处威胁自身的统治合道性。即使没有其他事情发生,这样的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故芮玛丽认为,正是清政府的改革摧毁了这一推行改革的政府; 因为它不能控制其自身政策造成的加速度。

  不过,这只是一个带有后见之明的分析。如前所述,当时社会的物质潜能到底有多大,是一个尚需斟酌的问题。例如,像梁启超这样的人便认为社会仍具可开发可整合的巨大潜力,只要理财方法正确,即刻便可获取数倍于当时岁入的款项。但问题在于,由于朝野的政治伦理并未出现根本转变,任何民力的“开发”都会被视为盘剥(且不说实际操作中确曾出现借此盘剥的现象) ,则社会力量的动员本身,可能就是对政府的一道紧箍咒。

  不过,当时局势的确非常困难,却也不是毫无转圜的可能。很多人确以为要变天了,同时也有不少人在努力,还有更多人在观望。简言之,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不一定是“必然”的,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如前所述,主张革命和改革的人,可能是为了一个相同或至少相近的目标。而改革与革命演成对立的态势,并最终被革命取代,有可能是对达成目标的方式、速度等方面的歧异。然而改革毕竟走向了革命,其间从政府领导能力到士人心态等相关问题,尤其是立宪与革命两个选项的竞争及时人对其正当性的论证,本文下篇将接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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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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