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0 次 更新时间:2013-01-28 14: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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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如今日俄却分别成为“立宪”和“专制”的代表;不过几年,与其说是两国自身政治的变化,不如说是中国人观察的眼光转变了。《申报》的即时观察,仅联系到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宪政; 林白水的事后分析,则明言其与立宪的关联。两皆由外及内,最能体现“外事”与“内务”的关联已进入一个纠结难分的层次。

  如前所述,权势结构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在的领域,文化、思想领域同样重要。康有为当时观察到,庚子后“人心大变”,实“二百年所未有”。关键在于,“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 以前士人“犹望复辟之自强,今则别谋革命自强”。盖外国不仅提供了改变的榜样,还始终在努力参与并试图指引改变的方向。读书人的思想方式在西方引导下发生转换,遂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剧变。

  王国维后来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道”本应是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道”也就成为中西学区分下的一个区域成分了。过去即使在改朝换代之时,很少有士人对基本的纲常礼教产生怀疑。由于出现了中外的对比,形成了道出于二的语境,则中西之道都成为可能的选项。更因黄遵宪所引述的新观念大都被树立为“正确”的标准,中国“专制”的可恶和可怖,更得以凸显。所以黄氏认为,当时的“坏劫”和“厄运”,乃“由四五千年积压而来,由六七大国驱迫而成”。但比较起来,“今日大势,在外患不在内忧”。

  很多时候,西方也并不掩盖直接以掠夺方式摄取利益的野心。故其不仅提供了变革的思想资源,也以其行为证明着帝国主义的存在,并提示了对抗西方的思想武器。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凡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地方督抚,大体都得到列强的支持。而清季、北洋到国民党三政府都发现,租界始终起着“保护”叛乱者的作用,尽管作用和程度不同( 详另文) 。基本上,中国士人对西方观念和行为的接受每进一步,他们对西方的不满也增进一层: 中国人因接受西方观念而重视主权,而主权的重要性一旦凸显,此前一些可能是主动“丧失”的东西就变得重要,遂不能不“排外”。外国司法观念的逐步接受,也就意味着对治外法权的不满。报刊和电报、铁路等既增进了全国意识,也较前远更迅速地传播着任何一种中外不平等的事例。走向富强的西式改革需要大幅增加支出,被外人掌控的海关收入便引人注意。

  可以说,从晚清开始,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参与程度极深,而影响也特别广泛。这样一种与此前相当不同的历史局面,既是辛亥鼎革的语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发生的原因。充分认识到这样一种权势结构的转移,有助于理解清朝的颠覆。

  日俄战争后仅一年,朝廷新设的政务处就“议饬各部院衙门均在本署内添设仕学馆一区,谕令各司员娴习应办公事,并研究西学政治外交等事,以广造就”。所有政府机构都要“研究西学政治外交”,鲜明地体现出外国无处不在早已多么具体。推行新政的政府如此,要推翻政府的革命者亦然。当辛亥年孙中山在美国获悉武昌革命的消息时,这位革命家不是疾速返国,而是转往英国以寻求可能抑制日本的外交帮助。詹森( Marius B. Jansen) 曾敏锐地指出,这表明在中国领袖人物的认知中,外国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武昌的革命政府对此也有充分的认识。10 月 12 日,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就照会各国领事,承诺保护租界和各国人民财产以及“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声明清政府“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赔款外债,照旧担任”; 但以后缔结的条约、借款则不能承认。军政府随即对内发布告示,明确规定: “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并在白话布告中说:“各人要守本分。第一不要扰害各国租界,不要害外国人生命财产,不要烧领事署及教堂。因外国人没有害我们,害我们的是满人。若是害了外人,各国都来与我们为敌,那就不得了呢。”

  并非仅有武昌如此,芮玛丽曾注意到,辛亥革命期间,南北军队都非常小心地不损伤外国产业。英国领事惊讶地注意到革命军对外国权力的默认:在沪宁之战时,革命军沿着沪宁铁路旁的崎岖小路徒步跋涉,目送着火车从身旁飞速驶过。他们当然有能力夺取火车快速前进,不仅舒适很多,更重要的是可以赢得战役的先机,然而他们却不曾尝试这样做。

  革命一方的作为很快得到了列强的认可。10 月 18日,驻汉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正式颁发布告,援引国际公法关于“政府与其国民开战”的规则,宣告严守中立,等于间接承认了武昌革命政府为代表中国“国民”的交战团体。在外国影响无所不在的权势格局之下,列强的迅速表态,是个至关紧要的转折性里程碑。此前,主张支持立宪而反对革命的人有一种基本论调,即中国若革命即会内乱,列强必因此出兵干预,进而瓜分中国。领事团的反向表态,彻底粉碎了这一曾经广为流传的说法,至少从操作层面证明了“革命”的可行性。

  尽管稍后长江上的英国海军确有借中立以掩护清政府军的举措,曾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但列强的表态整体上显然对革命一方更为有利,实际鼓励了革命在他省的蔓延。几天以后,就出现了湖南军政府,此后各地军政府遂陆续成立。时在内阁掌文字的许宝蘅看到“各路蜂起”,便知“大局危殆”,只能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至此,对清廷而言,除非取得全面彻底的军事胜利,已难了局。

  其实,即使没有革命的爆发,清廷已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之中。这仍与外国在华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 此前为对抗外国势力的干预,清政府史无前例地援引了义和拳这一民间的异端力量。在读书人眼中,这是一个明显的“失道”象征,直接导致了士人与朝廷的疏离。避难到西安的光绪帝在1901年初发布谕旨,要求“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后者针对的是刚落幕的中外武装冲突,前者却揭示出一种更加危险的状态———新旧对立的背后,实隐伏着“拳乱”后士人与朝廷间的紧张。

  

  二、庚子后清廷的失道形象和士人心态

  

  上引谕旨里新与外、旧与中的潜在逻辑关联,总体虽可说是近代的通相,却也因朝野的一度共同趋新,已淡出时人的言说。从曾国藩时代开始,朝廷逐渐成为新派的后盾。尽管向竞争对手学习有着种种的不愉快,若非外国势力的直接介入过深,朝野趋新的主流或会延续,而不致排外。故义和团兴起时最高层和底层少见的朝野一致,反暴露出朝局的分裂和朝野的疏离: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公然对抗中央政策,暗中实得到不少士人的认可。朝廷与士人之间这样曲曲折折的合离,却也渊源已久。

  作为一个外来政权,满清朝廷与士人的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嘉道以后,满汉隔阂虽渐为人所淡忘,传统的“上下之隔”又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所写的《尊隐篇》中,已提到文化重心由京师向山林的倾移; 由于京师不能留有识之士,造成“豪杰益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的结果。这样一种朝野之间的疏离,因西潮的入侵而加剧。后之所谓开风气者,越来越多地出自非京师的地方。

  张之洞在戊戌维新时期已注意到新型媒体的影响,其《劝学篇》曾专辟一节以论“阅报”。他说:

  “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就像《申报》曾经是一切报纸的代名词一样,“沪上”也不仅仅就指上海一地,却不啻一种新型的“山中”。重要的是,不仅内政、外事,就连学术方面的新观念也“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提示出当时风气之开,源自何处。且这或许已是封疆大吏晚来的承认,类似的倾向早已形成多时了。

  近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人员和思想的新流通方式促成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朝廷的“舆论”,却又能影响朝廷的决策。由于社会及社会观念的部分西化,开始出现一些愿意说话甚或“出来干”的人( 新旧皆有,以新为甚) 。梁启超曾观察到:

  试观数年以来,倡政治改革之人,非即倡教育改革之人乎? 倡教育改革之人,非即倡实业改革之人乎? 倡实业改革之人,非即倡社会改革之人乎? 以实业论,则争路权者此辈人,争矿权者亦此辈人,提倡其它工商业者亦此辈人也。以教育论,则组织学校者此辈人,编教科书者此辈人,任教授者亦此辈人也。以政治论,则言革命者此辈人,言暗杀者此辈人,言地方自治者亦此辈人也。其它百端,大率类是。

  这一观察非常重要,即一段时间以来,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大致出于同一群被认为是了解新事物的人。关键是这样的“舆论”能够影响朝廷的决策。很多原处边缘的趋新者,逐渐形成“舆论”,造成压力,使处于权势中央(不仅是中央政府) 的掌控者接受这样的思路,进而转化为当权者的想法和政治策略( 且这些人并无太明确的朝野之分,新政时期的规划,相当一部分奏折、章程等甚或出自一些逃亡在外、在国内连合法身份都没有的人) 。尽管从曾国藩时代起朝廷已渐趋新,然而边缘处还有思虑更激进的,后来又逐渐转向中心,成为新的开风气者。

  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这样一种从边缘到中央的新旧转换,已形成一种倾向性的发展趋势,到20 世纪很长的时间里还在延续。大概从 19 世纪 80年代开始,传统意义上的守旧者已经很难发出声音,到甲午后则基本可以说失语了( 实际当然仍在发声,但朝野主流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清季出现的革命党人,虽仍以读书人为核心,却是与梁启超眼中“此辈”不同的群体; 他们所言的“革命”,也已经是与前不同的革命; 但他们仍延续着观念更激进者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态势,一度使得反对革命者张口难言( 详后) 。

  到 19 世纪最后 10年间,中国舆论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在“退虏”、“送穷”等具体的“富强”层面,既存中国学术已基本“无用”,应该束之高阁,转而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政艺之学。而被迫向竞争对手甚或侵略者学习的选择也带来深层次的心态紧张,进而促生一种集焦虑和激情于一体的急迫情绪,总想完全彻底地一次性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不惜借助非常规的方式。其间还有一股潜流,即甲午海战的失败,似乎提示着办海军这一学习西艺方向的无效。此前对“制造”的重视已趋淡化,如今可能受到进一步的怀疑。既然这一趋“新”路向的效应不佳,强调中外差异在器物为主的“富强”方面的主张,也减弱了说服力,有些士人或会寻找其他可能应对中外冲突的方式。

  这两种一显一隐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廷的决策,对华北义和团这一“神拳”的借重,提示着主政者基本接受了中学之上层正统已不足以救亡图存的观念,而又不欲进一步仿效西方模式,故走向基层,启用中国传统中任何可以尝试的资源,实即往异端方面寻求力量和支持。尽管如此,这或许是近代国人最后一次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在那之后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寻求思想资源的眼光再次向外发展,所有中国的思想都不再重要也无人想要了。

  义和团的重要象征意义在于,那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将“怪力乱神”的事放到了最高的中央政务会议上来讨论,并将之作为决策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当时的国策。这意味着“中国”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不复是以前那个“礼仪之邦”了。而此前朝野的共同趋新,也是逼出义和团行为的一个潜在远因。素负理学盛名的大学士徐桐公然为“神拳”背书,以为能收“以毒攻毒”之效,便最能体现那种隐忍已久、不得不发的心态; 而在久抑之后一举释放而出时,显然已急不择术了。

  故义和团的失败不仅是一次作战的失败,而是朝廷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站到了整个价值体系的对立面上。对许多士人而言,文野之辨胜过中西之分。当年曾国藩等读书人要起来打太平天国,就是觉得那边崇奉的是异端的耶稣教;这一次则是朝廷援引了内部的异端,同样引起了大量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凡“怪力乱神”当道,均伴随各方面较大规模的杀戮: 太平天国时期“长毛”固以杀人著称,政府军杀人亦狂,以致曾国藩有“曾剃头”之称; 义和团期间中国教民和拳民的行为亦然,许多教民在庚子以前借教力压人,在义和团事件期间被拳民所滥杀,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又以同样方式滥杀反教者,而外国军队在此期间在杀戮方面的表现也已达到“上帝也疯狂”的程度。

  对饱读经典的读书人而言,这都反证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确”。当清廷也像当年洪杨一样提倡怪力乱神时,表明其在社会层面已不一定依靠士人,在思想层面既不能维持中国“正学”,又不能接受外来的新学,实不足以救亡,更不能振兴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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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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