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中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解构:本质、挑战与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1 次 更新时间:2013-01-24 16: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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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  

  (25)从经济循环的角度,这些结构性因素具有内在的逻辑性。

  3.经济、政治体制深化改革层面。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最终又是由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宪法确定国家的所有制形式以及政治运转体系,在此基础上,在客观历史环境下形成一定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下,人们形成对经济制度的看法。而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这种秩序决定了与经济有关的三个方面:市场的制度与秩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最后,在现实的经济层面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与具体的经济调控力量。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影响市场制度和秩序的构建和完善,而且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三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的因果逻辑关系实际上在大的方面明确了这三个层次的因果关系:经济和政治体制决定社会经济结构,进而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三)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和比对

  中国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起飞”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用下述框架来分析。

  (1)中国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市场制度逐渐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到逐渐明确和调整,而且还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度以及相应的官员晋升规则。

  (2)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在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的份额增加而居民的份额减少。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和集体企业承担大量社会福利职能,利润留存较少,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几乎没有。变为市场经济后,各类企业与政府形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同盟,在初次分配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中都忽略了居民的利益。

  (3)收入分配结构与二元经济的转变又进一步改变了要素供给结构,使工业部门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因此,劳动力供给的构成,由原先以成本高昂的国企职工为主的结构,变为成本低廉的工人为主。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大大增加又使物质资本的成本相对上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凸显,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

  (4)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度以及相应的官员晋升规则的逐渐形成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逐渐调整共同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体系。这一体系通过对需求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最终使产业结构与国际分工定位相契合。经济调控力量也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被更加边缘化;政府又用更多的收入进行投资和消费,并且促进出口。需求结构向着消费比重下降而投资和净出口比重上升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通道。

  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但却存在着问题,不利于促进自主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价值循环和社会稳定方面都面临挑战。首先,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扭曲了资源配置,使资源被过度动员和消耗,并使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中国经济“起飞”阶段,政府对资源动员的促进能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改革逐渐扫除资源动员在制度上的桎梏;另一方面,政府的又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和配套服务为资源动员构建激励环境。在资源动员的制度桎梏基本被扫除之后,政府想让经济更快地发展就只能构建资源动员的激励环境。而在政府的不同层面上,只有地方政府才有“全天候”的推动GDP增长的冲动。按照经济学原理,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企业会将资源投入到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资源没有被充分动员时,企业会自发地越来越多地雇佣资源进行生产,从而产生了GDP的增长。在没有达到资源使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地方政府促进资源动员的行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当达到这个最优点之后,继续构建资源动员的激励环境只会降低资源使用的边际成本,从而使资源过度投入。其次,价值循环的不稳定:当前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产能过剩,而人力资本增强型的技术进步又受到阻碍,使得经济内生的价值循环不足,从而过分依赖外部循环。而这种外部循环还越来越受到来自发达国家高端产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的双向竞争压力。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国家出口。(26)在这双重的竞争压力下,中国经济所依赖的外部循环的规模将会有越来越小的危险。再次,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进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综合上述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源环境、价值循环和社会稳定三个方面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多数学者都认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手段。具体而言,就是要一方面限制甚至清除各种制度因素对转型的阻碍;另一方面,改变现有的经济调控力量,将原先执著于资源动员的政府惯性力量,转变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巨大推力。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对策

  

  (一)解放市场“无形之手”:形成转型的基本动力

  (1)更深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制度,维护市场秩序以保证要素能向转型目标自由流动。一方面,要完善劳动、资本、经理人、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制度,建立转型所需的要素流动渠道,并且限制商品市场的垄断,以保证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经济主体的个体理性决策与转型所需的集体理性相一致。另一方面,要建立强有力的法治体系以维护合理的市场经济秩序,保证要素的流动不被非法因素干扰和阻碍。

  (2)更深入地推进体制改革。要明确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建立公共管理型政府的定位下,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以约束政府权力。

  (3)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要素供给结构,推动转型所需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一方面,要增加居民和企业的收入份额,减少政府收入的份额,这样,更注重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政绩的私人投资会增加,促进有利于技术进步的物质资本形成。另一方面,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这与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是相互促进的。因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意味着更多的人摆脱低生活水平,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的增加,也能使单个劳动者的生产率提高,这是增加他们收入的最重要的理由。

  (二)规范政府“有形之手”:构建转型的引导力量

  (1)明确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目标,改变地方官员晋升规则,使经济调控力量的方向变为促进技术进步。

  (2)积极使用宏观和微观经济调控政策引导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以及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将“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并促进我国在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中逐步升级。

  为此必须积极使用各项经济调控政策引导三个方面的结构调整:第一,收入分配结构方面,不仅要使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直接影响收入分配,而且要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劳动收入的提高奠定价值基础,最终实现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培育和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目标,为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第二,需求结构方面,要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比重,必须制定政策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解除居民在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第三,产业结构方面,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产业结构不仅要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而且要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

  (3)积极利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以及区域结构差异蕴含的机遇,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辽阔的腹地变为经济转型的优势。要在四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要消除户籍制度的身份歧视,使进城的农民工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这不仅能消除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障碍,而且直接有利于农民工本人以及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积累。第二,加强职业培训,特别是失业工人及低素质工人的培训。第三,鼓励服务业发展,以创造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第四,扶持农业并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消除农业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

  在区域结构上,东部地区要制定政策,做好产业升级和向内地迁移落后工业的工作;中西部地区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各地还要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从而极大地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性效益,不仅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而且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对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此数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以及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布的2010年12月31日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外汇比价计算得出的。

  [2] 世界银行2010年8月公布的最新分组标准:按各经济体的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收入(<995美元),下中等收入(996~3

  945美元),上中等收入(3 946~12 195美元),高收入(>12 196美元),本文暂忽略GDP与GNI的微小差别。

  [3]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一》,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027_402512199.htm。

  [4]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

  [5][24]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1期。

  [6][22]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19)。

  [7][20][23]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7期。

  [8]Wing Thye Woo, Getting Malaysia out of the Middle-income Trap. 2009.

  [9]Kenichi Ohno, The Middle Income Trap-implications for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and Africa. GRIPS Development Forum. 2009.

  [10]胡鞍钢:《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代经济》,2010年第8期。

  [11]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2010(19)。

  [12]王小广:《改变发展模式避免中等国家陷阱》,《中国市场》,2010(16)。

  [13]马克:《高度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2010(19)。

  [14][21]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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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17]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8]陈景武:《重视贫富分化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0年第10期。

  [19]张茉楠:《慎防“中等收入陷阱”》,《新理财》(政府理财),2010年第4期。

  [25]《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述要》,《光明日报》,2011年1月7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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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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