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 张欢: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破解“托克维尔改革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98 次 更新时间:2013-01-11 11: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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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帅   张欢  

  这有利于廓清我们对社会转型危机的认识,特别是那些被人为地夸大的或被掩盖掉的社会危机。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既然社会危机可以区分为转型危机和治理危机,那么各自应当有着自身的逻辑性,如此,问题可以转化为:转型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治理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徐湘林在“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一文中,首先围绕“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崩溃论”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指出:“为了判断国家治理是否具有适应性,我们也有必要在理论上区分两种不同的危机类型: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进而对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危机的概念和性质做了区别:

  “在这里,转型危机主要是指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包括两个基本特征:(1)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2)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我矫正,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治理手段进行干预。根据这两个特征,转型危机的发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原有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严重冲击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打破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关系的相对均衡,从而在人们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中产生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在第二个阶段,当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组织、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得以化解时,国家干预就成为解决问题和控制危机的必要手段。而国家治理危机则是指作为治理者的政府(国家)在特定时期无法有效地对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控制和管理,进而严重地影响到政府统治能力的一种状态。国家治理危机也包括了两个基本特征:(1)其危机不是指由某些重大事件引发的政治紧急状况和不稳定现象,而是指国家治理所出现的体制性困境,即多方面的和大范围的国家治理职能的衰退和弱化;(2)国家治理体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而且体制僵化自身无法进行有效的调整。根据这两个特征,国家治理危机的产生也可以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经济-社会转型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开始超出现有国家治理体制所能发挥的能力,国家治理体制的部分功能不能发挥作用。随着体制外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加,原有治理职能的体制性衰退,国家主动地或者被动地进行了治理体制改革。在第二个阶段,国家治理体制在不断增加的社会压力下不能有效地自我调整和适应治理功能的转型,或者在快速改革和政治重大变革中能力急剧弱化,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决策权威和行政执行力的系统性危机。”[13]

  在这样的概念区隔中,我们注意到,转型危机是由于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造成的,即在一个可以观察的历史时段内,社会发生了明显的结构变迁,而这种结构变迁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冲突。所以说,对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的概念区分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工作,有利于深化这些问题的讨论。

  “托克维尔困境”告诉我们:当社会结构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政府进行变革的动机变得危险。因此,可能并非是因为这个政府变坏了,而是存在一些政府不曾察觉的客观因素,比如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错觉:认为一些现代化的举措会在短时间内让民众的生活质量发生改变,是利大于弊的事情。但一般情况下,实践结果却是相反的,往往会引发社会问题,比如现在的校车问题、学生营养餐问题等等。

  在探索社会转型危机的根源之前,我们还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即社会转型为何引发危机?当我们去比较后发社会的社会转型时,人们往往习惯将西方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一面光亮的镜子,映衬在镜中的社会往往危机四伏,总觉得天要塌下来一般。然而事实上,即便是美国,其社会转型也有危机,难道美国南北战争不是一场危机极端化的表现么?北方工业社会模式与南方农业模式之间的矛盾不正是社会转型向何去的方向问题之争么?转型危机无处不在,《论美国的民主》所展现的是美国如何实现社会转型,但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对美国模式的刻意赞美,从而对美国社会转型危机的忽视。

  既然是一种结构的重大变迁,而且导致了危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种社会结构事实上发生了与正常社会演化相悖的演化路径,如果我们将偏向于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理解为更加有利于社会资本增殖的话,那么一种相反的社会结构变迁应该是造成了社会资本流失的路径,而导致社会资本流失的主要方式不外于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或者说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丧失了必要的组织能力,难以挽回政治社会结构解体进而碎片化的命运。这种碎片化是以个体性表现出来的,即使在“二战”后的美国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并且正威胁着美国现代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资本的保有。由此,帕特南在研究美国社区的专著《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对托克维尔的观点进行了论述:“托克维尔观察到,‘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互利互惠的行动,才能丰富情感和思想、开阔胸襟、增进理解。’就像预防针一样,社区关系可以使人免于卷入那些充满脱离社会和放任不羁的个人的极端主义社团。过去四十年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远离社区、职业和团体协会的人是极端主义团体的主要支持者’。”[14]所以,我们注意到,被强拆的或者被征地而无家可归的人很容易走向极端,就像晚清那些破产的民众倒向各种会党一样。正是政府的一些治理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远离社区和团体。

  

  四、治理危机的根源:制度与结构的冲突

  

  徐湘林所界定的治理危机概念,指向的是治理主体本身的困境,即体制与制度性障碍以及政府组织能力的衰退。如果将社会这个治理对象加进来,就有利于我们理解这种困境的根源——既然转型危机使得社会出现分化,社会机构基础流失,那么政府自然要去整合它,防止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政府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去寻找造成治理危机的根源。

  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往往是被动应付性的,例如我们注意到,当社会群体性事件越发增多时,政府不得不将精力转向维稳工作上,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花费高昂的代价,而这些则是因为社会资本流失造成的成本进而转移到公共财政上的表现。一个财力还算充足的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财政购买社会资本流失造成的坏账,比如通过增加警察以增强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和对突发事件的控制,通过改善民生来稳定民众情绪。但是,一旦政府财力枯竭,当社会资本流失严重时,政府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从社会结构基础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来看,制度变革需要与社会结构基础相适应,否则就会产生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张力。这种张力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与传统社会整合之间的张力;另一种是制度先于社会结构变革,通过制度整合社会结构。前者是我们常见的社会转型状态,后者主要表现在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是这两种状态都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就会表现出治理的危机。所以,政府治理体制和机制的障碍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其制度设计落后或者制度设计过于超前,但两者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即政府的行政能力衰退。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又往往采取社会控制的方式,更加压缩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整合的能力,导致社会衰败的恶性循环。所以说,治理危机也会加剧转型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危机恶化的不可逆转。

  由此便知,“托克维尔改革困境”首先是从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开始的,然后社会因为逐渐丧失组织能力,加之战争、饥荒等因素,底层社会民众脱离了传统社会组织,转向了极端团体中,而这也是那些团体所期待的所谓“越乱越好”的失序格局,对他们来说将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一旦底层社会被极端团体所控制,加上一些主张革命的知识人的领导,革命就会迅速取代改革,这就是为何四川保路运动能够快速从群体性事件转变为政权革命的根源。

  社会结构基础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包含四种情况:

  

   传统制度不变 传统制度改进

  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 Ⅰ Ⅱ

  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改进 Ⅲ Ⅳ

  

  第Ⅰ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传统体制和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像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除朗格多克省)以及晚清新政前的中国社会状态就是这样,他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严重,政府财力积弱,无法填补社会资本坏账,而政府运行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严重阻碍社会改革,因此整个社会的危机使得社会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第Ⅱ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传统体制和机制发生改进。清末新政开始的社会状态就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是这样,其实是“托克维尔改革困境”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就是政府最危险的时候。

  第Ⅲ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改进,但传统体制和机制没有改进。这是社会全面改革的前期状态,比如英国光荣革命前的半个世纪的经济社会形态,英国在商业、土地制度、思想文化、宗教民情等当面都已悄然改变,其政治社会结构的改进为其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基础。

  第Ⅳ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改进,传统体制和机制也得到改进。这是任何一个身处社会转型中的人们都期待的社会转型结果,即使是当下的全球危机,也是向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只是很可惜的是,政治家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在社会转型中,治理危机也是常态,因为很少有政治社会结构与制度相适应的时候,若制度设计落后于社会变迁的步伐,我们就会看到政府总是阻碍着社会发展,政府就会显得保守;若制度设计超前于社会变迁的脚步,我们又会看到政府喜欢插手社会的方方面面,总想着让社会发展能够快一点,但往往是拔苗助长。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利于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发展的,往往酿成治理危机。

  

  五、关于中国,关于当下:该如何破局?

  

  从清末开始的社会转型,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我们在完成两个历史任务:一是对社会进行重新组织;二是寻求与新的政治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但是,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就明显表现出不足以支撑这种文明的形式,尽管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人们一直在探索,但都因效率低下甚至损害生命而被予以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采用“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经验主义方式,政治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却又反过来突出了制度设计的不足,这再一次暴露了与一百多年前同样的问题,即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还不足以承载过高的文明形态。由此造成越来越多的人被抛离出这个文明体系之外——个体的无助感正在集聚,慢慢吞噬掉对人们改革的认同感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底层抗争方式越发激烈,表明我们的社会转型危机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正视的时刻。就像一百多年前甚至一千多年前一样,我们需要为新的文明提供必要的组织方式,否则文明本身将以资本流失的方式解构这个社会,导致其不断衰落进而被拖入混乱的自然状态。

  而当下,全球正遭受着层层危机席卷的浪潮,从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然后是一些热点地区的社会冲突,还有等待我们的更深层次、更广泛的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全球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是失败的,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我们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境地。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毁灭了我们的科学,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变得脱离了实际,不再像1000年前或者工业革命前那样通过知识引领时代,相反却显现出极端的知识贫困。知识的技术化会不会产生新的“李约瑟之谜”呢?这是需要我们去警惕的事情。所以,这次全球性危机也是知识拯救自身的契机。

  其实知识很简单,它是一种衡量这个世界的标尺。我们的知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阶段,因此无非是社会转型危机与治理危机集中爆发的时代。如果我们认清这一点,那么破解这个难题,走出目前的困境或许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既然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是社会转型危机的根源,那么我们就要去促使其基础不断稳固,即形成钻石型的政治社会结构。我们研究一个物体的物理性质,往往从密度、体积、导电性和导热性等方面研究。类似的,一个社会如何变得强大,变得更有分量?当然也应从政治社会结构的密度和体积(规模)上着手。所以社会学里总是强调要扩大中产阶层比重,形成橄榄形社会,其就是着眼于社会主要群体规模的角度。但是相较于政治学的认知来说,还显得不够,还没有抓住本质,一个拳头大的黄金也比一口袋的泡芙重得多。所以说,在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时,更要注重整体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提高。这个政治社会结构密度其实就是社会资本的价值。

  在欧洲近代时期,不仅仅是生产组织的广泛出现,宗教改革、社区自治与发展、行业多样化以及城市化等同样带来各类小共同体的发展与繁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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