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 陈宜中: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11 次 更新时间:2012-11-09 21: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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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进入专栏)   陈宜中  

  在19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一年工资不过是七、八百元,二十万相当於二百八十年的总收入,无疑是一笔巨款,因为「武斗」,还北京中学生中死了一些人。今天想起来,还是伤感的。

  陈:四三、四四与联动,除了社会成分的差异外,有没有政见上的分歧?

  朱:其实,「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是相当深刻的,涉及到中国社会是否要以家庭出身作为社会等级的基础,共产党政权是否只能由自己的子弟接班等问题。在那个时候,核心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究竟谁是接班人」?四四派认为,这是工农的天下,当然是工农要接班。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血统论问题。1967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推荐了《触詟谏赵太後》一文,提出只有严格要求子女,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显然,毛认为自己的子弟接班时不言而喻的,只是要避免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我做的第一次政治性演讲,是在1967年7月,地点是中国音乐学院。我用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去解释文革,题是〈四三、四四派的起源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

  进一步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阶级理论,其政权的合法性是以进行阶级斗争为前提的。讲血统论,阶级对立方可能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方可能不断有「敌人」和「专政」的对象。中国至少到文化革命时期,宪法称所有的公民是平等的,其实不然。按照共产党的正统说法,那时的中国社会是个阶级社会,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主人,其他阶级只有被主人统治的选择。在学习,在工厂,在农村,在接到,所谓出身好的优越感和出身不好的自卑感,时时可见。後来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出身不好的,上不了大学,娶不上媳妇是司空见惯的。

  在北京文革期间,北京中学生中有一个着名的人物,外号「小混蛋」,1968年6月,「老兵」的乱刀之下,17岁。王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王山的《血色青春》都对「小混蛋」的原形有所演绎,并非公正。其实,「小混蛋」的悲剧反应了是当时北京平民或者贫民子弟和所谓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子弟「老兵」的一种深刻矛盾,只是「小混蛋」组织的和平民青少年团夥何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兵」之间的矛盾以江湖的方式展开和血腥的方式结束。如果说,遇罗克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思想的象征,那麽,「小混蛋」其实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符号,只是人们更愿意记住遇罗克,而不是「小混蛋」。「小混蛋」死於非命,死亡原因被是「流氓斗殴」,因为他是来自社会底层。

  陈:到底是「四三派」还是「四四派」算是造反派吗?

  朱:我始终没有用「造反派」一词,因为这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至今难以定义。历史的真实是,「造反派」中有极端的毛主义的左派,还有以「造反」为名,实际上要挑战共产党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右派。右派在文革後期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遭到严厉整肃。极端的毛主义的左派,在文革结束之後,被定义为跟随「四人帮」进行「打砸抢」的坏人,基本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陈:中学生文革时如何收场的?

  朱:文革到了1967年秋天以後,已经是强弩之末。隔年,全中国的中学生开始「上山下乡」。这可能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在二年左右的时间,近二千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走向乡村。当时中国人口大约是七亿,城市人口不过是二亿,二千万相当於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伴随中学生的上山下乡和工厂务工,由「老三届」,为主体的中学生与大学生的文革已是强弩之末。

  陈:是否可以解释一下「老三届」。

  朱:「老三届」可是个中国大陆的重要历史概念,是指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时的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大学的大一至大三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的出生年代大约是1945/1946年至1952/1953年。上山下乡,间接影响了中国今日的政治生态。因为文革中分派别,所以各自都集结去一个地方,於是就形成了一块一块,为日後80年代留下了不同的种子。在1980年代之後至今的三十年间,「老三届」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重大。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体就是「老三届」,而「上山下乡」是「老三届」最重要的历史符号。

  陈:你个人去了哪里?

  朱:我的经历相对复杂一些。我先去了西藏,又转到黑龙江,再去了山东。在西藏是在西藏军区政治部农场;在黑龙江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四师,其辖区主要在当时的鸡东县至和前苏联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的东方红;在山东是在交通部所属的一个建设海港和码头的机构。

  陈:在这些不同地方,你有哪些主要收获?。

  朱:去西藏是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的自愿选择,不是国家安排的。西藏的主要收获是对西藏的人文地理,特别是藏传佛教形成了初步认识,即使在文革时代,也无法根本动摇藏民对宗教。我们带了大批的书前往西藏,有机会大规模地狂读些书。晚上还可以收听「美国之音」。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登月行动就是从「美国之音」中听到的,很受刺激。要知道,文革期间,收听「美国之音」就是触犯了收听敌台罪,是要坐牢的。後来,因为西藏高原缺氧,我的十个指甲已经全部瘪了,而且听说汉人很快就会得心肌炎,我很害怕。於是我就决定离开西藏,去了黑龙江。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经过毛泽东1969年6月18号批示成立的。我在黑龙江兵团的时间是1969年的9月至1975年的12月。在这6个寒暑中,我学会了各种农活,我还因为完成了对《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的长文章,导致我最终选择了经济学家的道路。1972年,我阴差阳错调到第四师的师政治部,我的任务是训练全师的营以下干部的马克思列宁经典着作学习。四师部的所在地一度是文革前的八一农垦大学,大学的图书馆没有遭到破坏,藏书很多,成为我系统读书的理想之地。应该说,黑龙江时期是我思想成熟时期。我开始思考文化革命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国民经济问题。在山东的具体地方是青岛,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胶南县的一个军港建设工地渡过的。在这里,我独立完成了80万字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本没有可能出版的书,具有明显的时代和我专业训练局限性的特点。但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使得我不得不对中国各个经济部门有所研究,这对我在1978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届研究生的考试,选择现实经济专业却是有益的。

  

  陈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并担任本刊编委。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史。

  本文原發表於《思想》22期「走過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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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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