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2 次 更新时间:2012-11-04 09: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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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  

  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意味着我们需要正确看到社会政治冲突的积极作用,同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下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通过改革与发展来实现动态的、更高层次的稳定。

  第二,公平正义是中国维稳新模式的价值之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社会公正是政治稳定的价值基础,是一种支撑社会政治稳定极其强大的内在心理力量。社会公正是人的基本权益需要,有助于人民维护和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个社会越公正,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就越有正义感,维持这种制度的欲望就越强烈,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的力量随之也将日益强大,毋庸置疑,其社会政治稳定性必然很高。对于构建中国新的维稳模式而言,最关键的乃是各项国家治理制度价值准则的选择与确定。以公平正义为准则,构建现代治理体系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首先,牢固确立公民权平等的制度基础。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与改善实现每个人生存、发展机会的平等化,同时,大力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其次,大力推进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公平分配收入和财富,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一方面,积极而稳妥地消除一切阻碍社会流动的体制与机制障碍,建立充满流动机会的、富有弹性的、公平开放的现代社会结构,为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提供结构性的支撑条件。另一方面,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努力消除一切有违机会公正的体制和机制障碍;统筹效率与公正、机会公正与结果公正的关系,统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发展与稳定,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和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再调节制度建设,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不断减少社会不公正现象,从源头上不断减少社会不公正感的滋生,逐渐实现社会政治的和谐稳定。

  第三,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是中国维稳新模式的制度支撑。传统与现代维稳模式的分水岭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在于国家制度建设是否能够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管道。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把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政治表达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巧妙武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有利于实现长期而可持续的政治稳定。制度建设不仅有利于节约社会交易成本和国家治理成本,而且还能有效缓解社会不满情绪,具有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的功能。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吸纳、疏导和纾解社会不满,实现社会政治秩序的和谐稳定。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效提高解决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能力,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国家制度体系理性化与民主化的水平,渐进有序地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增强政治体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不断强化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利益表达与政治整合功能,建立健全公民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机制,增强法律法规、公共政策与制度体系容纳与调适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的理性能力,为构建中国维稳新模式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四,高效合法的公共权威是中国维稳新模式的主导力量。强能力政府在一定发展阶段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巩固政治权威和强化政府能力是维护政治稳定的有效途径。政治是否稳定与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的强弱有关,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的弱化,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在中国,社会经济分化的速度远远高于社会同化与整合的速度,在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市场机制和契约性社会纽带发育尚不成熟的现实条件下,国家保持充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强化政令的有效贯彻,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稳定必须要有一个具备强大凝聚力的政党作为政治体制的核心主导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在现代民主制度的规训下,会不断地向制度化方向发展,成为联系社会各派力量的纽带,从而为政治稳定和有秩序的变革提供关键的支撑力量。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鲜活实践表明,实现超大规模社会的平稳转型,非常需要一个能够定型社会结构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这种结构性的主导力量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提升其治国理政的能力,是超大规模社会实现有序而平稳的制度转型的基本保障。加强党的建设,凭借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保持政治稳定,是维系社会转型期政治稳定的中国经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的安排首先依赖于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因此,全面提升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推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和现代转型,在回应社会挑战、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在不断增强体制弹性和制度学习能力的基础上,实现理性、民主而高效的国家治理,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第五,多中心治理与合作治理是中国维稳新模式的核心要素。面对维稳困境,除了破除不正确的稳定观外,关键是推进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变革行政权主导的一元化治理模式,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合作治理,形成多中心治理模式。政府清晰界定其职能边界,向社会适度放权。同时,大力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合理分摊市、区、街道和社区的公共安全治理成本,加大对社会自治组织和社区的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不断提高基层社会自我管理和化解矛盾冲突的能力,巩固和强化中国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科学合理地配置基层警力,并向基层社区适度倾斜。推进基层民主治理,提高基层社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水平,加强社会自治组织建设,尤其是加强治安保卫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力量。大力推进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物业化管理,让保安服务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承担更多的公共安全管理责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的作用,加大社区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力度,建设一个充满友爱、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现代和谐社区,逐步构建国家-市场-社会有机协作的多中心治理和合作治理模式。切实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走出治理困境,实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

  

  四、基本结论

  

  社会政治的稳定源于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源于社会的结构性稳定。中国要塑造一个稳定与发展的未来,就必须下决心推进社会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改革,破除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改革政治行政体制以约束权力,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发展社会组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通过国家调控体系的重组与再造,在平衡各社会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以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达成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与人心秩序的维系与有机统一,进而构建与新的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秩序形态,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是中国国家治理和政治建设的根本历史使命。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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