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下)

——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36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2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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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多俊 (进入专栏)  

  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分析“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原因时,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20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幸福中,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21]这些话很值得今天我们中国人深思!

  

  中国当前继续推进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大方向很难更改。如果说我们面临的还有不确定因素,那也主要是推进改革的具体途径和形式问题,以及时间早一点或晚一点实现的问题了。

  

  古今中外各国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途径和形式,总的说来不外是渐进式改革或激剧式革命(从变革激烈程度和速度看);自下而上(体制外)、自上而下(体制内)或该二者的结合(从变革发动机制看)。

  

  就近几十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专制向民主转轨的实例来看,除了本文前面已经说过的我国台湾地区是自上而下的和平转轨之外,前苏联、东欧国家多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制外与体制内相结合的方式。北欧、中东的突尼斯、埃及也基本如此。2011年春开始的利比亚的变革则采取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方式。

  

  中国大陆未来的变革,就广大人民愿望来看,当然还是希望能按照渐进式发展。因为这样较为平稳,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由此造成的损失。虽然这种方式同激剧式变革比较可能所需时日会长一些,彻底性也差一些。

  

  中国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和进行的。自上而下可以使改革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进入“深水区”,逐渐触及权力的核心部位和利益阶层的要害,改革阻力加大,国家权力部门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和理智受到严重考验,改革出现停滞和倒退。但此时社会民众继续推进改革的要求非常强烈,希望权力部门能够继续领导改革。如果这时领导集团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和民心,借助民众改革的积极性和热情,上下同心合力,则改革就会顺利而迅速发展和最终实现目标。而这就是“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模式。这也是广大民众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是,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明智,不能顺应潮流和民意,错失了良机,则可能成为广大民众的对立面,成为时代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到时不但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害,他们自己既得利益也不能保住,还会被社会所抛弃,那就被动了。

  

  我曾在2010年8月在长沙举行的一次“政府法治论坛”谈到政府行为法治化的重要意义时指出:“政府行为法治化的努力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特别是考虑到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我们所最希望采取的实现法治的途径和方式,其意义尤其重要。”“渐进式变革需要各方面积极自觉地不断实行改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政府行为法治化的不断努力,并连同其他各方面相配套的改革努力,量的积累到了一定的度,便有可能最终引起质的飞跃,到时也许只需要作出比较容易的努力和花费不太大的成本,便可实现政府法治和国家法治的目标。”[22]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宪政建设的道路,当然需要借鉴境外各国和地区历史的和现实的有益经验,不能戴上有色眼镜把人家的东西一概斥之为坏的或贴上“姓资”的标签。但也确实不能照搬。正确的态度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过去对“从实际出发”的解释曾是唯物辩证的:首先要承认和深刻认识“实际”;并且一定要“出发”。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实际”是什么?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些问题中哪些更是核心和关键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进路是什么,孰先孰后,如何分步骤进行?这些都必须明确。

  

  民主宪政体制乃由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构成,其核心制度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军队制度等。其中政党制度更是首要和关键问题。

  

  孙先生的所谓“训政”是指革命党的训政。按照孙先生意思,国民党作为革命党在革命基本任务尚未完成,特别是当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分裂混乱状态下,人民不可能自由选举自己的议会和政府,实行宪政,只好由革命党暂为训政;而一旦时机成熟,革命党就应当退出一党专制,“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孙中山的这个承诺直到上世纪末,在台湾终于实现了。据说当时蒋经国先生决定开放党禁时,有国民党高层人物曾经提醒过他说,如果这样一来,那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就难以保障。经国先生却坦然地说:世上没有永远执政下去的政党。可见他作出此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坦荡、崇高的胸怀!

  

  如今在中国大陆,要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最终实现宪政,其首要和关键问题是解决一党专制,建立符合宪政要求的政党制度。中共应当实现其角色和使命的转换:作为革命党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应当“还政于民”;把自己作为国家宪政体制下的一个政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继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自己一份贡献;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挑选。

  

  所谓“还政于民”并不是现有执政党不能再执政,而是指建立符合宪政要求的政党制度。在国家实现民主宪政的条件下,原来的执政党以后当然还可以继续执政,只要人民大众继续信任和拥护,愿意选择它。这里所不同的是,那时它不是“当然”执政和能够保证永远执政下去,如果人民不再信任和拥护了,就可能退出执政。也就是说,在宪政条件下,选举谁来执政,决定权属于人民,并且必须按照人民意愿执政,始终接受人民的监督。

  

  在推行民主宪政建设时期,现在的执政党努力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希望保住(甚至希望永远保住)本党的执政地位的意愿和必要措施,这是可以的,完全无可非议。当然,这里要求该执政党为保持自己执政地位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符合“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要求,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不能强制民意,不能滥用因现有执政地位而掌握的国家和社会公共资源为一党私利服务,不能排除和压制其他政治力量同自己的正当竞争,而应树立公平竞争理念。

  

  在中国大陆,当前存在着现有执政党自觉主动地实现角色自我转换,放弃一党专制,建立符合宪政要求的政党制度的可能性。其前提是必须首先认识到这是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认识到如今条件已经成熟,人民已经觉悟,主人翁精神和治国能力已大大增强,作为革命党其任务已经完成,可以也应当不再“训政”了。就像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不再需要保姆或保姆式母爱了,保姆或母亲可以放手让孩子们独立生活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当然需要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坦荡的襟怀和巨大的勇气。要真正树立“天下为公”、“立党为公”、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此外别无私利追求的崇高理念;当然也还要有坚持不渝,敢于克服各种阻力(包括党内的阻力)决心和勇气。其实,中共早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就曾明白地向世人宣示过这种意愿,即:革命一旦成功,条件成熟,中共就会“还政于民”,不会坚持一党专政[23]。如今也是兑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的时候了。

  

  建立民主宪政体制,除了政党制度之外,其他一些基本制度也必须符合宪政要求。例如:国家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立产生和职权活动必须真正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它是真正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立法权,并能有效监督行政权力。它的议员(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不仅有充分的代表性,而且有很强的议政能力,都具有职业(或准职业)政治活动家水平,而不能只是“花瓶”、“朝圣者”或“学习班”。

  

  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首脑的选举制度符合民主宪政要求。人民群众真正独立自主地行使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够了解被选举人情况。被选举人要始终尊重和贯彻全体选民的意志和利益,接受其监督。扩大直选范围。涉及国家和人民切身利益的某些重大事项可以进行全民投票公决。人民对不称职的官员依法享有弹劾权、罢免权。

  

  司法审判制度符合民主宪政要求。司法机关忠实执行国家宪法和法律,独立办案,不受党派等政治力量和国家行政部门干预。法院和法官在民众中拥有崇高威望。

  

  此外,还有军队制度和其他一些重要制度也得符合民主宪政要求。

  

  在民主宪政各项基本制度已经建立和运行之后,可以认为国家民主宪政已经“基本实现”。崭新的体制建立后其运行还会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原来的传统习惯势力仍可能让某些旧病复发。新制度如何运作大家缺乏经验,难免出现磕磕碰碰。须知,人民在获得治理国家大权之后,总是需要一段学习和熟练过程的,各种制度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和顺畅运行。有时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也属正常(例如当我们看到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议会开会时发生打架闹事,也不必大惊小怪,总比开会时一潭死水或一律唱赞歌要强)。经过了这样一段过程之后,国家的民主宪政秩序就进入“完善成熟”阶段了。

  

  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时间需要多长,几时才能达到上述说的“基本实现”目标呢?那要看我们未来主要走的是什么路——渐进式还是激剧式,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或两者结合的变革模式。根据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变革所呈现的“加速度”总趋势,结合中国大陆当前形势,实现向民主宪政根本性变革的时间不会太久了。2010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预测,从当时起算,10年就应当是一个较长的期限了。并且在此期间内随时都有可能因某些偶发因素而发生大变革。[24]

  

  六、关于经济与社会改革:谁在关注民生;什么是“短缺经济学”?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与隐忧;生态环境问题;大陆人的信仰与道德危机

  

  孙中山发动中国革命包含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解决前面两个问题虽然是解决第三个问题的前提和关键,但民生问题毕竟是革命的最终落脚点即最终目的。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人民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压之下,贫穷落后,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任何能拯救民众疾苦的革命都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先后相继兴起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都是以关注民生为其主要目标之一,所以当时都能得到民众拥护。不过,在后来一个世纪左右的实践中,这一目标的实现却是十分曲折崎岖的。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几十年中,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未能得到很好实行,虽然当时连年内忧外患在客观上起了阻碍作用,但主政的蒋集团主观上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是更重要的原因。直到退守台湾以后,他们才重视起来,切实推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及其他各种社会改革。社会改革迅速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并实现了整个台湾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20世纪60、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其他还有韩国、香港地区、新加坡)。[25]从此台湾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中共革命战争年代,为取得民众拥护和支持,十分关注民生问题。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前两年,也曾按照原来的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在没收官僚买办资本的同时,在农村实行土的改革,在城镇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加上连年战争已经结束,城乡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不久毛被革命战争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左倾”理论指导下,再加上毛本人一贯的“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抛弃了自己以前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迫不及待地搞“社会主义公有化”,接二连三地进行所谓“生产关系升级换代”,并严厉批判刘少奇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错误。与此同时,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一时期,虽然新建了许多国营工业,但城乡民营经济凋零,特别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后,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全国性三年大饥荒。此后经过“调整、整顿”,元气尚未恢复,又进入10年“文革”动乱时期。总之,在毛统治的30年,整个中国大陆人民不仅政治上丧失自由,经济上也处于极端贫困之中。

  

  毛去世后,邓小平主政实行改革开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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