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下)

——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36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2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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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多俊 (进入专栏)  

  包括国内某一地区人民对另一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问题,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存在此地区人民“干预”彼地区事务的问题,不存在“越权”问题。因为两岸四地区人民都是中国人,讨论的都是同国家统一相关,都属于中国之国是。这是全体中国人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国家主人公态度。

  

  讨论中提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抛弃“不同即敌对”错误思维定式,践行“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36]

  

  中国四地区可以官方或民间方式成立关于统一问题大讨论联合协调机构,引导讨论,搜集整理讨论中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该整理材料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提交两岸四地区主政者。对于已经取得的重要共识,可由相关各方制定相应协议、临时约法或法律。各方主政者并可自觉吸纳讨论中好的意见和建议,主动采取改革措施,为推进国家统一作出贡献。

  

  开展这样一场一国四地区全民大讨论意义十分重大,它将为国家统一而推进改革,因推进改革而促进国家统一。全体中国人民都应当高度重视这场大讨论,有关方面应当为大讨论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其中包括充分保障全体中国人的思想、学术、言论、通信和网络自由权利。

  

  最后,我要在此特别对台湾地区人民说点意见:你们是台湾地区的居民,也是中国人,起码在法理上属于中国公民。希望你们的胸怀更广大,视野更开阔,志向更远大一些。你们不仅要关心台湾的事务,台湾的发展和进步,也要关心整个中国,含大陆和港澳的事务、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祖国统一大业,同统一大业有关的各种事情,无论涉及中国哪一个地区现有治权之下的问题,不管现居住于哪个地区的中国人,都可以而且应当关心,发表意见,可以“说三道四”。台湾人民可以说大陆的事,大陆人民也可以说台湾的事。中国人民作为中国的主人,应当是现有一国两岸四地区总范围内的国家主人,而不限于某一个地区的主人。希望在上面提到的有关国家统一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台湾人民能够以中国国家主人翁姿态,积极充分发表意见,为国家统一献智献策,作出贡献。台湾近几十年来在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经济与社会改革诸多方面取得很大进步,有许多宝贵经验教训。这些对于全中国的改革和国家统一事业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的。今后,台湾人民在继续做好本地区事务,不断推进民主政治趋于更加成熟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关心整个中国的改革与进步,就中国的改革与统一问题多奉献意见。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值得包括大陆人民在内所有中国人认真听取。

  

  结束语:

  

  现在终于到替本文写“结束语”的时候了。大约是在去年这个时候我起意写这篇文章,初稿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原计划只写3~4万字,没想到如今已超倍完成任务。但仍感觉到还有许多话没有写完,就留待以后再写吧;现在来写几句并未结束的结束语。

  

  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已成昔日黄花。相对于一百年过去了的历史大潮流,本作者可以说既处于大潮之外,又处于大潮之中。去年构思本文时,本来是想尽量以旁观者身份,对历史做些客观评述。就像小说《三国演义》开场诗所说:“白发渔樵江渚上,笑对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然而,行文中我感到无法做到,而是常常置身其中。本作者毕竟在文章涉及时期生活了70余年。70余年的身同感受,喜怒哀乐,就是想从中跳出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历史还在延续,作者至今仍然生活在现实的种种纠葛之中呢。当文章写到某些事件时,当年场景历历在目,令人感慨万分,痛心疾首!文章主要是在写历史,可又是在写现实;是在写他人,写历史事件,可又好像在写自己,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本文的体裁显然不是历史学论著,既不是单纯写史实,也算不上标准的史评——按照本人所主要从事的专业和所积累的资料,其实是没有足够资格来从事史评的;但本人确实又有着强烈的写作本文的意愿,按照该意愿,其实是想抒发自己对于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中一些人事的内心看法和感悟。所以,本文题目写明是“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感悟录”对于本文体例的定位还是较为准确的。并且这个定位也可以掩盖文章资料上的某些缺漏,免去我许多责任。例如:既然是感悟,可以是从所见所闻而发,也可以是从自己亲身经历而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可以多一些,也可以少一些;有些引证原是凭以往记忆,即使如今已很难查找到原始出处,也并无多大妨碍,因为这个别史实只是构成我“感悟”的因素之一而已,并不妨害我感悟整体的形成。再者,既然是我的感悟,写出来告诉读者,仅供参考,不要求人家都同意我的感悟。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有意推卸作者对于读者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何况本文所论是个极为严肃,极具政治风险的重大课题,来不得半点轻率和马虎。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皇朝,结束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人们原以为会换来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富强,政治民主,人民自由幸福,社会和平安宁的新纪元,孰知盼来的却是长年动乱和分裂,中国人民经受了远甚于以往封建统治年代的苦难。当年中国的有识之士上下求索,寤寐思考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料时至今日仍然困扰着众多的中国人。诚然,历史上每次社会制度的转折,甚至各个王朝的更替,都往往要经历几十乃至一、二百年的过渡和动乱时期,何况辛亥革命开始(实际上早在清末就开始了)的这个转变乃是中国社会几千年一遇的重大转折,是一种全面和带根本性的彻底变革,其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和动乱期也完全可以理解。不过,这个转变期如今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当今种种迹象表明,变革正在加速,离最后完成变革不会太久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期。本作者同海内外绝大多数中华儿女一样,衷心祝愿它早日到来,并愿意为之奉献出自己的微薄力量!

  

  (2011年9月 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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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Tocquville,1805—1859)著:《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出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第29页。

  

  [2] 上书第99~100页。

  

  [3] 上书第110页。

  

  [4] 参见林苑竹:《遵义会议毛泽东领袖地位考》,2010年11月10日,林苑竹专栏文章。

  

  [5] 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党内有些人反对毛进入领导层,说毛个人英雄主义严重。周恩来做工作解释说:毛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井冈山时期大家都是看到了的;但是他能打仗,现在危机时期有他这样的英雄主义也好,事业需要。周的坚持和劝说对毛进入中央决策层起了重要作用。参见

  

  [6] 1959至1962年“三年灾害”时期,中国大陆活活饿死的人民达数千万人(有的估计为3000万,有的估计4000万,或更多)。

  

  [7] 所以毛临终前遗嘱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又据传,毛临终前曾拟有他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最终是要江青做党的主席,毛远新做国家主席。

  

  [8]当时七千人大会上,包括中共最高层一些人在内的党内人士对毛的路线错误进行严厉批评,甚至出现叫毛下台的声音。参见张素华《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过什么触怒了毛泽东》,凤凰网资讯2011年01月11日 10:22 文史博览。摘自《文史博览》杂志2008年第4期。

  

  [9]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7-11-23文章

  

  [10]其中有抨击毛政权“10几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统治集团上层内部很腐败,昏庸无能”,“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大骂毛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等等。

  

  [1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3]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4] 这里是指蒋经国当时同国民党高层国策顾问沈昌焕的一段对话。

  

  [15] 在中国大陆有人说,毛当年发动党外群众帮助党整风,甚至后来发动“文革”,其原意乃在于依靠人民监督执政党和政府,是防修反修的重大举措,是想运用民主“这条新路”,只是后来发生了偏差。这是很牵强的。事实证明,毛一开始就不是在搞真民主: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乃是在“引蛇出洞”;“文革”从开始就是在蒙蔽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借力打倒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16] 英国的宪法和宪政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1215年的《大宪章》。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产生了《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等英国早期宪法性法律文件。美国1776年依据《独立宣言》制定的《联邦和永久联合条例》,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制定了《美国宪法》。

  

  [17]早期宪政主要是指一种国家权力组织和运行模式;现代宪法除规定国家权力机关同民众的“契约”,宪法功能主要是规制权力以外,还广泛地规定人民之间在基本人权方面的关系,保障人权不受国家权力以外普通公民的侵害。因此,现代宪政不仅是一种国家权力组织运行模式,还是一种社会公共生活方式和形态。

  

  [18] 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新民主主义宪政》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19]温家宝总理于2010年8月20日至21日在深圳考察期间,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并指出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8月20日的一次会议上温总理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又据报道:2010年10月6日在接受美国美国CNN专访时,温总理强调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小平同志很久以前就提出来的,“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20] 遗憾的是,如今中国领导层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显然还缺乏“集体共识”。这可从温家宝讲话后中央喉舌性的一些媒体接连发表同温家宝讲话精神不甚一致文章看出。

  

  [21]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0~211页。

  

  [22] 漆多俊《政府行为法治化:目标与路径》,发表于张必新主编:《行政规制论丛》第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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