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12-09-11 22: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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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关于人口问题的反馈,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理性反馈。

  这正是笔者乐于见到的效果,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牵涉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只有理性、深入而持久的探讨,才能得出禁得起考验的结论,不至于在人口问题上为后代遗留下极大的祸根。

  所有基于较为详实的数据、逻辑较为严密,不贴标签的论证,都是为人口问题的深入探讨做出重要的贡献,为尊重起见,笔者将在关于人口系列专栏的最后文章中,一一做出回应,或者继续探讨,或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以便于此次讨论继续在理性健康的轨道上运行。笔者希望,摒弃关于人口问题的意识形态争论,把人口主张与市场、自由、爱国剥离开来,学会就事论事。

  在本篇专栏中,笔者将探讨就业与养老的问题。

  笔者认为,以人口红利维持低端制造业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以更新的、受过系统训练的人力资源来取代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而养老问题则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延迟退休年龄加以解决。

  在2010年5月19日,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发布《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报告称,中国是世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超过欧洲人口总和。报告指出,由于人口城镇化水平低,劳动力就业结构落后于产业结构。2008年全国人口城镇化水平为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力就业结构落后,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39.6%、27.2%、33.2%,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力性别结构均衡,年龄结构趋于稳定。2008年男性劳动力占50.06%,女性49.94%,女性就业率73%,居世界前列。劳动力年轻化特征明显,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为79.4%,高中程度为13.4%,高等教育程度仅为7.2%。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而过度依赖劳动人口数量和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必须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应对劳动力规模减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由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生育高峰期人口基数过大,生育高峰期人群在近十年形成再次生育高峰。按照该报告,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3年、2021年均达到9.26亿的双峰。

  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为低端劳动力寻找就业机会,是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关键阶段,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中国内地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2400万人。按城市化率计算,农村转移城市的就业人口年均净增1000万,城市转型期的失业人口,加上毕业的学生,就业压力居高不下。

  此处较为关键的是,每年转移到城市的就业人数增加1000万人,事实上有些农村的青壮劳力已经转移到城市,却属于上半身在城市、下半身在农村、未能享受城镇社会保障的人口,如果把这部分长期就业人口融入城市的成本计算在内,加工农民工总数,中国仍需要2万亿元以上的资金,城市化率过半的任务仍未完成。

  按照2012年1月,中国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制定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在截止2010年的5年时间内,中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约为4500万左右,而农民工人数仍然高达2.42亿人。农民工就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小企业、与建设工地上,劳动力的素质与滞后的制度、传统的煤炭能源等因素一样,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笔者走访的企业近两年开始以机器取代人,原因正是因为这两年人力成本的上升,如果所谓的“人口红利”依然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标准,那么中国永远不会有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最近十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为此作出反证。

  如果中国维持基础投资、缺乏创新依赖低人力成本获得利润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将产生低端产业的路径依赖。低端人口就业将上升为政治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按照2010年哈佛大学人口学家所发表的关于中国人口与经济的论文《PopulationAgingandEconomicGrowthinChina》,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中47.7%仅受过初中教育,其中男性为50.9%,女性为44.1%,教育之路任重道远。

  另两个比较重要却较少受到关注的现象是,大学生就业艰难,农业所需劳动力的下降。

  高考扩招让中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其结果之一是每年约有600万左右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另外还有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体有600万人左右,另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需要安排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一定技术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无法提供足够的专业就业机会,大学生就业将比农民工困难。

  在上篇专栏中,笔者曾援引《卫报》的文章,指出南非与北非这两个非洲较为发达的经济区域,存在特殊现象,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不愿意接受低薪岗位,出现与中国同样的现象,大学生或者接受过较为专业的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反而上升,劳动力素质与经济结构不匹配,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农业发展,农业所需人口急剧下降。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农村仍然维持小农经济的小户耕作模式,包田到户平均每户仅拥有0.1公顷,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一个农场大约是四百公顷,只需几个工人。所以,中国的绝大部分农业人口都要重新学习新技能寻找新工作。这部分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可以部分解决老龄化的劳工短缺。

  按照哈佛的论文,更能够反映中国劳动力隐性失业或者退出就业市场就业的数据是,中国从15岁到65岁的就业人口,从25岁到45岁的中国就业女性百分比,从1990年到2005年,居然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开就业市场,而男性到55岁、女性到45岁以后,就业率出现断头铡刀式下跌,这些人过早退出就业市场,早早养老。事实上,这些人可以为就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按照2005年的中国人口结构图,我们可以做出大致的预估,判断退休年龄延迟一年,将增加多少就业人口。当时60到64岁的男性数量约为3000万人,由于各岁数的人口比例不同,为了更接近现实,我们扩展了年龄范围进行平均,从60岁到69岁人口进行平均,60到61岁人口约为600万人,考虑到老年人口增加,目前60岁的男性人口可能增加到700万人。同理,推测55-56岁的女性人口,大约是700万,增加100万,将达到800万,男女合计将达到1500万。再看哈佛大学的人口论文,05年50-59岁的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5%,推迟一年意味着增加超过1%的就业人口。

  与经济相关的是老龄化难题,鉴于巨大的养老资金黑洞,国人担心未富先老。司空见惯的观点是,以大规模的人口增长解决老龄化,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结果是人口越来越膨胀,而未来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这是滚雪球的过程。

  按照哈佛论文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抚养比处于最佳阶段,从15岁到59岁的就业人口占比高达69%,0到14岁儿童占比19%,60岁以上占比12%,抚养比达到2.23左右。此后老年人口上升,抚养比下降。

  另一组数据却揭示了其他事实,中老年人口就业率下降尤其女性就业下降,反映了不充分就业,而在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中,体现了不均等现象。就中国整体而言,养老中靠自己继续工作养老为36.7%,靠家庭养老的占比为35.7%,靠退休金为23.5%,而靠其他方面的,可以忽略不计。在城市、城镇与农村,体现了截然不同的养老模式,城市68.4%靠退休金,而农村51.3%靠自己工作干农活等养老,小城镇处于两者之间,当中国向城市化迈进时,城乡养老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步实行福利均等化,城市中的福利增长应该减慢,退休年龄应该延长。

  中国老年化、人口红利下降不会导致大的劳动力匮乏。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的劳动效率有大幅提升的空间,现行退休年龄留有很大余地,农业效率提高后会释放出大量青壮劳力;城市人口就业参与比二十年前低了将近10%,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是一大原因,另外是年轻人受教育年限延长,这部分人可以重新吸入劳力市场。

  中国需要的是人力资源,是符合市场需要的培训体系,是基本保障均等化的保障体制,而不是以另一个人口洪峰,与印度争夺人口第一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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