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五环旗下的国家主义幽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1 次 更新时间:2012-09-02 17: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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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国家主义,是将国家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学说与实践,以及将君主权或党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传统。国家主义的学说和实践起源于欧洲,国家主义的传统形成于东方。同时,不管东方、西方,都有好的国家主义和坏的国家主义之分。 ——枭阳子

  

  一

  

  与国家相比,人类历史要悠久得多。国家的发展经历了部落、联盟、城邦、帝国到现代国家的过程。就现代国家而言,也不过区区二三百年历史。事实上,很多身处现代的所谓国家其实仍然只是一个酋长部落或者帝国而已。

  

  与现代国家相比,现代奥运会的历史则更短。巧合的是,无论现代国家还是现代奥运会,最早都起源于欧洲。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模式和重要的现代文明,国家和奥运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国家的诞生并没有消除不公平,有时甚至进一步加深不公;同样,奥运会的诞生也没有减少偏见与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奥运会比赛越来越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明争暗斗的镜像。

  

  远溯历史,奥运会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产物。

  

  奥林匹克滥觞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国家,或者说,奥运会是由伯罗奔尼撒、伊斯利和斯巴达这三个希腊城邦国家在奥林匹亚村创立的。古希腊时期盛行军事民主主义,城邦之间征战不止,奥运会其实不过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对战争的模拟。早期的比赛只有一个项目,即200米的冲刺——在马镫出现之前,步兵冲刺是战争的主要形式。

  

  在古代战争中,人的身体是唯一的战争力量,对战争的崇拜产生了古希腊文化中对人的身体——特别是男人身体的特殊审美。力量与速度不仅是身体的主要功能,也是战争的基本要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奥运会完全是军事的产物。伯罗奔尼撤战争使斯巴达和雅典两败俱伤,马其顿轻易就征服了希腊。随后的几个世纪,奥运会在亚历山大和凯撒时期影响遍及欧洲,不仅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比赛的职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与军队的职业化有很大关系。主要比赛包括铁饼、标枪、跳远、赛跑、赛车、骑马、摔跤和拳击等。比赛项目中最耀目的就是标枪投掷,与其说它是体育项目,不如说它是一项重要的军事技能。对马其顿和罗马军团来说,标枪就如果蒙古骑兵的弓箭。比赛结束,如同战争结束,获胜者被授予月桂、橄榄和棕榈编织的花环,橄榄枝随即成为和平的象征。这种奖品其实与战利品颇为神似。

  

  从罗马共和时期到罗马帝国时期,沉迷角斗场的罗马人同样热衷奥运会。作为希腊遗产的继承者,罗马走向衰落时,奥运会亦到了穷途末路。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奥运会有违基督教教义而宣布废止。奥运会从诞生到终结,基本上是一项希腊城邦体系和罗马帝国的国家运动,初期的松散自由与后期的隆重激烈正反映了国家主义的兴起过程。奥运会完全是国家的附属物,当国家不存在时,奥运会也随之湮没,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经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欧洲重新在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之下完成了一种整合,欧洲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焕发出昔日的荣光。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使欧洲率先告别古代进入现代,随着民族国家兴起,战争时代再次光临。从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到布尔战争,国家完全沦为一种战争机器。在这种礼崩乐坏的背景下,法国贵族皮埃尔·德·顾拜旦试图重建欧洲精神,公开提出恢复奥运会,随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在奥运起源地雅典举行。

  

  如果说古代奥运会仅限于希腊城邦或罗马帝国的话,现代奥运会则已经走出欧洲,成为全世界的一场盛事,这一定是古希腊人想不到的。

  

  作为奥运标志,五个大小相等的圆环象征世界五大洲。一方面,“更快、更高、更强”体现了奥运会的竞争性,另一方面,“重要的是参与,不是胜利”又体现出奥运会的包容。现代奥运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主体角色,参赛者是以国家身份而不是个人身份,更不是民族身份。这种设计从此埋下了奥运会政治化的伏笔,奥运会逐渐成为国家主义的舞台,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这里以体育的名义展开阴谋和厮杀,而这就叫做和平。这种吊诡的结果也一定是始作俑者顾拜旦做梦都想不到的。

  

  二

  

  在很多时候,国家主义其实就是一种鬣狗哲学;它以国家为界限,人为的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群体;群体内部以服从和奴化为美德,对群体之外则“不妨轻蔑残酷”。国家主义的二分法一方面产生了对内的凝聚力,一方面产生了对外的破坏力。站在人类一体的角度来看,国家主义(包括爱国主义)是极其可疑,甚至是可怕的。

  

  现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的全球化时代,人类一体的世界公民思想一度广为传播。无论世博会还是现代奥运会,其实都是世界公民思想的产物。这些全人类的盛会试图展示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相比现代奥运会,世博会更早,也更富于互相交流学习的友好氛围。在现代奥运会早期,奥运会只是世博会的一部分;随着参赛国的增加,奥运会逐渐脱离出世博会,甚至超越世博会,成为一项更加世界化的国家游戏。或者说,竞争激烈的奥运会完全沦为一场国家代理人的战争;胜利者志得意满,失败者失魂落魄。

  

  对奥运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与其说是比赛本身,不如说是授奖仪式。只有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才可以登上领奖台,而冠军的位置最高,且在中央。与这种阶梯等级相配合的是运动员所代表的国家国旗。冠军运动员所代表国家的国旗位居最高位;随着国旗升起,还要演奏冠军国家的国歌,而所有奖章获得者都应面向旗帜,以示尊重。在这种仪式中,主角不是运动员——哪怕他(她)获得了冠军,真正的主角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是神圣的国家象征。伦敦奥运会正式开幕之前,女足小组赛朝鲜对阵哥伦比亚,球场大屏幕在介绍朝鲜运动员时错配了韩国国旗,朝鲜女足立即罢赛。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孙杨与韩国朴泰桓并列亚军,但颁奖时中国国旗却位于韩国国旗下面,这立即引来很多中国人的不满。

  

  虽然奥运会强调运动员之间和运动队之间的竞争,作为主办者的国际奥委会也只公布参赛者的比赛成绩,并不在意各国获奖比较,但在包括东道国在内的各参赛国看来,按照奖牌数量一决高下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国家与国家之间与其说是友好,不如说是嫉妒,甚至是仇恨,因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就以比赛来见高下。

  

  从客观价值来说,金牌银牌和铜牌本身并不值钱,一枚金牌造价为400英镑,而银牌只有200英镑。奥运会强调的是精神奖励,这也是对一个参赛者战胜自我的最好激励。但事实上,获胜者并没有战胜自己,而是战胜了“对手”,或者说“消灭”了“敌人”,因此他(她)就成为一个英雄。这个和平的“英雄”与战争的“英雄”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作为英雄或者战士,他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家,“为国争光”是他走进奥运会唯一的意义。在奥运会这个战场,他的胜利就是国家的胜利。在国家主义旗帜下,尊严对个人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毫无意义的,荣誉只对于国家才是真正的需要。因此,一切荣誉最终都归于国家。朝鲜举重运动员严润哲夺得金牌后,立即将这一功劳归功于“‘伟大领袖’金正日和‘伟大同志’金正恩”。

  

  “历史告诉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中始终存在着政治,不可能没有政治。”正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说,奥运会与政治形影不离。事实上,作为国家竞争(斗争)的产物,奥运会根本无助于世界和平。准确的说,奥运会就是一场和平的战争,胜利或者失败。这种战争是如此不真实,以至于常常被真正的战争取代。在第5届奥运会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取代了第6届奥运会;20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取代了第12届和第13届奥运会。战争比体育比赛更能真实地体现国家的力量,因而其破坏也更危险。在这两场战争中,作为奥运会发源地的欧洲近乎彻底毁灭;与其说这是战争的结果,不如说是国家的结果。

  

  人类发明了国家这个“利维坦”,然后被国家征服、奴役和毁灭。“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力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个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这种国家政治化的体育,它吞食本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体育资源,吞食作为活生生个人的体育人员,它也同样吞食无数普通的‘体育观众’,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扮演自已在‘竞赛’中的角色”(徐贲)。

  

  与真实残酷的战争相比,纸上谈兵的奥运会只是国家的一场意淫,与其说这些运动员展现了人类的尊严和魅力,不如说他们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而这也是斯巴达的传统。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奥运观念仍然是斯巴达式的。对国家来说,这些被权力豢养的运动员与罗马角斗场的奴隶角斗士没有太大的不同;通过这些卖力的奴隶,权力在取乐的同时,也获得无与伦比的荣耀。奴隶再完美,也仍然是奴隶,光荣永远属于主子。

  

  在萨达姆执政时期,其长子乌代一直担任伊拉克奥委会主席,如果运动员没有夺得冠军,他们就会受到严刑拷打,遭到惩罚的除了运动员,还有他们的领队、教练。金日成时代,以体育扬国威被作为朝鲜的国策;今年朝鲜已经传到第三代,让朝鲜国旗飘扬在伦敦奥运会就是向金日成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最大献礼。

  

  三

  

  “现代”的核心理念就是权力与竞争,这种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构成20世纪以来的人类主流文化;攀比、欲望、冷酷、嫉妒、焦虑、恐惧、仇恨……这些人性弱点被放大到极致,就如同国家主义发展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成为帝国主义。很多时候,极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常常是一码事。当国家资本主义遇见奥运会时,常常会变成赤裸裸的金牌帝国主义。

  

  在奥运历史上,最为臭名昭彰的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象征和平与文明的奥林匹克成为臭名昭著的纳粹党的盛大节日。法西斯第三帝国以奥运会的名义为自己披上了一副和平的面纱。极权主义者不惜巨资建设各种比赛场馆,印制成吨的广告,宣传纳粹德国“繁荣与昌盛”。

  

  帝国电影大师丽芬斯塔尔为此拍摄了美轮美奂的《奥林匹亚》,这部堪称完美的纪录片成为美化极权主义的法西斯美学代表作。丽芬斯塔尔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焦雄屏)。这部影片歌颂整齐划一的军队般的体育精神,从而与法西斯主义在审美上高度统一。铁血冷酷的纳粹军队是一支丧失了基本人性和情感的战争机器,他们千人一面的无条件服从于领袖,以铁和血抹杀人类的良知。

  

  反人性的法西斯美学基于人们内心一个可怕愿望:寻找救赎和偶像,逃避自由和生活的平庸。和战争一样,奥运会这种国家行为艺术展示了一种可怕的权力,它暗示人们按照国家的意图去行动去思考——每个人都是国家战车上一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只有在国家层面,这个螺丝钉才能产生价值;如果没有国家,每个人都是毫无意义。

  

  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从宙斯那里盗取了火种,因此古代奥运会有一个宗教性的点火仪式。人们在奥林匹亚祭坛上点燃火种后,手持火炬跑遍各城邦,传达奥运会即将开始的讯息,各城邦必须休战,忘掉仇恨与战争,积极准备参加奥运会的竞技比赛。就这样,火炬成为和平的象征。在柏林奥运会上,这项古老的象征和平的火炬第一次被纳粹党点燃;讽刺的是,这支火炬带来的却是一场战争。柏林奥运会完全沦为纳粹德国战争预演和全民总动员;3年之后,德国与苏联联手一起瓜分波兰,整个欧洲变成了国家角逐的战场。当奥运会度过一个甲子之时,国际奥委会不得不为法西斯化的柏林奥运会进行检讨。

  

  从柏林奥运会开始,政治就深深地嵌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之中,纳粹灭亡了,但作为纳粹主义基础的大民族沙文主义从此滥觞。这种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对外实现野蛮侵略、扩张,对内贬低、歧视、排斥、强迫同化其他民族,甚至进行种族隔离,种族屠杀和灭绝。大民族沙文主义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民族)具有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

  

  无论对内的民族矛盾还是对外的国家矛盾,政治斗争在一个全球化的奥运会上无孔不入。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宣布不愿和英法两国同时出现在奥运赛场,拒绝参加奥运会。同时,荷兰、西班牙和瑞士三国抗议苏联匈牙利事件,也拒绝参加奥运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遭到了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抵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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