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0 次 更新时间:2012-08-28 18: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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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敦国指原来与殷有着亲密的关系后又被周所灭之国,其君主或被杀害,或被流放,可能其部族国家也被完全解体。与此相反,服国则是在受到周的讨伐之前,就巳与殷王朝断绝关系并宣誓服从周之政令的国家,很可能上自最高统治阶层开始,部族传统的统治机构都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45]很清楚,这里的“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服从关系,而与血缘的亲疏毫无关系。

  春秋时代,有被称为夏王朝后裔的杞国和殷王朝子孙的宋国。但孔子在《论语》八脩篇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据此贝塚茂树认为,“到了春秋末期,曾经构成了夏、商、周的各个部族的子孙之国,巳经超越了各自的民族的差异,而形成了被称为诸夏的同一个中国民族。”[46]

  尽管“服”的意识依然存在,并且依然是区分“天下”秩序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当它只被用来区分“内服”与“外服”,即区分王朝直辖地域与诸侯国地域时,就由血缘亲疏的证明蜕变为政治关系的象征,从性质上发生根本的变化。王朝政治中血缘意识的淡化与政治关系的强化的意义在于,从形式上来说,它证明了天下的秩序实质上是一种阶级秩序;从实质上来说,它不仅促使了王朝直辖地域与诸侯国地域之间文化的统一,而且由此推动了王朝统治领域内统一民族的形成。

  

  三,“中国”与“四夷”――统一“天下”的有机组成

  

  周康王在即位时,对前来朝贡的诸侯们说道:“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47]由此可见,心系王室的“外服”诸侯国,也在周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之内。换句话说就是,从“天下”的角度来说的“九州”,就是“内服”加“外服”,这里具有着统一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九州之外蕃国”,[48]“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为四海”,[49]“九州”小于“四海”,具有与王朝统一的政治与文化制度的住民生活于“九州”,而从“九州”以外到“四海”以内之间,则是蛮、夷、戎、狄生活的空间,这就是我们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所看到古代中国人所想象的人类世界。

  在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思想中,“民族”,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不过这是我们在下一章里的话题。在先秦经典文献中,这些具有与中原人民不同文化的共同体,最初被统称为“九夷”和“百蛮”,[50]之后又被称为“四夷”。“九”与“百”是强调数量之多的数字,而“四”则常常与时间、空间有关。类似“日靖四方”,[51]“光被四表”,[52]“钦四邻”[53]等等关于方位的形容,都能使人联想到“四”与日出日落这一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称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为“四夷”(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实质上就是认为他们远离中央,处于边缘。

  有人说,在西周时代以前,人们没有民族的意识和华夏各部族的统一的意识,只有方位的意识。[54]从上述“民族”首先是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因子,就是关于方位的意识。在这种方位意识中,中央被认为是最尊贵的方位,是最高统治者当然的驻地。例如,《管子》度地篇中的“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诗经》商颂、殷武篇中的“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管子》小问篇中的“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天子的直辖地域与王朝首都均被置于“天下”的中心。又有《周礼》地官司徒篇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时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建设于大地中央的王朝中枢被完全神化了。“中国”一词的意义,也可以从这里进行解读。

  《荀子》大略篇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很明显,人们是用“礼”(秩序)在解释方位。身处最尊贵的方位-中央的天子的地位最高,离天子直辖地域(内服)越近的诸侯国(外服)的地位也就越高。人类常常以自己的所在为基点考虑方位,所以关于方位的认识,自然又成为“四夷”受到歧视的原因之一。蛮、夷、戎、狄生活的空间被界定于地处边缘和远离中央,说明古代的中国人认为,从天下的秩序上来看蛮、夷、戎、狄处于最低的地位。

  从《诗经》大雅荡中的“内  于中国,覃及鬼方”;民劳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等最早使用“中国”这一名词的文献中可知,“中国”,原来是与”四夷”相对应而产生的名词。“四夷”是一个与“中国”相对称的词汇。但是,“中国”与“四夷”的“对称”,容易使人联想到“对立”。例如孔子曾在《大学》中说道,“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其实二者本来并无互相排斥的意思。有比较才有区别,没有“中国”,就没有“四夷”;没有“四夷”,也就没有“中国”。

  《礼记》礼运篇说,“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很明显,“中国”,不过是“天下”的一部分。当然,这里的“天下”指的是“四海之内”之“天下”,即按照正统王朝的思想被理论化出来的“天下”;而“中国”,则指周王朝的政治力量实际达到的地域,相当于“九州”之“天下”。毫无疑问,“四夷”的周边化,并不等于将异民族从“天下”中排除出去。因为在正统王朝思想理论化出来的“天下”之中,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部分,本来就只有“四夷”。虽然“四夷”可能当时不在“中国”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内,但是按照正统王朝的思想,“四夷” 迟早总会,或者应该进入由正统王朝领导的“天下”的体系。

  冯友兰先生认为,先秦时代的“中国”,其文化的意义最强,民族的意思较少,而全无国家的意思。[55]笔者也在其他论文中论证了中国最初的民族意识不过是一种“文明论的华夷观”,即通过文明的形式来区分“华夏”与“蛮、夷、戎、狄”,而且不排斥“蛮、夷、戎、狄”通过接受文化的方式成为“华夏”。[56]也就是说,“中国”与“四夷”之间的界限,并不是象近代社会中的“民族”那样一种依据血缘进行判断,并从法律上禁止逾越的界限。

  即使作为蛮、夷、戎、狄,事实上从很早以前也被看作是“天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生曾经通过对《竹书纪年》的研究,得出如何对“诸夷”进行统治,是夏王朝的一大工作的结论。[57]《尚书》尧典篇的“蛮夷率服”,《尚书》禹贡篇的“西戎即叙”等,则记载了在“中国”从部族共同体社会向初期国家社会转换过程中,蛮、夷、戎、狄加入由“中国”的王朝创造的“天下”系统的事实。《礼记》明堂位篇说,“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王国维认为,“鬼侯”即隗国的国王,而隗国相当于后世的匈奴,鬼侯当时是商王朝的大臣。[58]周王朝的“天下”中,同样网络了众多的异民族。《尚书》牧誓篇为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时的宣誓文,按照其中记载,武王的部队实际上是由周人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即所谓“牧誓八国”组成的“多民族联合军”。《国语》鲁语下也说,“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

  周国家中还有专门处理有关异民族事务的官吏。“职方,办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59]“象胥,…掌蛮、夷、闽、狢、戎、狄之国使”,[60]复数的异民族集团服从于周王朝的事实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春秋时代也流行着异民族为“天下”之一部的思想。例如,鲁国将“昧”与“任”两种乐器纳于太庙。“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摆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61]

  从以上种种制度之中,如果稍稍留心就会发现,在解释和处理同其他民族集团的关系时使用的概念,并非是“五服制”,而是“中国”与周边的蛮、夷、戎、狄,即“四夷”。按照“五服制”之说,蛮、夷、戎、狄要被列入要服与荒服之类。但是按顾頡刚之说,甸服、侯服与要服为古代所实有,而宾服与荒服则是后世文人的想象,宾服与侯服应该是同一个“服”,荒服与要服应该是同一个“服”。[62]即“天下”的系统中,原本甸服、侯服与要服这三个“服”才是最基本的区分。换言之,“天下”是由天子的直辖领的王畿(甸服);公、侯、伯、子、男的诸侯国(侯服);南蛮,东夷,西戎,北狄的四夷之国或集团(要服)三个部分构成的。

  这并不仅仅是顾頡刚个人的想像,在其他古代文献中也可看到类似的思想。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又有《礼记》王制篇说,“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甸”即甸服;“采”是“采取”,“采邑”即诸侯赖以生存的诸侯国,相当于顾頡刚所说之侯服;“流”,完全有理由认为指的是异民族集团居住的地域,即顾頡刚所说之“要服”。这从“舜流四凶”的传说就可以得到证实:舜曾将四个政敌或处刑,或流放,四人的后裔化为蛮、夷、戎、狄的祖先。[63]

  “天下”不是“五服”,而是“三重”。这种“三重的天下”的构图,从《礼记》明堂位篇中关于明堂的生动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上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中央的天子--身边的诸侯(侯、伯、子、男)――周边的“四夷”,俨然一个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天下”,一目瞭然(图2)。

  至少在战国时代以前,夷狄的领袖,被统称为“子”,即最低的阶级。例如,《左传》襄公四年中有“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一文。嘉父为无终国的君主,又是山戎诸国的领袖。即使如此,仍被以 “子”相称。《礼记》曲礼篇记,“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有人认为,这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民族歧视制度。[64]但事实上,称夷狄的君主为“子”的制度,并不能完全用民族歧视来解釋。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纪录了这样一段事。被晋国捉住的鲁国旅行者叔孙,以“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之制也,邾又夷也”为由,拒绝与邾国的大夫相向而坐。就是说,在周代,“四夷”与“中国”的差别,与存在于“中国”内部的“内服”与“外服”的差别一样,都是一种三重的“天下”构造中的严格的阶级差别,并不是只针对夷狄的民族歧视。正如《左传》定公十年中所说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那样,在具有严格阶级制度的“天下”秩序中,不仅“四夷”与“中国”,而且“中国”内部的“内服”与“外服”之间的上下关系也是不可打破的。[65]

  

  结论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的萌芽期。在中国古代,文化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反言之,从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髓,看到传统思想的本质。

  中国初期国家的国家构造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而天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把“天下”等同、限定于“中国”,在解释了“中国”在“天下”中所处地位的同时,还规定了周边民族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按照正统王朝思想的理解,“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部分”和“九州之外四海之内”两个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与“四夷”,而在人们共同体的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华夏”和“蛮、夷、戎、狄”。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直接提供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土壤

  在这个“天下”的体系中,“蛮、夷、戎、狄”被设定在最低的地位上。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民族岐视,还不如说是一种等级上的差别。因为即使“中国”内部,在天子直接支配的王畿与诸侯之国,也存在着严格的“内服”与“外服”之分,而这种“内”“外”之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就是因为它结合了方位的意识。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对“蛮、夷、戎、狄”的认识,同样是既包含了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也包含了在天下构图中方位的意义。“蛮、夷、戎、狄”生活的地域更处于“中国”的周边,因此比起“外服”的诸侯国来,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它与王朝的距离都更加疏远,所以在天下秩序中的等级、地位自然就低于诸侯各国。

  天下思想,毫无疑问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个中心不是针对“四夷”的“中国”,而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天子”。从等级制的角度来看,中国初期国家社会时期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三重的天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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