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1 次 更新时间:2012-08-28 18: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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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非常耐人寻味:“如果我国政府当局者依然采用因循姑息的手段,步列国尤其是俄德两国的后尘,扶持老朽的满廷,压制革命党,在北方就会失去帝国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在南方长江一带就会丧失帝国已经到手的利益圈,而误国家百年大计。”[49]但是,内田良平为什么认为“保全清廷”就会使日本失“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呢?反言之,内田良平为什么会暗示日本政府如果支持革命党建立联邦共和政府就会能得到强化日本“在满洲的优越地位”的效果呢?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与他们所说的孙中山当年有关“满蒙”的言论有关。

  然而,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在了袁世凯手中,这使黑龙会内田良平当初希望通过扶持亲日势力掌握政权而拿下“满蒙”的打算完全落空。在他们看来,“第一次支那革命因为袁世凯的出现,其结果恰似播种下稻谷却只收获了稗子。”因为“老狯的袁世凯反而利用满洲问题,提出同胞睨墙就会被日本夺走满洲,所以应该迅速停止内争而一致对付日本,并以此点为契机压制革命党达成了妥协,自己坐上了大总统的位置,使孙向日本的有志之士所承诺之事顷刻化为乌有,形势已经变得难以顺利圆满解决满洲问题。”[50]出于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袁世凯对日本抱有很深的戒心和反感,因此也成为日本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主要防备和攻击对象,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南北媾和,反对孙中山将政权让于袁世凯,“一旦袁世凯左右时局,万事皆休”。[51]日本的大陆浪人们,其实很清楚亲日派掌握中国政权对于他们在中国扩张日本国权上的作用。

  许多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抱着很大的期待。内田良平日后公开提到,当年孙中山曾经亲口对他说道:“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52]但是从前述孙中山反对以领土为条件换取日本政府承认一事来看,即使孙中山当年有过类似的发言或“承诺”,毫无问题也只是一种为了寻求支持、以早日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的便宜之语。民国元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在一次与记者谈话时,记者问他:“满蒙现状若何?”孙中山回答道:“中国方今自顾不暇,一时无力恢复蒙古,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中国有四万万人,如数年以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去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余深信中国必能恢复已失之领土,且绝不需外力之帮助。”[53]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为何只谈起蒙古而没有言及“满洲”,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感知辛亥革命发生、尤其是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在“满蒙”问题上开始具有强烈的领土意识。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1913年春天开始逐渐改变他的对中国方针,[54]很可能就与孙中山的这种态度有关。1913年7月内田良平与1890年时已经开始策划“满蒙独立”[55]而被称为“满洲建国先驱者”的川岛浪速[56]合流并结成了“对支联合会”,开始着力推动分裂“满蒙”的工作,[57]这就是内田良平在《对支私案》、《对支问题解决鄙见》等中提出分割中国方针的背景。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对支私案》中有“欲于将来进一步扶持亲日势力,最妙的就是让该党中有德有力的黄兴等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一文,认定国民党中“有德有力”的不是孙中山,而是黄兴,这是内田良平对孙中山态度发生转变的最好注解。它说明,走到分裂“满蒙”这一步的内田良平,已经不再认为孙中山值得日本扶植,因为孙中山在分割“满蒙”于日本的问题上背信弃义。

  内田良平在其1914年提交给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已经完全抛弃了他1911年12月在《支那改造论》中所提倡的保全中国领土、在中国实现联邦共和的主张,公然提出“支那的共和政体将来必然成为实现日支提携的一大障碍”,为了保证日本能够对中国进行指导的地位,必须借机“改变支那的共和政体为立宪君主制,以与日本的立宪君主制形式相统一”。《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的中日两国《国防协约私案》(即前文所述及“21条”的蓝本),公然提出要让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将统治权委托给日本”,同意日本拿回德国所占领的胶州湾地区铁道矿山及一切权益,同意租借福建沿海重要港口给日本建设海军根据地,同意将改造陆军和建设海军事宜委托给日本,同意一律采用日本兵器规格,甚至要求同意日本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有权向中国出兵。[58]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个《协约》,他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帝国支援支那民众要诀”:“促使以革命党、宗社党为首的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四处起义,在中国国内陷入混乱状态、袁政权土崩瓦解之际,我们从4亿民众中选择拥立最有信誉最有名声者进行支援,通过他实现改造政府和统一国家的大业,并由我国军队来恢复秩序,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因此(让日本——引者)得到人民悦服、政府信赖,这样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签订国防协约的目的。”内田良平在《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还说道:要想让中国陷入混乱状态并非难事,只要我帝国对以革命党和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偷偷稍稍加以援助,他们便会立即一起举事。[59]这一点,应该是内田良平在他长年与中国革命党人打交道中所得出的真实体会。

  不仅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许多辛亥革命的领袖,都和日本大陆浪人发生过种种联系,都曾经得到过日本大陆浪人的有力支持。应该说,直到今天发现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还不足以证明这些革命领袖们当年的确向日本的大陆浪人做出过割让领土的正式承诺。[60]然而即使如此,为什么内田良平等日本大陆浪人会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灭满兴汉”的思想脉络中强调他们从中国分裂“满蒙”的合法性?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结 论

  

  笔者向来认为,比起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来,中日关系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更加直接和更大强烈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家们从日本学到了建设“民族国家”的思想。这一点,也是从努力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之外的国家所无法学到的地方。日本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许多日本国民自己也相信了他们具有其他国民所无法比拟的民族优越性,因而大言不惭地说指导东亚以不受欧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职、日本具有拯救东亚的使命。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国权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必然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日本逐步走向一个侵略国家并走向了毁灭。本文利用日本外务史料馆所藏当年外交文书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当年军事文书,以及当事者当年的叙述,从日本“大陆浪人”与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角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由于革命党当时处于非法地位,所以支持中国革命家活动的多为日本在野人士,而其中当然又以将自己政治活动的舞台主要定位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大陆浪人为主。“民族国家”的思想不可能是大陆浪人的发明,但却是造成他们个人野心不断发酵的触媒。纵观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能够发现他们心中都有一种盲目的日本民族优越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家是为了推翻满清王朝才追求民族国家,而日本的大陆浪人们却是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革命家追求民族国家的意义。那就是,他们从革命家提出的“灭满兴汉”和“驱除鞑虏”中看到了一种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西藏地区囊括进日本势力范围,甚至变为日本领土的契机。

  在围绕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周围的诸多日本大陆浪人中,即使有一部分可能没有像内田良平那样直接表露出对扩张日本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兴趣,但是从他们与内田良平一直都能够互相配合默契进行活动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不清楚黑龙会支援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从各种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当年也并不是没有察觉到日本大陆浪人的这一动机,也许是认为必须真正实施“灭满兴汉”和“驱除鞑虏”,也许是为了得到支援以便早日达到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的目的,他们从来没有对大陆浪人的这一想法进行正式批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权、政权、国权,孰重、孰轻?在中国革命家们和日本黑龙会那里会有不同的理解;敌乎、友乎?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价值判断中必然发生变异;这些看来似乎让人难以接受的历史,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深思民族国家思想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利弊。

  王柯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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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127期,2011年;转载于《民族学与社会学通讯》Sociology Ethnicity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第95期,2011年。

  [1]参见拙著《走向民族国家—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国际背景》,商务印书馆,近刊。

  [2]参见拙文《“民族”,一個来自日本的誤会》《民族学与社会学通讯》Sociology Ethnicity ,2010年第70期,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12页。该文曾于2003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77期,此次转载时曾做大量补充修改。

  [3]「対支私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1類帝国外交,2項亜細亜,『支那政見雑纂』第二巻8,B03030272300。

  [4]「対支問題解決鄙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1類帝国外交,2項亜細亜,『支那政見雑纂』第一巻15,B03030268800。

  [5]「対支私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1類帝国外交,2項亜細亜,『支那政見雑纂』第二巻8,B03030272300。

  [6]「支那革命の端緒と日支志士の提携」、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617-622页。

  [7]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29-40页。

  [8]这位花田仲之助日后在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中协助日本军部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大量活动。具体可参照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92-93页。

  [9]「臥薪嘗胆と入露の人々」「浦潮方面における我が志士及び軍人の行動」、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569-604页。頭山満、犬養毅、杉山茂丸、内田良平『玄洋社と黒龍会、あるいは行動的アジア主義の原点』書肆心水、2088年、279-311頁。

  [10]内田良平自伝『硬石五拾年譜』(原著1927年)、葦書房、1978年、51-52頁。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40页。

  [11]「恵州事件の前後」、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上,651-652页。

  [12]思想研究資料特輯第3号『国家主義乃至国家社会主義団体輯覧』(上)(昭和7年12月調)、1933年、37-39頁。

  [13]藤本尚則『巨人頭山満翁』、政教社、1923年、509頁。

  [14]「支那革命党の揺籃時代と日本志士」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77页。

  [15]藤本尚則『巨人頭山満翁』、政教社、1923年、520-521頁。

  [16]「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十五分東京発、上海豊陽館宮崎宛、内田良平出」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戦役等、清国事変(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変書類 巻17 来電(11) マツデン(8)、C08041018300。

  [17]原口要(1851年 - 1927年),日本最早的工学博士,铁道设计者,后被孙中山邀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顾问。

  [18]「十二月十二日午前十時五十分東京発、上海松崎ホテル喜多輝次郎宛」、「十二月十二日午後六時十分上海発、東京麻布内田良平」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戦役等、清国事変(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変書類 巻17 来電(11) マツデン(8)、C08041018300。

  [19]「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三十分東京発、上海松崎ホテル喜多輝次郎宛」、「一月二十五日午後十時十分上海発、東京麻布内田良平」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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