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0 次 更新时间:2012-08-28 18: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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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内田良平。但是,由于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派别林立,宋教仁在日本的活动如果取得成果可以增强他的威信,否则反会授人攻击口实危及到宋教仁在临时政府中的地位。与日本大陆浪人有着密切关系、被他们视为“亲日派”[21]的实力人物宋教仁被排除出权力中枢之外,其实也是日本大陆浪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于是,北一辉和内田良平等人,为了能让宋教仁不虚此行,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22]1月29日日本的国会议员记者律师等一百多名在上野精养轩聚会,要求日本政府在其他国家之前迅速承认“支那共和政府”。[23]2月3日,北一辉再向内田良平、以及有日本政界黑幕之称的浪人领袖人物杉山茂丸[24]等人发电,说明对于宋教仁之行,“孙逸仙的确也请求了犬养君给予帮助,然该君一直采取攻击(日本——引者)政府的态度,故孙氏也没有抱太多期待。”[25]其言外之意不外乎就是这次最主要还是要靠内田良平。

  2月6日,北一辉再次以长电向内田良平等人强调宋教仁此次访日之意义:宋教仁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日本,可以一举奠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亲日派”的扎实地位;为了日本的利益,有必要将此次功劳记在宋教仁身上。因为各国为了争取在华利益,所以现在不分南北、竞相向各方提供援助、供给军队及武器。而日本军人和浪人在武昌起义时竟然贪污25万元,此事招致武昌到处贴出禁止日本人入内的标语;而在进攻南京时,日本的商社甚至卖出已经称为废铁无法使用的武器,以致社会舆论和临时政府中的亲美派再次拿出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观”攻击亲日派和日本本国。所以此次日本政府如果能够充分通过此次机会表明支援革命政府的态度,既能够挽回日本的形象,也能够帮助亲日派在新政权内站稳脚跟、强化地位。[26]但是,杉山茂丸2月7日提出宋教仁来日三条件,即必须具有临时政府赋予的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的全权代表资格,不以日本政府之外任何人为交涉对象,不要求虚荣繁华的外交礼节。[27]其言外之意,不外乎是既要宋教仁具有代表新政权做出最后决断之权限,以便日本政府在谈判时可以真正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又不承认宋教仁具有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外交使节身份,以不得罪清朝政府。

  然而,2月12日清帝逊位。随着形势的骤变,2月13日内田良平给宋教仁直接发出电报,不再提出先决条件:“不仅承认问题,为了商议支那永远安康之道路,请在时局解决以前紧急来日。”[28]此电文内容抽象,但是却透露出要求让日方参与或参照日方意见决定清帝逊位之后中国未来道路的意思。杉山茂丸和内田良平的行为,显然引起了孙中山等人的怀疑,孙中山提出:“如果得到承认,却有难以保全领土之虞,就不进行和议(“和平谈判”—引者)。”[29]在摸不清日本方面是否有借机提出领土要求的情况下,宋教仁也决定推迟访日。[30]面对这种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局面,内田良平和小川平吉与2月20日分别向宋教仁发出电报,反复申明“满洲独立只是一句虚言,已向当局认证,务请安心。”[31]

  事实上,19世纪末期直至辛亥革命发生前后,日本政府当局的中国政策与日本大陆浪人的活动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尽管日本许多政治家对中国抱有侵略野心,但作为一国政府,日本政府不得不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交涉对象,因而日本政府在孙中山当初来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经应清朝政府之请而设置障碍,在辛亥革命之后也采取观望态度而不肯立即承认中华民国,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也没有主动抛弃袁世凯而采取支持孙中山一派的政策。然而这在一部分日本人看来,从在开始处理朝鲜问题时与清国发生冲突以来,“政府当局的外交方针总是因循姑息,缺乏为东亚全局而进行远大经纶的气魄。”[32]因此就有了以“在野”身份考虑“东亚经纶”、进行“大陆经营”,以确立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进而扩大日本“国权”为使命的“大陆浪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大陆浪人”的“大陆经营”,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形似侵略而实非侵略”:日本与清、韩两国之间的关系实为唇亡齿寒,如果两国具有值得结为友邦的实力共同抵御欧洲列强侵略更好,但当今西力东渐年年加剧,支那自身已如同形骸而实成大老衰国,“清韩两国遭到列强侵略之际,余波必然威胁到我国的存亡”。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不如由日本“唤起邻邦觉醒,指导进行改善,在这些国家扶植我们的势力以扩展我国国防线,从而达到保全东亚的目的。”也就是说,“大陆经营”实为一种通过纳中国与朝鲜半岛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中而从欧洲列强侵略魔掌中“保护东亚不受侵略的不得已的做法。”[33]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亚洲主义”的真髓,大陆浪人之所以敢于不知羞耻地称自己为“东亚先觉志士”,就是来自于他们这种所谓的“东亚经纶论”。然而遗憾的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家们当时也常常以“志士”相称这些大陆浪人们。

  大陆浪人们自己在日本坚持“在野”的立场,却对中国的政权更替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拼命接近中国的政权中枢,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考察先觉志士的大陆经营论,构成其思想根底的毫无疑问就是热烈的爱国心和民族的自信。”[34]黑龙会的这段自我表白,不仅能够说明大陆浪人“大陆经营”的性质,同时也能够说明,大陆浪人知道只有通过主张日本国家利益的形式,他们才能够以日本国家为后盾实现个人野心。日本的“大陆浪人”中,其实不乏抱有另辟蹊径、在大陆实现个人野心之人,这也就是他们当初之所以能够从“民权派”轻而易举地变身为“国权派”的真正原因。比起与日本政府面和心不合的关系来说,大陆浪人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更为接近。他们的“大陆经营论”与日本军部中主张侵略大陆的势力不谋而和,大陆浪人的个人野心使他们能够自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的尖兵。

  大陆浪人们进行“大陆经营”的第一个对象是朝鲜半岛。为了造成日本侵略朝鲜的借口,内田良平在玄洋社内组织了“天佑侠”,在朝鲜制造动乱。1882年的“壬午兵变”之后,大陆浪人感觉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最终势必进一步与支那发生冲突。”“朝鲜被支那吞并意味着我国国防露出破绽,从结果上来说是阻塞了我国向大陆扩张的出口,不得不说是对帝国之大不利。”[35]但是由于事件后日本在朝鲜实力仍然没有超过清国,“让先觉志士不能不深感忧愤”,熊本的宗像政、土佐的中江兆民、奈良的樽井滕吉、爱媛的末广重恭等一起商议“对支方针”,并得到了福冈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和玄洋社精神领袖头山满的支持。头山满认为:“得到了大头,小头不劳自得;拿下了支那,朝鲜不招自来;与其与朝鲜冲突,不如直接料理支那。”[36]朝鲜问题最终引发了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令日本深感屈辱,开始以俄国为最大敌人,大陆浪人们更是积极主张对俄开战,其目的还是在于夺回日本当年在中国失去的权益,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辽东半岛乃至包括整个东北地区和内蒙东部的所谓“满蒙”地区。

  

  内田良平对中方针的变迁与“满蒙”问题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不久,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孙中山使用的“民权”,可能与他接受日本的近代国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当时在国内,民主一词已经被讨论和使用,而孙中山此时所用的“民权”实际上也包含了“民主”的涵义,[37]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孙中山为什么舍“民主”而取“民权”来表示他实际上是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从当时对各个词汇涵义广狭理解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然而却没有人注意到与孙中山有所交往的日本人与“民权”之间的思想联系。

  其实,“民权”也是一个近代日本自己发明的话语。孙中山在日本政界最主要的盟友犬养毅,实际上就是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之一;日本所谓“大陆浪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母体,头山满、平冈浩太郎、杉山茂丸、内田良平、平山周、萱野长知、末永节出身的福冈的玄洋社,最初就是一个以要求民权为口号而建立的政治结社。[38]大陆浪人中有很多原为武士阶层(日语中称“士族”)出身。因为士族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被剥夺了特权,加上他们对明治政府中专制和腐败现象不满,1877年爆发了由西乡隆盛领导、以士族为中心的反对明治政府的西南战争(又称丁丑之乱、十年战争)。战争失败后,参加了西南战争或对西乡隆盛的福冈士族,为了继续与明治政府对抗,成立了玄洋社(1878年,初名为向阳社,1881年改名为玄洋社),投入了“自由民权运动”。[39]但是,在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日本,国内追求民主的“民权”与对外争取日本国家利益的“国权”,两者之间不存在互相对立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880年时向阳社就曾发起建立“讨清义勇军”,[40]改名玄洋社时又制定了“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固守人民权利”的三条纲领等事例上得到印证。[41]由于明治政府1889年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实行了第一次议会大选,使“自由民权运动”失去奋斗目标。坚持走在野道路的玄洋社,将更多精力投向追求国权,由此催化了大量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大陆浪人”的诞生。因此,孙中山不可能不知道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也不可能不清楚在这些人从民权主义者向国权主义者的蜕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催化作用。尽管孙中山日后解释的“民权主义”内容,与日本当年的“自由民权运动”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孙中山在选择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的同时,在东京选择了使用“民权”一词时没有受到围在他周围的日本大陆浪人思想的影响。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陆浪人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其实都有一定的目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中。按照黑龙会日后的说法,清朝末年以来瞄准中国的日本大陆浪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希望借中央纲纪松弛、地方匪贼横行之机,自己来到中国甚至不惜成为匪贼首领以开拓新天地之人;一是耐心等待中国国内出现叛乱,支持叛乱力量打到清朝政府并实现支那更生之人;还有一种就是认准“先下手为强,将迟早逃脱不了遭到欧洲这些虎狼之国侵略的支那拿到手中才为上策”之人。[42]而黑龙会内田良平一派选择的是第二种道路,因为“孙逸仙等来到日本为准备革命频频奔走时期,孙曾说过只要日本援助革命党,革命成功之际支那为日本而让出满洲之类的话。”[43]按照内田良平1927年的说法:“我们赌上生命援助孙的革命,是因为它与日本的利益一致。孙举起的大义名分的革命旗帜为灭满兴汉,驱除满人并建立汉人的中国。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汉人将满人逼到不得不借助俄国力量的地步,然后日支合手打败俄国,将满洲和西伯利亚收归我有,一举打下大陆经营的基础。”[44]所以,黑龙会及其周围的“大陆浪人”们“期待随着革命的成功而调整两国关系、解决满洲问题,因此才极大地援助了革命党。”他们当时认为,孙中山“即使做不到像他所说的那样放弃满洲,至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协议,将该地区完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排除威胁东亚不安的因素。”[45]

  出于这种考虑,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内田良平一直主张日本要支持中国“保全领土”。[46]1911年12月他在黑龙会本部编辑的《内外时事月函》中发表《支那改造论》,指出日本政府争取主动,由日本指导“改造支那帝国,建设新政府”的重要性。按照内田良平的说法,日本能够帮助发生革命后的中国决定未来国家形式的,无非有三种方案可行:一是“保护满清朝廷,镇压革命党,改革现政府,保全清国”;二是“两分支那,以黄河以北为满清政府区域,黄河以南为革命党政府区域,各自建设适合支那国情的政府”;三是“废除满洲皇帝,以革命党政府取代满清政府,建设一个新机轴的联邦共和国”。[47]然而,第一方案即“清国保全案”虽然是欧洲列强之所望,然因满清政府腐朽透顶实为最难实现;第二方案即“支那两分案”只能是一时权宜之策,因中国具有追求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传统,所以从消除内乱的角度来看并非是“东亚永远之策”;第三方案即实施联邦共和,不仅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儒教传统和国民性,还可以杜绝人种倾轧、动辄革命的祸根,促进吸收先进文明,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活用主动地位与主动势力,让列国赞成日本方案,完成解决支那问题的任务”。[48]

  《支那改造论》中有这样一段对日本政府的警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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