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存海:中产阶层兴衰的拉美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 次 更新时间:2012-08-09 09: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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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存海  

  2%增至2003年的28.2%,到2007年又进一步增至30.2%,10年间的增幅达到20%左右。

  2007年,这种增幅开始放缓;到2010年,尽管增幅不大,但仍然达到30.8%。

  拉美中产阶层的重新崛起源于一系列因素的推动。

  首先,这种扩张得益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是中产阶层成长的基础和保障。

  不过,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后华盛顿共识时代的社会政策调整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的政策在改善收入再分配、促进累进性社会支出、保护和保障工人权利、推动教育和社会流动性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低收入群体都是这种政策调整的主要受益者。

  因此,综合来看,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共同推动了中产阶层在21世纪的壮大。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种“拉动”(pull)作用的话,那么社会政策则无疑发挥了“推动”(push)和巩固的作用。中产阶层的复兴重新燃起了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就萌生的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梦想。

  墨西哥前外长卡斯塔涅达(JorgeG.Castaneda)在其新书《墨西哥的未来》中声称,未来15年墨西哥的核心议题是“中产阶层社会”,前总统卢拉也表示巴西未来几年将建设成为一个“中产阶层占多数的国家”。

  经济增长的潜力更让国际机构和学者对拉美中产阶层的未来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而根据布索洛(MaurizioBussolo)和穆拉尔德(ElieMurard)的推测,到2030年,拉美的中产阶层人口将比2005年增加一半以上,达到3.1亿人,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从24%增加到42%。

  尽管拉美主要国家似乎已经重返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大道上,但必须看到的是,拉美的中产阶层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形成中的中产阶层”(emergingmiddleclass)而不是一个“稳固的中产阶层”(establishedmiddleclass)。

  其中相当一部分只能说进入了中产阶层的门槛,仍处于中产阶层的下层,即只是下中产阶层,其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尚很脆弱。这就意味着,拉美国家要建设中产阶层社会,让中产阶层在拉美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传统上所赋予的那种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就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给予中产阶层以制度化的政策保障,减少其脆弱性,增强其抗风险能力,避免他们重新坠入20世纪80-90年代的“中产阶层陷阱”;否则,脆弱的中产阶层很容易在外部冲击下陷入新贫困,并和穷人结盟,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而这些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多数国家和21世纪初的阿根廷所发生过的现实。

  研究表明,尽管中产阶层的规模越大,似乎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有利,但不可忽视的一个前提是:政治和经济发展不仅有赖于中产阶层的规模,更有赖于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这里的稳定性不仅是指不会向下流动陷入贫困,更指能够继续向上流动,进入社会的更高一级阶梯,避免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

  事实上,一个脆弱的中产阶层不大可能在维系政治民主、推动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其被赋予的作用。

  相反,稳定而有安全感的中产阶层更有可能进行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幸福投资,并做出支持这些投资的政治选择。

  因此,一个重视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阻止向下流动的多重机制。就此而言,拉美国家在通往“中产阶层社会”的道路上首先要巩固和扩大中产阶层,而这些除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之外,更需要一系列社会政策的保障。

  正如美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爱德华多·洛拉所言,“拉丁美洲正处于急速的转型中,中产阶层是这种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产阶层不断壮大,但仍很脆弱。他们不是穷人,但远没有享受舒适而可靠的经济保障。中产阶层的未来既有赖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也有赖于拉美国家的政府未来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拉美中产阶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拉美国家要真正建成20世纪70年代就梦寐以求的“中产阶层社会”,当前及以后就应当着力于社会政策革新,推动一场政策理念革命,着力缔造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增长(inclusivemiddle-classgrowth)”。

  拉美未来的政策导向不应该纠结于是先关注穷人还是先关注中产阶层的问题,而应该形成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政策理念,以提高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回顾拉美中产阶层的这种U形的演变趋势,至少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发现。

  首先,经济增长是拉美中产阶层发生、发展和巩固的原动力,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是中产阶层成长的关键。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是拉美中产阶层快速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各国经济总体上呈现一种快速和稳定的增长。

  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则从反面佐证了中产阶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这个时期,伴随着经济衰退或震荡,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出现了停滞或萎缩。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经济重现增长活力,特别是2003年以来更是实现了长达十年的稳定增长。这种有利的形势大大推动了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其规模达到或者超越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上述趋势充分说明,中产阶层的成长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基础和保障。

  其次,国家的“有形之手”在中产阶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公共部门的扩张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层职业,扩大了中产阶层队伍。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拉美中产阶层的壮大主要是因国家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源于国家驱动。

  其后,拉美社会经历了近20年的市场化改革,国家的主导作用日渐削弱。

  自2003年以来的10年里,拉美的中产阶层重现活力,但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中产阶层的成长主要源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即市场驱动。

  从当前的全球趋势来看,作为“有形之手”的国家机制在推动中产阶层形成和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下降,而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

  尽管如此,但并不能由此认为,在市场社会条件下,中产阶层的成长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个人行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的发挥。

  事实上,市场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国家作用的发挥,因为成熟的市场社会都是建立在国家提供的制度化条件的基础上——这是市场社会良性运行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结构性调整和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中产阶层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这和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中产阶层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显著的差异源于如何平衡国家机制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美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之前,做了充分的制度化保障,建立了强大的政策支撑;而拉美在市场面前放弃了国家的作用,而任由中产阶层独力迎接市场的冲击。

  最后,社会政策是培育、支持和保护中产阶层发展的主要工具。

  拉美中产阶层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政策失灵或政策赤字是20世纪80-90年代中产阶层陷入停滞、萎缩乃至迅速陷落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发展和壮大中产阶层的原动力,是一种进攻路径的话,那么良好的社会政策则是一种防御路径,可以在经济衰退时期对中产阶层群体起到防护和支撑作用。

  事实上,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良好的社会政策本身也可以助推中产阶层的发展。

  比如,普遍而高质量的教育既可以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本,同时作为“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也是向上进入中产阶层的关键路径。

  再如,更具累进性的税收制度不仅可以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促进分配公平,而且可以积聚更多的经济资源,增强政府的财政调节能力。

  而一个强大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则可以产生强大的保护作用,有效地减缓经济衰退对中产阶层的冲击,避免中产阶层沦为“新穷人”。

  上述结论表明,个体向上社会流动、进入中产阶层固然需要个人的努力,但同样离不开良好政策的培育、支持和保护。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外部的政策因素对中产阶层成长的影响非常之大,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未来中产阶层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系于拉美的社会政策。

  因此,拉美国家要真正建成20世纪70年代就梦寐以求的“中产阶层社会”,当前及以后就应当着力于社会政策革新,推动一场政策理念革命,着力缔造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增长(inclusivemiddle-classgrowth)”。

  历史告诉我们,增长的引擎是中产阶层。没有中产阶层参与民主治理,争取社会保障和社会权利,拉美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

  基于此,当下和未来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不应限于中产阶层潜在的增长引擎这一角色,还应特别关注中产阶层自身的脆弱性。

  拉美未来的政策导向不应该纠结于是先关注穷人还是先关注中产阶层的问题,而应该形成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政策理念,以提高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拉美中产阶层的兴衰对中国的启示

  

  拉美的历史教训表明,要真正发挥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就必须保障其基本利益不受侵犯,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拥有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性。

  中国和拉美同属发展中世界,面临着一系列相似的社会挑战,而且工业化先行的拉美先期遭遇的某些问题正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若隐若现。就中国而言,社会稳定无疑是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因为它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可能从整体上影响中国的未来。

  但这里所说的稳定,并不是一种刚性稳定,而是一种基于动态均衡的稳定。经典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中产阶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由此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1999年中产阶层的比例大致为15%,2008年达到22%~23%,而根据2012年《国际城市发展报告》的最新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总人口的40%。尽管这些数据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中产阶层的认同感正在下降,“被中产”成为社会流行语正是这种现象的高度凝结和集中表现。

  这种苦涩的自嘲背后隐藏着向上社会流动和维持中产阶层地位的艰辛:高房价、高物价、看病贵、上学贵、收入增速慢,以及分配不公和相对剥夺感的上升,都成为中产阶层首先、也是感受最强烈的领域。

  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更是加剧了这种认知,由此引发的焦虑症几乎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群体病、时代病。

  不仅如此,社会流动性的减弱,甚至向下的社会流动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国内多家媒体联合进行的一项“谁在沦为新底层”的问卷调查发现,“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名列第一,最有可能成为社会新底层。

  通常而言,受过高等教育当前是进入中产阶层的门槛,也是新时期确立中产阶层地位的主要标志之一,大学生群体本应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但现在已经沦为“蚁族”。

  社会底层通过“共同富裕”实现向上流动是中产阶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但近年来中国的“新底层社会”呈扩大化趋势,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

  这两种现象揭示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即中下社会阶层合流的趋势已经若隐若现:一方面,底层作为中产阶层的来源构成减弱了;另一方面,中产阶层成了底层的后备军。

  拉美的历史教训表明,要真正发挥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就必须保障其基本利益不受侵犯,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拥有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性。

  这正是中产阶层发挥“社会稳定器”功能的条件性。如果中产阶层的生存风险增加,精神焦虑不断上升,中产阶层的优越性不复存在,就可能同社会底层结盟共同成为不稳定的力量,不会充当社会的稳定器。

  基于此,中国未来的社会政策同样应该给予中产阶层以重点关注,致力于确立一种“包容中产阶层”的发展理念,避免中产阶层沦为政策的夹心层。

  中国未来要实现中产阶层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就应当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重点建立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解决收入不公平和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和增强社会流动性,特别是增强教育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可能发挥的纽带作用,最后,且是最重要的一点,还应该进一步有序地释放而不是限制中下层群体,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公共参与空间。

  如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小康社会才是有可能的,和谐社会的建立才有根本性的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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