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72 次 更新时间:2012-07-26 14: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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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进入专栏)  

  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的异同比较

  

  三、利益冲突、社会心理和转化机制

  

  当前,我国进入社会冲突的高发期。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剧烈变动和调整,各类社会矛盾围绕着经济、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而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从而使具有相同利益的社会成员针对其共同关心的问题极易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共鸣,而且由于彼此间联系的技术手段的改进,他们极易就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沟通和串联,从而形成某个具有社会影响的共同话题,从而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提供了心理基础。同时,伴随着体制转型和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控制和约束社会的能力下降,原来依赖统制主义的命令方式管治社会的手段不但不能起到化解矛盾的效果,反而对事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提高政府的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前提。从总体来看,目前地方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许多完全可以化解的矛盾,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严重后果。这主要表现在,当某个事件刚发生时,往往会成为不入政府“法眼”的“存在之无”,由此对事件漠然置之的态度往往错过最佳处理时机,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即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从而〔18〕“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应急能力的薄弱。要对社会事件做出科学合理的处置,首先就必须对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做出科学划分,从而采取不同方式予以化解。如果对不同事件采取同一方式,就可能粗暴地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事件单一化和绝对化,激化原有的矛盾和冲突。

  值得关注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之间是可以相关转化的。当社会条件变化、尤其是政府处置措施不当、丧失公信力的时候,在法律框架之内活动的“维权事件”会迅速转变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泄愤事件也可以瞬间将祸水由政府部门引向无辜群众和社会,成为骚乱事件。这之间的转化机制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这对于我们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防止造成更大的破坏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间转化机制的理解,我们可以从群体心理的角度来研究。事实上,如果不研究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群体心理,就很难真正理解群体性〔19〕事件的发生及其类型转化的机制。

  从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它大致遵循如下逻辑,冲突源——导致主体利益受损——主体挫折感产生(主体心理不满意感产生)——否定性言语产生(牢骚、怪话、气话)——否定性行〔20〕为产生(对其他个体、群体或政府的反抗)。在正常的维权活动中,行为者的诉求是寻求体制性的解决渠道,如双方对话和谈判、寻求司法和行政调解、上访等。如果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其问题,他们可能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破坏公共秩序,直至暴力对抗。在整个过程中,心理对行为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在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内,他们获得的不仅是关于自己问题的各种公正或不公正的待遇,而且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整个政治体系的认识。当行为上遭受挫折后,心理上的不满、怨恨、暴躁、抵触情绪就更容易导致行为具有攻击性,并在合适的场合寻找借口发泄出来。这种受心理影响的行为并不只是个体的,它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聚集起一定的能量,从而为泄愤冲突埋下种子。

  从理论上讲,群体心理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它的发生过程有两个重要的机制:一是情绪感染;二是行为模仿。所谓情绪感染是事件的场景使原来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的情绪也激动起来,从而完成从个体向群体的转变。而行为模仿则是指集群行为中行动者互相仿效,使整个人群产生一致的行为。“因为人们在突然事件前不知所措,无计可施,只好模仿他人,看到别〔21〕人怎么做,自己也跟着响应。这样集群行为就产生了”。可见,情绪感染和行为模仿与上述分析的心理特征是一致的。它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群体心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突出的特点是相互影响,并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合理性”的社会情景。在这种社会情景中,个人行为受到群体情绪变化的影响,由最初的自制和理智逐步走向失控和狂热。在泄愤性冲突中,作为旁观者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与当事者发生感情共鸣,因而客观上起到了恶化事件发展的作用。社会“弱者”作为一种博弈和博取同情的“武器”,极自然地激起人们天生同情弱者的心理,围观者在行为选择上倾向于支持和帮助弱者。当人们在对政府的官方消息充耳不闻时,一些谣言和小道消息,尤其是弱者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消息在人群中普遍传开时,会对人群的聚集和行动起到催化作用,并促使群情激愤,情绪高昂。一些过路者或中学生受到感染,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某种趋同的特性。此时,群体的指向已不再是原来的事件本身,当事方也可能早已被群体所湮没,而变成了一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针对公安部门、政府机关以及其他不相关建筑的泄愤性行为。针对这种行为,政府如果措施得力,处理得当,可能会很快地平息群众情绪;但如果采取以暴制暴的对抗方式,不仅不能平息民怨,还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可能促使泄愤性冲突向社会骚乱方向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以及各种暴力情景引发的社会骚乱都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只是一种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统治的完整性,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管治的有效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这就要求执政者,在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同时,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要防范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以“维稳”为名,甚至以影响政府执政合法性为幌子,形成官官相护的利益共同体,甚至胁迫上级为其胡作非为背书。

  

  注释:

  

  〔1〕 2009年 3月 14—15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和京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犯罪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华大厦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法大学皮艺军教授提出了“社会敌意事件”这一概念,并认为瓮安事件、德江舞龙、学生聚会、杨佳这些事件都是“社会敌意事件”。

  〔2〕《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公安部 2000年 4月 5日发布。人”,而在实现中,超过了5人就被视为是非正常上访,是信访事件。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的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其二,这些事件所进行的行为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规明文禁止的。其三,这些聚集起来的人群,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但有基本的行为取向。其四,这些事件对社会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社会管治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就可以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新的类型学研究。当前学界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研究多集中在对高校、农村、库区移民、职工、大型体育场、民族宗教等的群体性事件上,但是很少有研究对群体性事件作专门明确的分类。在已有的少数分类研究中,分类的标准也多是从“人民内部矛盾”与“违法犯罪”的单一传统维度来进行的。作综合分类的代表性的研究现仅见于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王战军从“矛盾属性”、“发生根源”、“参与主体”、“表现形式”、“处置方略”等五个维度分别对群体性事件作了划分。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王来华、陈月生提出了从“参与主体”、“事件本身是否带政治性质”、“事件的规模大小”三个维度对群体性事件作了分别划分。可见,已有的研究在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划分和特征概括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都并没有把这些维度的标准综合起来作整体研究。

  〔3〕 林维业、刘汉民著:《公安机关应对群体性事件实务和策略》,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页。

  〔4〕 王国勒:《社会网络视野下的集体行动》,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博士论文,第 5页。

  〔5〕 转引自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学海》2009年 01期,第 69— 78页。

  〔6〕 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 5期,第 54— 96页。

  〔7〕 王战军:《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其多维分析》,《政法学刊》2006第 5期,第 9— 13页。

  〔8〕王来华、陈月生:《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含义、特征和类型》,《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5期,第80—84页。

  〔9〕 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 1期,第4— 9页。

  〔10〕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 2期,第 49— 55页。

  〔11〕 于建嵘著:《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42页。

  〔12〕 于建嵘、裴宜理:《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南风窗》2008年第 20期,第30— 32页。

  〔13〕 范伟国:《重庆万州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打人引发群体事件》,《北京青年报》2004年 10月 20日。

  〔14〕 王吉陆:《安徽池州群体性事件调查:普通车祸变打砸抢烧》,《南方都市报》2005年 7月 1日。

  〔15〕 比如:3月 23日海南东方市因一学生纠纷,数百人到感城镇政府和边防派出所进行打、砸、烧,导致4间官兵宿舍及部分档案资料被烧,1辆警车、1辆涉案扣押的小汽车及10部摩托车被砸烂烧毁。3月 28日晚,西宁市城西公安分局虎台派出所民警在处理一起报警事件中,遭到一伙人的殴打围攻,派出所遭到打砸。3月30日,乌鲁木齐3名便衣民警在押送犯人途中,遇代某违反交通法规横穿马路,鸣笛示意,代某却不避让。民警紧急采取制动措施,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口角,代某煽动周围“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民警,围观群众达 200余人,等等。

  〔16〕 任硌、陈凯:《四川大竹事件反思:地方忙于换届错过处置良机》,载《 望新闻周刊》2007年 3月 1日。

  〔17〕《吉首非法集资案再爆骚乱,民众围堵州政府》,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200809/

  t20080926_870793.html,最后访问:2009年9月24日。

  〔18〕 黄豁等:《“体制性迟钝”的风险》,《 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 4期,第6— 7页。

  〔19〕 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期,第1— 5页。

  〔20〕 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第 69— 78页。

  〔21〕 沙莲香著:《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221— 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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