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1 次 更新时间:2012-07-15 08: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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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泾源  

  [11]近20年来,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学生的教育机会差距也出现了逐步扩大趋势。在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不断下降。[12]目前社会上所关注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反映的是公众对社会流动性减弱趋势的担心。

  四是收入分配制度有失公平。从初次分配看,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提高,挤占了居民收入的份额。1995~2007年,政府收入比重提高了4.0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提高了1.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了5.6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0年的53.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4%,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55.81%)、英国(54.5%)、瑞士(62.4%)、德国(48.8%)、韩国(45.4%),也低于一些新兴经济体和转轨国家如南非(68.25%)、俄罗斯(44.55%)以及巴西(40.91%),⑤甚至低于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等地的平均水平(40%左右)⑥。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突出。在再分配环节,对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约束不力,对弱质产业和弱势群体保障不力,对高收入调节不力,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过高的财产差别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调节。

  五是政府职能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传统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是“全能政府”。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突出。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带来了消极影响:投资和经营决策与市场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成本约束机制不健全,风险无人承担,持续地侵蚀和破坏市场机制。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在五级或六级政府主体同时活动的背景下形成的,地方政府“法团化”甚或“公司化”的现象十分明显。⑦也导致各级或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明显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既包揽公共品的生产,又通过政府规制、行政审批、歧视性税收和财政补贴等非中性制度壁垒,保护国有公共部门在公共品领域中的“垂直一体化”垄断,并由此衍生出公共部门规模过大、激励不足、压力不够、效率低下以及公共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乃至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三、出路:转型发展和制度创新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实现从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转变。这一成就的取得,有赖于持续不断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展望未来,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必须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加快推进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一)更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做到微观竞争起点公平,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市场决定,政府调控适应市场规律而不是扭曲市场规律。为此,要逐步理顺煤电油气水和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市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

  (二)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的改革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推进国有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尽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分离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将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优化对自然垄断业务的监管,在保持国家必要控制力的前提下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三)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处理好金融改革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以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重点,完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和期货市场。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积极发展各类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四)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以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为重点,着力改变城乡分治的规划管理和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建立健全推动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大中城市的功能服务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城市辐射力和带动力。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同时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要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城市其他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服务。通过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居民收入的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五)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六)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水平。加快政企、政资、政事和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整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层级,提高政府效能。调整中央地方关系,按照管理复杂程度、受益范围激励相容等原则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通过税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这些职能有相应的财力支撑。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此同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此外,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民主制度建设,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使中国能够早日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 引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data. worldbank. org)。

  ② 参见世界银行2011年7月5日新闻稿《国家分类的修订》及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data. worldbank. org)。

  ③ Gill, Indermit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2007,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中译本为: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等著:《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信出版社,2008年。

  ④ 参见《胡鞍钢阐述中国国情基本特征: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税务》2001年第5期。

  ⑤ 参见《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至15倍,跃居世界首位》,华商网,http://news. ccvic. com/shehui/gnyw/2011/0210/ 3862. shtml。

  ⑥ 参见曾忠禄:《效率与公平:澳门劳动报酬问题研究》,载郝雨凡、吴志良、林广志编:《澳门蓝皮书: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⑦ 参见Jean Oi,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October), pp. 99~126;以及Jean Oi,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参考文献】

  [1]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第2~15页。

  [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比较》第54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0~46页。

  [3]菲利普·拉兰:《丰裕时代的拉丁美洲》,载青木昌彦、吴敬琏主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89~133页。

  [4]马建堂:《全面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人民日报》2011年3月17日。

  [5]Rodrik, D., Suhramanian, A. and Trebbi, F. 2004. "Institu-tions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u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 pp.131~165.

  [6]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05页。

  [7]蔡洪滨:《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流动性》,《比较》第53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14页。

  [8]Hertz, Tom, Jayasundera, Tamara, Piraino, Selcuk, Sibel, Smith, Nicole and Verashchagnia, Alina. "The Inheritance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ifty-year Trends."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07, 7(2), Article 10.

  [9]Huntington, Samuel P., and Joan M. Nelson,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大野健一:《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平稳过渡》,载青木昌彦、吴敬琏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

  [11]Khor, Niny and Pencavel, John. "Evolution of Income Mobi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1~2002." Asia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04, June 2010.

  [12]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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