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62 次 更新时间:2012-06-12 23: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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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文革”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二、吊唁日志

  

  自16日起,到胡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宗教僧侣和少数民族。他们大都与耀邦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或是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因而赶来吊唁。灵堂内挂满了各种挽联挽幛,花圈花篮放了一层又一层,后来实在放不下了,便只好在灵堂外的庭院中陈放。很多花圈是群众自己掏钱买的。一位妇女边哭边对我说,花圈店的师傅听说是送给耀邦的,坚持不肯收费,双方争持良久,最后只收了工本费40元;据说送第一只花篮的王光美,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着群众哀悼耀邦的动人情景,感慨地对我说:“公道自在人心。”

  在胡家,我与一些吊唁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抒发了对耀邦逝世的感言。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说:“这是我们党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一生清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张小曼(民盟盟员)说:“他去得太快了。他是我们党改革家的旗帜,希望中共能够多出这样的英才。他是人民心目中党的崇高形象。”

  中央党校教师夫妇:(男)“他的逝世很突然,而且从发病到去世时间很短,过去也未听说过他的病。这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老同志都感到惋惜。”(女)“特地来致哀,致以最深的感谢之情。他到党校来,为我的丈夫平了反,我一直想向耀邦同志致谢。他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两口子都得到他的关怀,获得平反。我们是随十八军团南下的晋绥干部,他在用人方面是五湖四海,很善于用人,到川北党委工作,他没有带一个人,用的是晋绥干部,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工作心情舒畅,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男)“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给他们改正的机会,非常得人心。”

  有位中年妇女(售货员)对耀邦的孙子霁光说:“上中学时我听过你爷爷的报告,可惜我没有继续上学,至今没多少文化,你要好好学习呀!”

  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之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作为军人,将来我们只打卫国战争,决不打内战。”

  以下是我在灵堂内随手抄录的一些挽辞:

  

  一身正气,深得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为人楷模。

  ——周美惠 王晓华

  革命元勋,伟绩丰功昭史册;

  甘棠遗爱,馨香懿德暖人心。

  ——爱新觉罗·溥杰

  中国需要的是良心、正直和直言不讳的直率。

  ——伊林·涤西

  大哉胡公,功高德重,创建共和,尽瘁鞠躬;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名垂千古,人民称颂。

  ——于桑

  

  17日下午,耀邦的小女儿李恒从国外赶回北京,2时30分进入家门,带着一路哭声冲入灵堂,与守灵的大哥德平抱头痛哭……

  广州一百多个体户推举的代表,向耀邦的遗像宣誓:要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老作家夏衍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灵堂,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中国作家协会送来了花篮。

  清华大学数十位学生,代表全体同学向耀邦致哀。中国佛学院的十余位藏族学员,向耀邦的遗像敬献哈达。

  ……

  18日下午3时许,举行家祭,夫人李昭致辞后,吊唁的群众分两行鱼贯而入,向耀邦的遗像鞠躬,并向家属致以吊慰。在人群中,我发现了某个曾向耀邦射过暗箭的人物,一声不吭地排在吊唁的行列中,他与我相识,现在竟视若路人,不知是没认出我,还是心中愧怍,怕我认出他。

  我打开一本又一本签名簿,这里面除了高官、名人的签名外,更多的却是不知名的普通人,有的册页上还有这样的留言:

  

  你死了,留下一身正气安然合眼;

  我活着,看多难的民族怎能安心。

  你死我活

  

  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

  

  天生悲风地起荒,自古忠良命不长。

  琴瑟琵琶弦正断,魑魅魍魉寿无疆。

  

  家祭结束后,我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初次见到了静坐请愿的学生。他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空地上,向群众宣讲他们的九项要求。其中有: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应自动辞职。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

  

  三、《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

  

   18日晚,张凯托我提醒德平,在这个敏感时期不要多说话;并要我第二天早点儿到胡家,劝阻德平不要出席19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他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光远先生的意见。

  次日上午8时我赶到胡家,向德平转达了这一意见,劝他勿去开会。但他说:“会还是要去的,我只去一会儿,讲一句话,我们一起去吧。”我当时有些为难,本来是做说客劝他勿去,现在反要做陪客同他一道去,既有负使命,又不便拒绝。转念一想,陪他去一下也好,一则可以制止他多说话,二则如果出了漏子还可及时补救。但我始终没问他到什么地方开会。

  我们一起从胡家旁门(通中南海)乘车出发,特意经长安街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车经南河沿驰入沙滩北街,开进文化部大院,来到一座灰色旧楼的二楼会议室,不少人已在室内就座。我一眼看见《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她是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会议的组织者,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副主编郑仲兵。

  会场内陈放着《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全体同仁敬献给胡耀邦的花圈,一条黑体字横幅写着:“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会者有数十位,有李锐、于光远、李昌、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林京耀、李洪林、张显扬、戴晴、刘湛秋、陈子明等等,有的过去见过,有的知其名而未识其人。戈扬与我算是熟识的,且知道我与德平的交谊。她不由分说,要我准备即席发言。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将戈扬的意思告诉德平,他说“你就谈几句吧”,看来是推不掉了。今天真是阴错阳差,我由说客变陪客,又从陪客变成了发言者。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戴晴在发言中就我用“下情上达”方式为父亲平反一事作了发挥,她说:如果其他人的子女,如章伯钧的子女、罗隆基的子女,没有这种“下情上达”的途径,又该怎么办呢?她认为这是个体制问题。显然,她是对整个“反右”运动加以否定,并非针对我的发言。会下我们做了交谈,成了朋友。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严家其、戴晴最为激烈,公开谈到为耀邦平反的问题。严还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警告如不能对耀邦做出公正评价,不实行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情况就可能重演。

  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吴江在临走之前特地到我的座位前说:“1957年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批判你父亲,现在我向你道歉!”我连忙起身握手,并且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胡绩伟是最后一个赶来发言的,念了刚刚写成的一篇题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的文章。会后,《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敬献花圈,我搭乘戈扬的车子顺道前往广场观察。

  这时,广场纪念碑上安放了一幅高约六米的胡耀邦巨幅画像,十分瞩目,是中央美院的师生连夜集体赶制的。碑座下人山人海,当白发苍苍的戈扬及其同仁扶着花圈向纪念碑缓缓行进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些青年帮着把两个花圈安放在碑座台基的最高层。

  后来在未出版的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上,刊有我的发言,但有两处更改:一是把“谁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改成“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二是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改成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四、追悼大会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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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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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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