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作为宪法命题的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 次 更新时间:2012-06-12 08:42:57

进入专题: 族群治理   国家建构  

常安 (进入专栏)  

  才能真正确保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自治权的充分享有。

  2、民族国家建构的宪法表达:宪法文本中的“中华民族”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宪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宪法,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内部共同的政治契约,反应了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判断;而民族国家要求的民族-国家统一性,则必然要求要确立起一个高于内部各族群认同的国家民族,而在宪法中彰显这个国家民族的政治地位,实质上是通过确立一个共同的政治象征来凝聚该国内部各族群政治认同心理基础。进而实现国家民族---民族国家政治构造的同一性。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而言,其对应的国家民族无疑是中华民族,有学者所指出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都只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基层中的一元,谁也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只有包括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才能代表整个中国”,[9]中华民族认同,是高于各族人民对于本民族认同的一种国家民族认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塑造中的重要内容。那么,现行宪法文本中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是如何书写的呢?

  无须讳言,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历部宪法,并无“中华民族”的明确字眼,而更多的采用了“中国各族人民”、“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全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民族”等表述方式(参见现行宪法序言及条文的相关表述),但不乏“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1954年宪法序言第四段)、“一八四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现行宪法序言第二段)的表述;这其中,“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不正是中华民族吗,56个民族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而一八四0年以后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所进行的“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的“民族解放”,显然不可能是汉族的解放,或是某个其他民族的解放,而只能是作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实际上,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本身即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一部史诗。

  同时,理解宪法含义,除了对文本本身的语义和结构解读,还可以通过历史解读的方式,即回到当初制宪史,去理解当时制宪者们的制宪意图和历史使命。因为宪法的有些含义虽然没有明示于文本,却是全国人民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更是宪法文本本身的精神支柱,例如四项基本原则,无疑是我国宪法文本的精神支柱,但在现行宪法中并无直接表述,而是用“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进行表述。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表述当初亦是采取了这种方式,例如,现行宪法第一段“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虽然采取的是“中国各族人民”的表述,但其立宪原意应含有中华民族之意,事实上,在当时宪法修改委员会的讨论中,王震、费孝通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国内各民族在历史上都产生过自己的优秀代表人物,序言应该具有大气魄,应该振兴民族精神。序言第9段“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当时也有代表提出是否采用“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提法,后虽采用的“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措辞,但仅是因为该段专讲台湾问题,且“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本身也可理解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序言第9段的制宪背景加以分析,序言第9段的宪法书写,本身同当时党和国家思考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分不开的,也表明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愿望和神圣职责。

  而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作为重要的宪法性文件,更是在立法表达上明确表明其立法主旨为“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反分裂国家法》第一条)。这是以宪法性文件的形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庄严记载,同时也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

  因此,尽管现行宪法的文本中已经隐含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塑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神圣职责,在《反分裂国家法》这部宪法性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立法表达;但我们的宪法除了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还是在国际关系中这个政治共同体基本政治立场的展现,所以,“中华民族”认同仅仅隐含于宪法文本是不够的,还应该得到更为明确的彰显。而且面对目前台独、藏独、疆独分子主张“法理台独”、“西藏独立论”、“新疆独立论”等所谓法律战的猖獗之态,我们除了在政治上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在历史、文化上揭露分裂分子歪曲本民族历史的真正面目,更需要在法律、尤其是宪法文本的层面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巩固中国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的民族团结意识。

  3、少数人权利保护、优惠政策与公民平等

  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是一个古老的宪法话题,它以平等、不歧视为基本原则,旨在弘扬扶助弱小的人道主义精神,另外也是为了防止在民主至上的人民主权权力结构中产生多数人的保障。所以,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成为很多宪法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也载入了国际人权法中的相关公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创立的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族群治理宪法体系,施行几十年来,有力地保障了少数民族公民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享有。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使得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摆脱了旧有政治、经济制度的束缚,获得了包括人格尊严、政治参与、经济发展、宗教自由等广泛的自由、权利。

  如果说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在西方国家宪法发展中最初是为了扶助弱小、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产生的话;那么,在我国的族群治理宪法体系中,一方面,少数民族人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另一方面,国家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尤其是人数较少民族的权利,专门在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对于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做了具体规定,例如,哪怕是人数只有几千名的少数民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也有自己的代表,对于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也有专门的立法规定,另外,少数民族公民的语言文字权利、宗教信仰权利等,也均得到了充分地保障。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使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以帮助少数民族公民得到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来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公民的各种权利。如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近半的篇幅对“自治权”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这充分彰显了国家旨在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政治制度来确保少数民族公民权利得以保障的宪法努力,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则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设施投入、生态补偿、税收减免、教育普及等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均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公民的权利实现。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关于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是“通过依法赋予少数民族特殊的优惠政策的方式凸显和确保少数民族的权利。”[10]

  由于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地理环境封闭、经济基础薄弱,少数民族公民传统的生产模式面对市场化的大潮短期内有不适的现象,同时也产生新的权利保障需求,如环境资源补偿问题,这也对我们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保少数民族自身的权利实现提出了新的制度要求。另外,就少数民族公民的权利保障而言,经济政策上的优惠和补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公民自身权利实现能力的培育,单纯的财政援助,一方面效果往往事倍功半,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产生援助依赖。[11]所以,如何通过包括职业教育培训在内的受教育权的保障使得少数民族公民具备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如何采取加强城市社会工作等方式使少数民族公民更好地融入到城市之中,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医疗、教育、文化设施的兴建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均是我们在当前就如何增强少数民族的权利能力,进而真正保障少数民族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一问题应该思考的内容。

  另外,对于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事实的优惠对待实现价值上的平等,因为少数人一般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相对于多数而言处于“弱势”地位,所以需要给予特别保护,但这种特别保护不能违背其立法目的,即平等对待,毕竟,现代宪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即是公民平等、族群平等,如果这种特别保护超过一定限度,也有可能产生所谓“逆向歧视”(reversediscrimination)的问题。在我国,为了确保少数民族公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的实现,通过诸多法律制度的规定和经济政策的倾斜,对少数民族公民实行了优惠政策,如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特殊优惠、在中考和高考上的降分优惠、在公务员考试方面的降分优惠等,甚至在同一地区的救灾补贴发放中,也根据民族身份的不同而划分不同标准,如“在发放贷款时对少数族群居民给予优先。由于在这些基层社区生活的汉族农民和少数族群农民之间在发展条件方面的差异并不大,面临的困难基本相似,所以一些汉族农民认为这种族群优惠政策是对汉族的歧视和不平等”。

  无疑,这些优惠措施,其初衷是为了少数民族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各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的塑造,大部分优惠政策也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公民的权利保护;但客观的讲,并非所有的优惠政策都实现了其良好的制度初衷,如根据马戎的研究,少数民族公民生育的无限制成为一些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人口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高考、中考等降分优惠导致一些少数民族考生专业基础知识薄弱、也不能熟练的用汉语交流,实际上对其将来在市场化的就业环境中的择业产生不利影响;即制度实践的结果与其美好的制度设计愿望背道而驰。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各种优惠政策出台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一国国民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的平等实现,这是一条基本的宪法要义。

  4、政治认同、基层治理与地方实验

  民族自治地方的基层治理,一方面是政府承担地方治理职能的体现,另外一方面也直接关系到各族人民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巩固程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派出中央访问团、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发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措施,既实现了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治理的有序化,也获得了基层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的政治认同,“访问团来了我们高兴,舍不得你们走是实情,唱着山歌把访问团送,把侗家的情意带北京”,“翻身农奴把歌唱,哈达献给共产党”,就是当时民族自治地方基层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对于党和国家高度地政治认同的一种真实写照。

  但如前所述,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程度地加深,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一些基层地区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也存在滞后现象;同时,随着国家政权与基层社区关系的重新定位,在一些传统势力强大的地方和宗教色彩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表现出对家族人物、宗族领袖、宗教人士和民族精英的依赖和认同;科层制下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基层地区在内的一些基层国家机构也有日益官僚化的趋势。这些因素,既损害了民族自治地方基层地区的治理绩效,更直接影响到各族人民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度,毕竟,就政治合法性的塑造而言,绩效合法性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因此,只有以民族自治地方基层地区各族人民的民生为重,通过各种措施优化民族自治地方基层地区的治理能力,才能巩固各族人民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而优化民族自治地方的治理能力,实际上也是确保民族自治地方基层地区各族人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享有的必备步骤,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少数民族公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权利保障问题,也主要集中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层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族群治理   国家建构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224.html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