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以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

——在复旦大学哲学院人文智慧讲堂“新年文化论坛”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8 次 更新时间:2012-05-30 17: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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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2011年,我们目睹了许多民生、社会与政治现象,包括物价上涨、广东村民维权诉诸大规模集体公共行动、动车事故及其调查和处理,以及中美关系和东海、南海局势,等等。[1] 2011年,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思想界的焦虑、社会治理的局部改良、某些领域展现的有限政治善意,等等。同时,2011年,我们看到,政经领域的腐败依旧触目惊心,时有大案爆料,官民关系高度紧张,让大家既见惯不惊,又愁肠百结。

  不过,作为知识阶层和一般中产阶级,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企业金融界人士,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还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法权层面的问题,以及它们可能的发展路向。其中,如何启动政改,培育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并且最终以优良政体宣示和承载国家理性,恐怕才是大家更为关注而焦虑的对象。通常所说的中国改革需要过“两关”,所谓“市场关”和“民主关”,所指在此,而不限于此。

  

  一、固化、僵化与反民主化

  

  说到这个问题,不可绕开当下中国出现的“三化”现象。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而事理之中的事情,实非善端。所谓“三化”,大家耳闻目睹,可能也多所思考。

  一是社会阶层固化。经过30多年的资本原始积累,阶级分化基本完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分层现象,趋于定制。中产阶级成长受阻,实非始料所及。社会流通,特别是下层民众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渠道与空间,不是进一步宽和了,现反,却似乎趋于逼窄,由此造成阶级和阶层的自我代际复制,阶级的固化与彼此之间的紧张。既有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包括一度最为有效的“高考改变命运”这一体制,面对倚仗政商权势组合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早成绝对弱势。一、两亿“农民工”,其实早成产业大军的核心部分,却因为身份制度结构的固化和城乡二元的准种姓制度,无法真正成为的市民,依旧还是“农民工”。媒体和里巷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也好,“贫二代”、“穷二代”也罢,实际上均为对于阶级和阶层“固化”现象之浓缩描述,一腔愤懑,几多无奈。而无地彷徨与进阶无门,可能点燃社会怒火,引发社会革命,料非虚言。本来,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分层的,绝对的平等只能是法权和政治意义上的,却不可能是社会意义上的。但是,机会均等和起点平等却是政治正义的天则,也是社会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一个良善社会予人活路的重要机制。否则,这个社会无公道,无盼头,终究维持不下去。

  二是政体僵化。如同下面将要叙述的,中国近代已然有过三次“改革开放”。无论是哪一次,主要依靠的,说到底,不是体制,而是“中国文明”的自我更新活力,直接的表现则是“社会”发力,“民间”推动,而它们全都基于国难压力。正是凭藉这一活力,中国从帝制王朝政体走向人民共和,中经共产政制,一路扑腾,混到今天这个模样,实属不易。即就晚近三十年短程立论,今日中国凭恃列宁主义式的全能政党,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用两代人的奋斗,经济规模上已然位列世界老二。然而,同样正因为此,此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没有政治发展的跛脚前行。因此,亟需启动政体改革,以政治和经济的同步发展,建构健全的社会和政制,因应举国人心思变之局。正是在此,我们同时发现,高层人士,中产阶级,乃至于知识界,似乎均呈现出心智消沉、不思进取、士气萎靡等症状,而使得体制僵化不愿意推展进一步的改革,特别是无所作为于政体改革,成为当下之痛。诸位,当一个体制垄断权力、财富和真理,拒绝与时代对话,缺乏公共性,却一意自我标榜,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体制将丧失存续和发展的活力,可强挺于一时,却早晚要玩完的。1978年和1992年两度再次“改革开放”,迫于内外交困,既源于体制僵化,无法因应时代,又因为体制多少尚有活力,还能启动自我更张,因而得以避免清末变法后的王朝命运。鉴往知今,刻下体制必须挣脱僵化,赶紧有所因应才是,本不是什么大道理。

  三是反民主化。尽管民间思潮汹涌,知识界大声疾呼,体制内外均有呼号,但是晚近十年,尤其是2008年“奥运”之后,既有体制的自信心极度膨胀,似乎不愿再作任何进一步改革。虽然北京“奥运”之后空气质量遽降,大街上重现戴上了口罩的人流,上海举办“世博”之后也马上火烧一把,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时间抬不起头,但是体制之拒绝民主化要求,却并未因此而稍有松动。相反,一些政制举措和因应之策,口子越收越小,却似乎是逆民主化而动。“治安联防”蔚为常态,连“小脚侦缉队”都上场了,将原本属于政治领域的事情用治安来对付,不能不让人顿生仿佛日子又过回去了的感喟。至于信誓旦旦的“五不搞”,虽说等同梦呓,但却是某种政治意志的强势宣示,借用“五四”以还“全盘反传统主义”这一表述,不妨说,这是一种“全盘反民主法治主义”,早将一切政改的可能性堵塞,让全体国人,尤其是知识界和思想界,反感不迭。凡此种种,造成中国体制结构的困局与危局,因而,举国要求变局,已成当下最大的民意。

  此外,诸位,放眼当今世界,随着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太平洋两岸似乎出现了军备竞赛。实际上,中国军备一直年增两位数以上。而一旦中国陷入军备竞赛,会否遭遇前苏联式的结局,实在令人担心。果真如此,则鸦片战争以还,170年来中国人奋斗所得的成果,必将毁于一旦。面对国内之思潮汹涌,环顾世界之风云激荡,稍有良知和头脑,都不能不担忧,也不能不想辙。

  置此情形下,展望未来10-20年的发展前景,可能大家最为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重复前苏联曾经出现过的现象,即苏联军事上与美国抗争,蔚为大国,也是强权,而在民生和社会,尤其是在政治上,则停滞不前,将各种社会矛盾以回避、压抑的方式搁置下来,一心“维稳”,全面垄断真理和权力,终致1991年我们所看到的爆炸性结局。今日中国,似乎出现了此种“勃列日列夫时代”的苗头,情形堪忧。

  中国的下一步怎么走?改革,特别是政体改革能否如愿启动?这一大关究竟过不过、何时过、怎样过?值此迎新辞旧之际,据我观察,各种思潮如春江澎湃,知识界和各种社会利益似乎都正在思考和观望,焦躁和冷静并存,怨愤和期盼并至。之所以如此,自然与今年政府换届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社会与政制的结构性矛盾凸显,有以然哉。同时,思想界与知识界日趋独立思考,希望释放自己的解释权,亦为原因。此与1986年至1989这一令人难忘的时段有点相似,也有点令人忧虑。

  

  二、三次改革开放与六次革命

  

  讲到此处,有必要回顾一下最近这种发展趋向背后更为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最为主要的一脉线索,依在下孔见,就是近代中国的三波“改革开放”。

  第一波“改革开放”启自1860年代初期以还,至1895年甲午海战结束,为时30来年,以洋务运动为旗帜。在此30年间,清政府于东南沿海、沿江港口城市,兴办现代产业、军工,启动铁路建设和现代公共事业,引进工艺流程和现代技术流程,正式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不妨说就是现代立国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承载着数代中国人的富强梦想,让全体国民流汗流泪流血,当从此起步。即以重庆生产福特蒙迪欧汽车的工厂而论,它的前身是1937年从武汉西迁的汉阳机械厂,而汉阳机械长为洋务运动时张之洞所创立。以后几经过渡,一脉流连,以迄于今。基础既在,则发展可期。可见历史就是历史,发生了与正在发生,不可切断。

  第二波“改革开放”从1901年清王朝颁诏变法始,至1937年抗战爆发终,中经辛亥之变,也是30多年。清末变法修律、北洋新政和民国政制踵续前行,形成了第二次“改革开放”。经此一役,不仅帝制王朝的天下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让中国一老大帝制王朝之身一转脸戴上了现代政治法权的衣帽,而且,整体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今天的中国,整体而言,论面子论里子,就是承接这一规模而来的。毛泽东说自孙中山而下怎样怎样,说明在他心目中也是以此为正朔的,原本有一个连绵清晰的道统。在此,特别不可小觑和低估“北洋军阀”们在此线条中的正面作用。鉴于国史累牍,偏偏于此语焉不详,或者,只见漫画式负面载述,故尔特作提示。

  第三波“改革开放”自1978年以还,特别是1980年中央发布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75号文件”开始,中经1989年的“政治风波”,迄而至今,也是30来年,大家都很熟悉,不用多说。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改革进程,也有人指认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分明是第二次启动改革开放,由此分为两个时段,或者,两次改革开放。一说此波改革开放依旧在进行,一说“改革早已死亡”,需要重启改革,云云。

  撇开杂说,总而言之,凡此三波“改革开放”,前后绵延一个半世纪,我们称之为长程“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一历史至今尚未结束,正在进行中,有待于未来两代人的接续奋斗,求其水落石出,有望终成善果。前面曾说今日中国“用两代人的奋斗”如何如何,其实,讲到这里,大家都明白,客观全面的讲法应该是:这是一百多年,超过七代中国人接续奋斗的结果。

  把眼光放远,最近300多年来,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和发生着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六次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重大革命,重塑了地球的政经格局和人文生态。不妨说,晚近世界的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特别是漫长的十九世界和狂飙突进的二十世纪,更是革命世纪。细数下来,第一次革命即英国革命,率先把一个叫做“现代”和“现代国家”的东西呈现于世界。第二次革命是美国革命,给人类提供了如何于一个大国实现民主政体和优良秩序,达致自由和秩序二者平衡的实例。第三次革命是法国革命,第四次革命是俄国革命,第五次革命是中国革命,第六次革命是刻下正在进行、尚未完结的北非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转型。中国的漫长“改革开放”与此刻所说的“三化”现象,均发生于此宏大历史背景之下。

  

  三、中国转型的四大任务

  

  在此三波“改革开放”、“六次革命”的总体背景下,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长程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大率而言,当然是要实现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不错,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类似的重大转型。春秋战国费时800年,中国自封建天下转化为郡县帝制一统,由此而下,两千年相沿不废。1840年至今的转型,尚未完成,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转型,其任务和目标,在“现代化转型”这一总题目下,具体不外下列四项。

  第一,发展经济-社会。此即形成工商立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多元开放社会。就工商立国的现代市场经济而言,意味着其以经济理性为纲领,例属基于生产与交换关系而逐渐形成的商品社会,一个国民财富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完整体系,其主旨在于解决国民财富的创造、流转、占有和消费的问题。单就社会而言,就包括经济社会、伦理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政治社会和正派社会等多维、多层结构。的确,所有的社会首先以财富的创造、传布、分配和消费为目的,因而任何社会首先都必定是“经济社会”。在此社会中,人人以自由消费、身心愉悦、“小资麻麻”为指南,于私性状态中打理日月,此即“市民社会”。而且,既然人为情感动物,起居于伦理,则“伦理社会”为题中应有之义。百年中国一意摧毁社会的伦理结构,恶果昭彰,今日中国怕是恰恰要重建社会的伦理体系呢!同时,人们除开私性生活,尚需公共领域讨公道、设法和平共处,少不了要与政府抗衡,通过公民之间的横向联合,于组织化生存中实现自己的公民身份,由此形成“公民社会”。换言之,社会的自我发育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是自由的蕴涵之所。在此空间内,个体有望成为公民,“人民”不再只是“百姓”,而进阶为一种建构性的政治存在。进而,凡此社会具有高度的利益自觉与文化自觉,于社会与政治、内政和国际事务之间,协调有致、应付裕如,展现出高度成熟的心智,庶几乎得谓“政治社会”。在此格局中,大家都想活得体面,获得尊严,注定了这个社会必须是个“正派社会”才可能是个惬意人间,也才是一种可欲的人间秩序。至此,罗列既尽,答案亦出,就是说,健全而正常的社会,必定包含凡此六种社会维度和层面,而予人以各得其所的生存环境。

  此刻中国,经济社会初步建成,伦理社会有望慢慢恢复,市民社会似乎已然发育到一定程度了,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逐渐成型,大家均耽溺于太平世道的搓麻搓脚,忙碌于洗澡洗钱。至于其他社会形态,则有待发育滋长。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见面动辄神侃“最近中南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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