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第三波世界人口变迁与政治重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12-05-22 09: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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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  

  不足以支撑大国骨架;二是加拿大国内存在两大族群,即讲英语的英国人后代与讲法语的法国人后代,后者主要聚居的魁北克,一直要求独立,这使加拿大人口在族群与文化构成上没有形成主体板块,因此妨碍了它的内部团结,也使它难以成为大国。

  人口的物质文明构成。近世以来,欧洲和美国为什么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巨大优势,不仅在于人口数量上与非西方世界的差距减小,也在于人口结构中,欧洲人口的科技和商业素质比非西方世界为高。也就是说,在近世以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人口转型中,欧洲和西方远远走在非西方国家前面,而哪一个国家在人口的物质文明转型中速度更快,效益更佳,它就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源,也就会相应积累更强的国家战略能力。

  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日本在经历西南战争和明治维新后,其中央政权和精英阶层,在推进日本成为类似于欧洲的现代工商业国家这一目标上,已达成观念一致并开始在实践上落实,这种负载着现代观念的精英阶层,也已成为韦伯意义上的国家的领导阶级(参见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有关上升阶级、落后阶级的论述)。而且日本在现代工商业化上,已走在中国前面。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民众相比,显然效率更高,此中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余”。

  反观中国,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发起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但洋务派的基本主张,仍是“中体西用”,现代工商业不过是传统制度的附庸品,现代工商业观念不仅未在主政者那里形成主流,也未成为国家目标。“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也就是说,那时中国也开始经历人口的物质文明转型,但这一转型还未上升为国家的主导性意志。直到甲午海战之后,传统的皇权观念及其制度系统才被深深触动,由此产生清末新政及若干变革,但此时已为时晚矣(中日在当时社会主导者的观念比较,可参见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378~381页)。

  而在正在展开的21世纪,人口中一个新增因素,也将影响到大国兴衰和世界政治变迁,即人口的年龄构成。这一因素只是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才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类一直处于前工业社会,城市化水平很低,人口出生率普遍比较高,没有人口总和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和老龄化的现象,世界各国间人口结构的差别不大。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法国率先在欧洲出现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由此影响了欧洲政治;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总和出生率下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和老龄化问题,出现了世界性蔓延,全球主要国家和不同地区间,人口年龄结构已发生显著差异。特别是欧洲、日本老龄化程度严重。这一差异已明显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内外政策,从而影响世界政治。

  

  四、第三波人口变迁的政治影响全面爆发

  

  近四五百年间,全球人口曾经历三次大的变迁,并都产生相应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世界人口在现代的第一波变迁,是欧洲近代以来相对为快的人口数量增长及人口物质文明转型,曾使欧洲长时间建立起强大优势地位。1700~1900年间,欧洲人口在数量上的劣势被减小,在物质文明上的优势被扩大,是这一时期内欧洲相对世界其他地区优势地位的由来。世界人口在现代的第二波变迁,是美国和俄罗斯自19世纪中期以来逐渐成为列强中的两个主要人口大国,铸就了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两极统治。世界人口在现代的第三波变迁,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非西方世界人口显著增长,而西方世界人口生产停滞,这使世界政治权力部分发生了由西方向非西方的转移。

  当前世界已进入第四次人口变迁进程(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非西方世界也开始出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即低位平衡),但由于经济社会变化一般落后于人口变迁,今天的世界主要仍受第三波人口变迁的影响。而2011年年初以来中东北非地区的变局、欧洲的经济社会危机,以及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和围绕叙利亚局势而发生的大国博弈,可以认为是世界第三波人口变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已全面爆发。

  这第三波全球人口变迁大致起自20世纪60年代,自那以来欧洲和西方近两百年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区域的历史发生逆转,人口生育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在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欧洲和西方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在最近半个多世纪中也不断缩小。而非西方人口改变了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高位均衡,转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生产在世界不同区域的显著落差,给世界人口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近二十年来,原先主宰世界的那些国家在迅速变老,而世界的其他部分正年轻气盛,这正在不同类型国家内部产生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要求,并分别产生不同的对外影响。

  其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新的移民大潮,并且世界人口迁移由传统的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迁移,转变为非西方世界向西方迁移,欧洲、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已成为世界移民的主要接收地。就像欧洲近世以来的对外人口迁移,带来了欧洲的兴起及其全球统治地位一样,这一波倒转回去的移民潮,将改变的也将不仅仅是一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同时还会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发生影响。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冲突和对抗,且在某些时候还会显得格外激烈和难以调和。

  一定程度上,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重大恐怖主义事件及美国展开的反恐战争,就可以看做人口问题在当下的一个反映。这方面的不适和冲撞,从量上来说近年来显然在不断攀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就突出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2011年1月8日美国国会女众议员加布里埃尔o吉福兹,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进行巡回谢票活动时遭遇枪击,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据报道她遇此劫难的主因,在于她从政以来,在移民问题上态度强硬,致力于在亚利桑那州推行更严厉的移民法案,加强对边境的安保措施,对已入境的非法移民进行识别、起诉并将他们驱逐出境。2010年11月她以微弱优势在国会选举中胜出,决定她胜选的议题正是移民,但这却也使她多次受到匿名恐吓。

  美国近些年来对待移民越来越不友善,由此引起的不和谐与欧洲相比,却又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也是在2011年年初,希腊公民保护部长赫里斯托斯o帕普齐斯宣布,将在希腊和土耳其边界修建一道12公里隔离墙,以遏制非法移民经由土耳其进入希腊和其他欧盟国家,否则如2010年那样有10万人从中亚、中东和非洲进入希腊,那是希腊不可承受之重。希腊政府的这一决定,引起了移民群体的抗议,也引发了欧盟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

  欧洲的上空无疑已飘荡起移民保守主义的阴云。更夸张显示这片阴云的,乃是2010年发生在法国的两件事情。一是继2009年之后,2010年8月法国再次大张旗鼓驱逐罗姆人;另一件是2010年9月法国通过法案,禁止人们在公共场所穿戴会遮住整张脸的头巾、面纱和罩袍。这两件事情,都在世界上引来了很大争议,尤其是穆斯林世界对法国的做法很反感,有些极端主义组织甚至宣称要对法国发动恐怖袭击,一时曾使法国人颇是惶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法国人却都支持对异己者采取一些限定措施,法国参议院通过禁止妇女公共场所穿遮脸服饰的议案,就只有一票表示反对。

  这种态度又并不只是法国才有。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的董事扎拉青2010年发表一部新书,指责穆斯林移民降低了整个德国社会的智力而导致平庸,他虽然因此被银行开除,但民意调查却显示,大多数德国人同意扎拉青的看法。一些欧洲国家如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也都在酝酿制定类似法国的法案。这的确反映了欧洲对其人口结构变迁的一种恐惧。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三十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并将于2015年前再增一倍,如今法国穆斯林人口已有600万之多,占其总人口的10%;德国穆斯林人口已400万有余,占其总人口的5%。仅仅是人口种族结构的改变,还不足为惧,欧洲人所担心的,是随移民潮而一天天增多的穆斯林人口过于顽强地保存了自己的文明传统,并不愿意融入欧洲文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就公开指出德国试图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她强硬要求穆斯林移民应该学习德文,以便在德国学习、就业和融入国家。

  对外来移民的不适感,在欧洲不再只是简单的“社会归化”问题,而已形成趋向激烈的社会冲突。2011年7月底,一向平和安宁的北欧国家挪威,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血腥的爆炸枪击案,32岁的极右翼分子安德斯o贝林o布雷维克在奥斯陆政府机构门前放置汽车炸弹,然后在于特岛向数百名执政党工党的年轻成员开枪射击,造成77人死亡。请注意布雷维克在网站上发表的宣言,他说:如果不首先清除多元文化/文化马克思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学说,将无法打败伊斯兰化,或阻止/扭转伊斯兰对西欧的殖民。他还写道:“我们的世界已经疯狂的最广泛的体现之一就是多元文化。”

  归纳起来,欧洲人口结构近年来所发生的三个明显变化,的确都有助于欧洲往内向的方向越走越远。这三大变化,一是欧洲本土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欧洲已全面进入老龄社会,在目前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19个国家中,除日本和摩洛哥外,其他17个国家都在欧洲;二是由第一个而来,是当今世界人口流动,已由近代以来主要由欧洲向外移民,而变成世界向欧洲移民;三是人口的族群和宗教构成上,不信奉基督的外来移民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增多及难以在文化上归化欧洲,在某些场合已被放大为欧洲将成为“欧拉伯”的舆论意识。荷兰自由党领袖海尔特o维尔德称:“公元732年的普瓦捷会战阻止了伊斯兰第一次入侵欧洲,第二次入侵又于1683年被阻挡在维也纳的关塞之外。我们现在要阻止的是穆斯林这一次的秘密潜入”,“要阻止(荷兰)伊斯兰化”。这种舆论思想所代表的,不言而喻是文化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回潮。往小处说,是欧洲各国对穆斯林人口增多将冲击其国家特性有着恐惧,往大处说,是欧洲对人口变迁将动摇其文明(文化优势)怀有担忧。进入20世纪以来,欧洲在世界上先是失掉了军事优势,接着是政治优势,但欧洲人在思想意识中,尚对世界其他地方存有文明(文化)心理优势,认为欧洲文明(文化)最为先进。如今外来者不愿融入欧洲文明,这无异敲打了欧洲人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会给欧洲人的自我认同、国家认同造成困扰,也会制约欧盟最终成为政治实体所必须的欧洲认同的形成。

  不过,对欧洲将“欧拉伯”化的担心,其实有些杯弓蛇影。大多数研究机构通过调查指出,至少在未来半个世纪内,欧洲都不会为穆斯林所主宰,后者都将在欧洲处于绝对少数地位。笔者看到的最高估计,是美国移民政策协会称,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比例将达20%,这并不会动摇欧洲之本。另外,还要考虑到的是,世界人口变迁正在进入第四波,包括穆斯林世界在内,世界人口已普遍进入低增长阶段,未来靠近欧洲的那些穆斯林国家,同样将遭遇老龄人口增多、青年人口减少。这样,当前这波向欧洲进发的移民潮,再过一二十年后将会放缓,因人口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冲突,也将可能逐步减弱。

  第三波人口变迁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当然不仅表现在如对外移民这样的国际层面,也表现在国家内政层面。中东北非地区的变局,从人口变迁的角度看就非常容易理解。1980年的时候,埃及人口才4400万,而到今天已达8400多万,其中25岁以下的就占到一半。整个中东北非地区也都大略如此。据联合国统计,北非和西亚人口在1980年约为2.3亿,到2010年几乎增长一倍,达到了4.4亿,其中24岁以下的人口比重超过了50%,而全球人口同期则由44亿增加到66亿。中东北非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及年轻人口比例,均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大批的年轻人口突然出现,就业、社会福利等问题不是空喊几句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就能得到解决的。而大批年轻人没地方吃饭、没机会发展,再加上社会有腐败和贫富差距现象,就很容易转换成社会的民主政治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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