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87 次 更新时间:2005-01-10 21: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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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在英国制度之下,这senior lecturer对于很多人来讲可以一直做到退休为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头衔。比较麻烦的是下面一个头衔,叫reader,直译是“读者”,有人把它翻译成“资深讲师”或“高级讲师”,这是不懂行的译法。这个头衔其实就相当于美国大学里起点的正教授,普通的正教授。

  

  在英式制度下,资深讲师都可以做到退休,更不用说reader了。对于大部分的英国大学里的教员来讲,你能做到reader就很不错了。为什么?因为在英国制度下,叫professor的这个头衔,含义和美国的非常不一样。在美国它就是普通的正教授,但是在英国,professor指的是一个系里面资历最深的一个正教授,学术上地位最硬,同时担任着系主任的职务,这才能给你一个professor的头衔,所以它等于是美国大学里面的“讲座教授”,这体现了英国人讲究地位等级的特点。在香港的英式大学制度下,一旦成为讲座教授以后,工资就过了A10,不再是正常A表上的那些杠杠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工资待遇是建立在你个人和校方的协商上,这个档次是不公布的。比如说香港科大以前的一位数量经济学家,全球范围内的大牌教授,他的工资在大学里仅次于校长。

  

  在英国少数很有钱的老牌大学里,也有一些荣耀的讲座教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教授”的讲席(Lucasian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早先由牛顿、狄拉克领此衔,当今是天文物理学家霍金荣任着。(Carl Sagan, “Introduction” to Stephen W.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Toronto an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pp.ix—x.)不过至今我没有发现英国的大学里有University Professor这个头衔。

  

  我把这个背景讲了之后,你就知道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香港的公教系统,从英国、从欧洲大陆移用过来的系统,大致是怎么回事。这也就是中国内地从1920年代到1949年,在台湾从1946年直到今天沿用的制度,这就是挂靠政府机关公务员体系的大学人事制度。

  

  制度性特点之二

  

  那个时候的英式殖民主义大学制度的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为了稳定政治态势、维持殖民主义统治,那个时候香港的大学制度,它要精心地避免对政治上有大争议的问题的独立研究和探讨,它强调的是技术性的、服务性的科目。(在香港的大学曾任教数十年的一位教授评论道:“在香港办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目标?……在殖民地时代,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大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政府培养公务员,学术乃是点缀。”参阅刘述先:《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香港:《明报》,1999年2月18—19日世纪版。)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在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里,一开始的时候它们是没有政治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r politics)的,它们有的只是公共行政管理系(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因为政治科学在西方的定义里首要的是要研究政治竞争,而在殖民主义的制度下,不允许在政治领域里展开竞争,一展开就会危及少数外来者统治绝大多数本地人的权力架构。但是它允许你找出很多技术性的办法,来改善现有的殖民主义政府的管理效能,因此有多个公共行政管理系,就是把政治问题淡化成行政问题。那个时候香港的大学制度,它不鼓励创新性的研究,因为不管哪个学科,你只要鼓励创新的研究,它一定会助长批判精神和独立思想的滋长,不管是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其他学科的,都是这样子。它也不鼓励学术性的发表物(就是scholarly publications,论文、论著),尤其是不鼓励在国际性的刊物上发表。道理很简单,一旦超越香港之外,就是国际范围内竞争性的发表,它会刺激批判精神的滋长,殖民主义制度当然不喜欢这些。

  

  而且这个大学制度本身又是一个官本位的,它的官本位不但体现在挂靠公务员体制这点上,还体现在当年(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政府里面做官,做到一定地位以后升不上去了——公务员制度就是这样,越往上爬位子就越少。所以到了一定的级别上,你在政府里面做官就没有前途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转到高校里面来,因为转过来很容易,你原来的行政级别和大学里的教员级别之间待遇基本上是一套体系的。在政府里面你做到了A5或A7,没有更高的官位空缺,你转到大学里面去,马上就给你A5或A7。那么这样转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当然是大学里面一部分的资深教员,他们以前是政府里面的官员,这些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做事很认真、很刻苦、很敬业,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学术研究,他们没有也不会写出来什么很严肃的学术著作去发表。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香港的高等院校里面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特点,你请一个教员,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的,拿出他的履历表来,你看看后面publications这一栏,就是论文论著这一栏,很多人把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写的一篇小文章、给杂志写的一篇小评论也算上,把他们编进普通的教科书里的综述性的章节也算是学术著作。甚至他翻译一小段文章,前面他加一个引言,后面加一个按语,也算是学术成果,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什么才算是publications。我们都知道,在大学里面,学术publications指的是你专业性的学术著作或论文,不包括其他的东西。所以1980年代末以前的香港,高等院校里相当大一部分的状况就是这么一个模样,跟国际上研究型大学的主流相差太大、太远。

  

  制度性特点之三

  

  它的第三种特点是什么呢?那恐怕是最核心的,就是大学人事制度几乎完全的行政主导、官僚化。一个教员,不管你是资浅的、中级的,还是资深的,如果你没有行政职务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来使你参与学校里面的决策过程,也就是说,教授不参与治校。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系里要招聘人,只要系主任拍板,然后通过校一级的主管,人就招聘进来了,至于这个新人的专业方向、特长、综合能力等等,同一个系里的其他教员可能毫不知情。教员从合同制转为终身教职,大体上也是这样,系主任拍第一板,学院或校方拍第二板,一个教员是走人还是变成终身的这件事就定了。这类决定着大学师资水平的大事,其他的教员知不知情、同意不同意,基本上不太相干,因为没有法定的参与的机会。而系主任、院长作为行政主管的这个职位,一个人是可以做好多年的,甚至于做到退休。

  

  大家想想看,在大学里面,系一级的、学院一级的行政主管个人有这么大的人事决策权,可能的后果是什么?假如他或她是一个出色的研究者、眼界远大的学者、心胸开阔的管理者,当然不会坏大事,可是这样的决策者在1980年代末以前的香港实在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这么一来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很能干的外面的人很难进得来香港的大学,道理很简单,如果做系、做学院领导的人从来没有很认真地做过学术研究,成就平平,他就会很怕从外面来的真正会做学术研究的人把他给比下去了,会把他搞得很难堪。同时,大学里面不很能干的人也走不掉,只要他不犯大错,不犯法,他每天该上班的时候来上班,该教课的时候教课,你就拿他没办法,他就会长期地留下来。而且呢,也容易造成近亲繁殖,系主任、院长一言堂地招聘人,他一定会倾向于招自己的学生,或者是招自己的师兄弟带出来的学生,或者是招自己的学生带出来的学生。所以,1980年代末期香港的高等院校总体的状况,有很奇怪的不对称:一方面香港是个国际大都市,是个全世界自由程度最高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香港的大学制度和学术素质却同香港的国际地位非常不相称,同它的经济制度不配合,显得非常僵硬、半封闭、不国际化、不鼓励竞争、不刺激人做独立的和开创性的研究。这么一种过时的大学体制,核心是以官为本位的一种体制。

  

  新大学是走新路还是老路?

  

  上面我讲了原来香港的大学体制的三个基本特点。下面我讲第二部分,就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殖民主义政府快要退场了。这点我倒挺佩服英国的官员,他们临走的时候并没有把香港多年积蓄下来的钱胡乱花掉。据说——我这是私下里听来的——,当时他们讨论,说我们积累了这么多的钱干吗?提了好多的建议怎么用它,后来英国人就说中国人重视教育,我们治理香港一百多年,临走的时候留给香港老百姓一份礼物,让他们记得我们。结果他们决定把香港积累的巨量财政节余的一小部分,总数有三十六

  亿港币,拨出来建立一所新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就是这样成立的。不过后来香港的赛马会捐献了很多钱,差不多二十亿港币。建校阶段政府和民间双方的总投入加起来,有将近二十亿美元,否则不可能有这个学校的。(参阅Paulette Flahavin, Building A University. The Story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HKUST, October 1991), pp.10—12. 在当时的香港,有一些舆论批评香港科大建校耗资太多,这里面有很多的误解,因为在这之前香港并没有开办过研究型的大学,研究型的大学仅仅在研究设备的费用上,就会高于普通的高校。)

  

  香港科大建校的时候,在创校的那些少数人面前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非常清楚的:你要把香港科大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大学?你是想办成一个香港现有的高等院校那样的大学的话,是阻力最小、最不招人争议、最能够顺利操作的过程,对不对?另外一个选择,是走出一条办大学的新路子,引进一个新体制,发展出一个跟香港现有的高等院校不一样的新型大学。

  

  很幸运的,后一种观点在科大创校的那一代人中间占了绝对的上风,因此那个时候他们就决定了,一定要像美国的那些优秀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一样,按照它们的体制来创办香港科大。这种观点在香港科大创校期的顾问委员会——它的成员都是国际学术界的名流——里也占了上风,其中以当时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的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表达得最鲜明,他回顾说:“以前香港政府办大学,只是想在殖民地里培养一些为英国政府服务的人。他们的科学研究,突出的成就并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年,变化很大。新办了科技大学,拨出了许多钱办教育和文化,吸引了不少人和学者到香港。……香港的大学要提升,要发挥作用,一定要定位成一种世界性的或地域性的大学,即超出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创办的时候,校长吴家玮请我当学校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我当时对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把科技大学办成世界上一流的大学,你就不应该把科技大学定位在香港这个小城市上面。既然现在有钱办这个大学,一定要把眼光放开一点,要考虑到中国整个东南沿海的发展,要考虑亚洲的未来的发展。”(详阅高宣扬:《李远哲谈跨世纪科学——兼谈哲学、社会及人材培养》,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5月号,第25—26页。)当时他们找的样板——当然他们也有更大胆的口号,在我看来是非常远程的目标,就是要把香港科大办成“亚洲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呀,那是很遥远的啦——,他们实际上做的事情是找到在美国不算第一流的,但能算第一点五流的州立研究型大学,找了两所这样的大学的制度来做参考。这两所大学在美国的大学中间能排得上前五十到六十名左右,但进不了前二十五名。找到了这样水平并且是州立的大学,而不找私立大学,因为美国私立大学的制度太不一样,很难引进到香港来。这两所大学,一所是在华盛顿市附近,一所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找了这两所大学的制度作为参考样本,然后呢,就设计出来香港科大体制的基本架构。

  

  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他们当时就有一个了不起的爱中华情怀。创办香港科大的那一代人中间有很多是当年海外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说,我们到香港来创办一所新大学的目的,第一步当然是为了香港,但不仅仅是为了香港,更是为了1997年以后的大中华。(他们这一代人青少年时代的经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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