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24 次 更新时间:2005-01-05 1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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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基本上代表的是一种官僚系统的力量,维护的是官僚系统的既得利益。在人类历史上,威权政体往往能够创造暂时制造一个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使社会资源能够迅速、及时、有效地集中于政府手中由政府集中配置以实现经济增长。但威权政体也有明显的弊病,其权力不受约束的弱点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副作用,如经济结构失调、政治腐败丛生、社会资源利用的低效和大量浪费、市场缺乏公正性、社会成员贫富两极分化等。或者说,威权主义的高压统治并非能永远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相反,它经常制造出一些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威权主义思想在中国可以上溯到早期的法家,历代皇帝便是威权政体的实践者,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本世纪的帕雷托、莫斯卡、米切尔斯等。

  不能把威权主义与权威混同起来。威权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权力,而权威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权力。把威权主义称作权威主义既是对威权的美化,又是对权威的误解。

  威权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集中表现为皇权专制制度和财政专制体制,自秦始皇时代就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的统治原则,皇权专制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核心。以前人们习惯用“封建主义”来概括中国皇权社会的性质,但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有些历史学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 唐中期以后至宋、元、明、清前期,中国封建的中央集权制一步步地发展到“皇权专制”制度,并形成一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质的制度文化。通过对这个威权主义的权力体制及其辐射之下的社会文化、经济范型和国民心理的综合考察不难发现:正是中国皇权体制的专制性及其对整个社会的超强控制,造就了财政专制性质的“黄宗羲定律”。

  过去人们对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改革的研究更多地是作为对一个具体王朝兴衰原因的叙述和分析,而在笔者看来:中国赋税史和农民负担史研究的更大意义,在于它们空前鲜明地昭示了那种因为久远的历史和文化的滋养而发展到极为完善坚固程度的中国专制权力制度,它因为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规定性而不断地、一次次地以“税制改革”的名义加重农民负担并把自己完全置于农民阶级对立面直至走向灭亡的完整过程。因此,并税式改革实质上是中国历史特有的一种“财政专制体制”作为,它的历史决不仅仅导致了某一个具体王朝的兴衰,相反,它们更大得多的意义,在于展示了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发展演变和最后衰亡过程中的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制度综合症”。

  为什么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财政专制体制下的赋税征收会落入“黄宗羲定律”的陷阱呢?

  首先,专制皇权与小农经济的直接对立使得“并税式改革”成为其调节“保税”与“保农”关系的一种制衡性措施。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在政府与小农之间缺少一个缓冲地带——中层阶级被消灭了,皇权专制的封建国家与农民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黄仁宇先生曾形象地把这种社会结构称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 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农民与地主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哪怕是一场象样的战争,而“官逼民反”却比比皆是,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冲着皇权专制政府去的。这正是在“国”与“家”之间缺少一个缓冲地带所造成的。从秦始皇开始,皇权专制的封建国家即通过行政的、司法的、军事机构和各级官吏直接实施对农民的政治统治、赋税徭役征发、法律制裁乃至军事镇压,而且都是在“圣旨”、“上谕”的招牌下进行的。中国民间一向把农民向政府缴纳赋税称作“完纳皇粮”就准确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这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是一种贵族领主制,着重地方分权。在这种制度下,国王是封建等级的顶点,是领主们的共主。国王与农奴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征收赋税是通过领主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的,王室责成领主向国王缴纳赋税和贡纳,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 。这是因为,欧洲封建国家的法律规定农奴隶属于领主,领主对农奴拥有直接的政治统治权、经济剥削权以及司法审判权 。在中世纪西方农民(农奴)的心目中,真正的对立面是领主和收税官吏,并不十分痛恨国王。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 它较之西方的封建制度更为严密、更为强化,也更为残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几乎每个皇权专制朝代(秦以后)都发生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起因上得到验证。

  由于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行政权力不经过任何缓冲地带直达普通农户,统治者在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户籍,收集编户齐民,以之作为征发赋税徭役的依据。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赋税征收不是以基层行政单位(村)为单位,而是以户为单位。这与欧洲封建社会的赋税征收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政府与农户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不能用西方国家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瑞特弗戈(Karl A. Wittfogel)指出:东方专制政府“持续不断地向全部平民提出财政上的要求”,黄仁宇先生对此解释说:“这也就是说大部分税收都是直接税,既不象封建制度一样由诸侯附庸进贡的方式支持皇室,也不象现代政府一样以公司所得税、间接税、累进税作收入的大宗。向中央政府直接供应人力物力的负担的乃是全部平民。这种特点,也是中国历史上顶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现在看来,这种措施是最近几百年来最能妨碍中国进步的一大主因。” 在皇权专制与农民的对立关系中,农民阶级从来就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这是理解中国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财政专制体制的关键。 中、西方封建制度之所以有如此明显的区别,在于中国文化对“国家”的一种独特的理解。中国的“国家”二字是无法用英语作准确翻译的,state、nation、country、motherland都不准确,它只有在中国的语境中才能被准确地解读。“国”,指的是皇权专制和财政专制的国家,“家”,就是小农户籍。除了“国”,就是“家”,它们之间没有一个具有过渡或缓冲意义的中间阶级或阶层。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最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几乎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三纲”作为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其中有两“纲”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另一项则同“家”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这样把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完全建立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之上。在中国,国家与农户关系的核心是赋税关系。国家之所以极为重视户籍和编户齐民问题,是因为有田就有税,有丁就有赋,统治者拥有充裕的财政来源,专制国家才能生存和稳定,皇室和各级官僚才能维持严密等级制度下的丰厚待遇和奢侈生活。这就是中国传之既久的“有家才有国”的传统观念。所以,中国历代“明君”都明白一个起码的道理,保护小农就是保护国家的税源,对农民必须实行低税政策,如汉代曾长期实行“三十税一”的低税率。这就是“保农”。但另一方面,赋税是各级官吏依照皇帝的“圣旨”行事,依靠从上至下施加压力、“完成政治任务”式的办法征收。无论是轻税还是重税,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维护皇权专制制度。所以在中国,赋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保税”第一,“保农”是为了“保税”。这样一来,皇权专制下的赋税征收实际上又是毫无限制的,这就给正税之外出现各种杂税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如北宋时期“中书官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缺乏普遍的中层机构”, 造成赋税征收过程极强的随意性。地方官员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对纳税农民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宋史•食货志》称:宋代田赋征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是征税权毫无限制的结果。明代税制规定,纳税人须将所缴税粮运送至指定地点、指定仓库,目的地有的远至千里之外,“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 。《天下郡国利病书》亦称“自永乐北都,挽输道远,加号滋多” ,也是这种随意性的反映。从技术上说,这种“政府直接面对农户”的税收模式也存在弊端,如黄仁宇先生所说:“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卖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地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没有进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膨胀,土地相对减少,大量土地更通过大土地所有者疯狂的兼并活动急遽地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加上专制国家的机构和官吏的数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腐败,从而对农业剩余的汲取也越来越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并使其越来越激化。在这时候,最高统治者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维护专制皇权的威严和既定的赋税收入总额,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作出调整,以缓和农民阶级激烈的对立情绪和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也就是说,是要“税”,还是要“农”?社会不稳定,皇权已然受到威胁,实行轻税政策、减少征税数量已不可能,而任苛捐杂税把农民逼上绝路、皇权立马倾覆亦不可取,于是,实行“并税式”的税费改革便成为一种无奈的也是最佳的选择:在既定的税收总额的前提下,将所有的正税、杂派合并在一起征收,同时向农民作出“除此之外不增税”的承诺,以达到“保税”和“保农”两全的效果。应当承认,农民是欢迎“并税式改革”的,因为政治与经济重压之下的小农面对最高统治者的哪怕是星点的“让步”也会感到“知足”的,他们世世代代所祈求的只是一小块土地和起码温饱的生活。统治者做到了这一点,天下又会重新安定下来。这是历代“并税式改革”之后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有所恢复的主要原因。但问题不会这样简单。由皇权专制的本质所决定,这种改革收效是极为有限的和难以持久的。并税改革之后,多则三、四十年(明代),少则十来年(清代),“正税”之外又层出不穷地出现各种杂税、杂费,甚至已经并入“正税”的一些旧名目的杂税再度出现,最终农民无法再承受任何税费负担,最后一棵稻草终于把骆驼(尽管可能已是瘦极了的骆驼)压趴,社会由此走上“官逼民反”的绝路。所以说,“黄宗羲定律”是皇权专制制度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皇权专制制度“并税式改革”不可能有效地保护小农经济(即皇权专制政府的赋税来源),当时过境迁,皇权专制政府在遇到新的财政危机、进行新一轮“并税式改革”的时候,那些新的杂税就会再一次被并入“正税”中“一体征收”。而农民直接面对的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代表专制皇权的各级官吏,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听天由命”。皇权专制社会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处于政府和农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或者有某种法律可以起到保护小农利益的作用(如西方社会约翰王时代的大宪章)。这种无休止的“并税”严重破坏了社会再生产过程,构成对小农经济的一种极大的杀伤。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分散经营、“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为主体成分。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是有这样一条规律在起作用:如果农民有一块稳定的土地可做生活资料的来源,他决不会造反;如果他失去了小块耕地,不得不去为人作佃,交纳高额地租,他决不会造反;如果他佃户也做不成,那他会逃荒要饭,半饥半饱只要能维持生存,他也不会造反。但如果一切机会都没有了,再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了,那他也就只有“揭竿而起”了。造反是死,饿死也是死,既然都是死,不如起来革命,也许能闯出一条活路来。这样,连最分散和最难以团结一致的农民阶级都组成起义大军与政府作对,这样的政府还能生存下去吗?所以,“并税式改革”救不了皇权专制政府;所以,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地爆发全国性的反抗苛捐杂税、要求均平赋税负担的农民起义(只要皇权专制社会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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