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7 次 更新时间:2012-04-04 12: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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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中国人所经历的剧烈社会变革以及这些变革与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关联性。通过大量的访谈资料,陈村研究者成功地重构了一幅社会变貌与村落个人角色的图像,其叙述线路结合社区视角和社区中个人权力角色的生活史,所用的分析概念包括传统、话语、仪式、斗争等,两本作品均富有故事性。作者所讲述的故事,阐明古典中国对道德人和威严人的界说如何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不同政治人物所运用,以及这种地方性的运用如何与全国性的政治权力模型相联系。在地方性生活史的描写中,作者从权力人格的角度,隐含了对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解释,强调实用道德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持续影响,使《陈村》和《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明显地具有“中国社会缩影”的色彩。

  

  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社区描写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新的社区调查和描写的试验力图在“小地方”的社会场域中涵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此,上述的几种文本已经有意识地加以重视,大部分在80 年代以后开展的研究更明确地体现对这一关系的强调。在社会史学界,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在其对华北农村几个村落的研究中,提出了国家权力与区域- 地方权力网络糅合的解释模式。在人类学界,波特(Jack Potter) (注20)的华南研究早已十分重视国家对农民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不过,1989 年出版的,肖凤霞(Helen Siu) 对珠江三角洲一个乡级社区的调查结果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社区研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

  对于多数汉学家来说,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无法提供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力工具。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传统国家政权只渗透到县一级的行政地理单位,县以下的镇、乡、村主要是由民间社团和社会组织控制,是一种自治性的社区。肖凤霞在所著《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1989) 一书, (注21)对这种传统汉学观提出批评。通过镇、乡、村社区的个案研究,她发现:在传统时代,中国的社区的确离中央权力机构的行政控制中心较远,且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不过,当时的国家培养一批地方精英分子,以意识形态和象征的等级制,把这些精英阶层吸收到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利用他们的网络控制民间社会和社区生活。本世纪以来,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地向下延伸,使社区成为“细胞化”(cellularized) 的社会控制单位,把新的政治精英阶层改造成这些“行政细胞”的“管家”,造成社区国家化的倾向。从而,社区生活也成为类似国家运作的东西。

  肖凤霞认为,这一观察对于汉学人类学的意义很大:在目前,进行汉学人类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应该结合弗里德曼的宗教模式、施坚雅的区系理论以及武雅士等人的民间象征分析,而如果我们要达到这种综合,就需要对联系着国家和地方社会的“代理人”(agents) 加以重视,在社区和区域的场合中,分析他们的形成以及对社区建构的影响。

  

  象征地方化的研究

  

  与力图在社区中联结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者不同,一些人类学者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看社区。虽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是有国家的社会,但是十分强调国家象征被民间化的可能性。因而,对他们来说,社区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展示国家如何渗入地方,而在于体现地方的象征分立过程。类似的说法,在沃德的渔村社会认同研究中早已被包含在内。1981 年出版的马丁所著《中国人的仪式与政治》一书, (注22)进一步地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不过,该书停留在文献研究上,并没有在具体社区实践这种理论。1992 年,王斯福出版的《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一书, (注23)结合文献和他的社区调查资料对“象征地方化”加以探讨。与一般社区人类学调查报告不同,王著的叙述框架从“大传统”到“小传统”过渡,先阐述“中华帝国”的国家象征体系,然后进入他的田野调查素材,分析国家象征体系如何转变为具有不同意义的民间社区文化。

  

  社区中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力量

  

  70 年代至90 年代初出版的汉学人类学研究论著,代表汉学人类学方法论的一个转型时代。概括上文的具体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代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在这一时代,社区方法得以复兴,五六十年代对小型社群研究的“代表性”的疑问得以澄清;第二,新兴的社区研究和描述文本,在克服了功能主义时代“分立社群”概念局限性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了学术界对社区的认识。这些论著的出版,共同回答了弗里德曼时代的问题,指出社区的分析可以体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历史性”。同时,它们提醒我们社区研究如要包容中国社会的特点,就必须走出功能主义的“封闭性社区整体论”和“无历史”(ahistorical) 的局限,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古代理念与社区现状、传统与现代加以综合考察。

  这几点与70 年代以来人类学的文本与理论的总体反思是一致的。就文本模式而论,近年一般人类学界对功能主义整体观民族志的批评已经充分地展开。马库思( George Marcus) 和库思曼(Dick Cushman) 在1982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注24)中,概述了对七八十年代对功能主义民族志的9 点批评,其中有3 点适用于汉学人类学:

  (1) 在叙述结构方面,传统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 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totality) ,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科学或功能主义,所以往往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因此,这种民族志的写法是:先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

  (2) 因为以前的人类学者十分关心把社会- 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所以在他们所写成的民族志中被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没有个人的个性而只有集体的共同特点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 。这种对被研究者的个性的压制,意在使研究显的科学和现实,而实际上减少了民族志的可信程度;

  (3) 虽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展开的,但是人类学者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对具体事例的描述停留在它们所能代表某种“典型性”(typicality) 上,而并不进入所研究的具体事例的细节。这种做法不仅使作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被研究的社区游离到理论的相关性之外,使民族志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

  汉学人类学的新著基本上避免了功能主义民族志的“全观性”、“民族性”以及“典型性”的局限,强调社会力量的多元特点、汉人文化的变异潜力以及社会现象在本土区位的直接意义。尤其是模式交错的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社区调研、象征地方化诸类探讨,均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坐落中,表述社会的权力差异及其文化反映。

  此外,受弗里德曼的影响,它们也能够注意到“历史”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独特地位。这一点是对功能主义民族志的重要补充。80 年代初,沃尔夫( Eric Wolf) (注25)和费边(Johannes Fabian) (注26)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功能主义民族志建构了共时性的叙述框架,而这一框架的提出是以历史的忽略为代价的。“没有历史”的结构功能剖析,与进化论一样,导致文化偏见的产生,造成一种“欧洲以外的社会没有历史”的错觉。弗里德曼更早地注意到功能主义的这一缺陷,而在他之后汉学人类学者之所以能够给予中国历史一定程度上的关注,与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不过,这些新的试验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仍然留下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实际上,虽然这些研究都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文本形式。具体地说,虽然大部分的作品已对“历史”加以重视,但是其文本模式仍然保留共时性论的多数特点,从而使历时的视角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在这方面, 《陈村》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但是,它叙述的“历史”实际上只有20 年(1964 -1984) ,并不具有充分的时间深度。桑格瑞和王斯福的作品,也重视历史,但把历史分别抽象化为“社区背景”和“古代的宇宙观”。此外,虽然大部分作品都已从过去的社区论著中吸取教训,试图包容更复杂、多元的社会力量与象征体系,但是,由于作者过于强调单一的社会联系机制,因此往往把丰富的社群类别、文化类别、社会经济类别归结为一元化的因素。

  克服这两方面缺陷,汉学人类学者不仅需要对传统民族志的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造,而且需要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正如不少汉学人类学者已逐步地意识到的,一种既能够表述历史过程又能够展现(display) 不同社会- 文化力量的交错与互动的文本模式,在目前已成为中国社区研究的急需。在理论模式上,肖凤霞的人类学论点和杜赞奇的社会史观察是较为接近历史与权力多元化视角的。但是,从文本模式看,前者仍属以当代社会为主线的叙述方式,而后者则颇有横切的“断代史”的意味,两者均不足以体现汉人社区历史与社会- 文化力量的交错与互动过程。一种替代的文本模式,就是社区史(community history) 的叙述框架,不过它不应像进化论那样过于强调事物的起源,而应着重表现不同社会- 文化力量如何在大社会中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关系变异、转型以及延生。

  近半个世纪以前,费孝通就已指出社区研究与历史的相通性。他说:“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的有可作分析的对象。”(注27)

  费先生指出,建构社区历史时资料十分关键,这一点是社区史叙述模式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叙述和解释框架也十分重要。由于社区史终将面对“变迁”的问题,因此它还需要一种宏观的历时性社会转变的理论作为“断代”的工具,而为了说有社会转变的特质,不连贯的(discoutinuous) 社会变迁理论是必要的参照体系。

  

  民族-国家理论的启示

  

  牵涉到社区在社会中地位的变迁问题,目前最重要的人类学理论著作是尚未被汉学人类学者引用的吉尔耐( Ernest Gellner) 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983)(注28)一书。正如该书书名所标明的,此书的出发点不是“社区”,而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 这种社会- 文化现象。不过,吉尔耐认为,民族/ 国家( nations) 的成长与工业化之后社会再生产方式(mod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的变迁密切相关,因而考察民族/ 国家务必从社会交往和传承如何从社区性转变为全民性(national) 的过程入手。在传统社会,人的社会再生产是社区性的面对面式的人际关系训练,到了民族/ 国家时代,全民教育和普遍性知识成长起来,并取代了社区性的社会再生产方式。换言之,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是社区- 国家分离的社会形态,转变为社区受国家和全民文化( national culture) 的全面渗透。

  吉尔耐对社区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地位变化的论述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汉人社区的研究试图采用社区史的框架,就必须把大社会的变迁对社区地位的影响考虑在内。不过,由于吉尔耐的理论只限于“社会再生产方式”的变化。忽略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动,因此不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力量的多元性发展。而在这一方面,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的民族- 国家(nation - state) 理论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85 年,吉登斯出版在社会科学界引起广泛反响的《民族- 国家与暴力》一书, (注29)对现代社会转型进行独特的论述。该书以全球社会变迁的历程为叙述框架,阐明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 、人的理性化(韦伯) 、社会分工的发展(杜尔凯姆) 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所谓“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主要在于现代社会以民族- 国家为特征,其突出表现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造成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动因,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同时也包括其它三种力量的发展: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 surveillance) 、军事暴力手段的国家化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现代社会之所以与传统社会形成对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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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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