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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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必须看到, “尽管近年来 (文化 )多元主义准则变得很是强势,事实仍然是族群差异正趋于消弥。这样,尽管族群坚称保留族群文化的必要性,但社会趋势仍然是这些文化差异正被消蚀。 ” [16]总之,不管是哪一代的大熔炉模式,美国通过二百多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熔炉政策,有力地建构了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的身份和身份认同,今天美国的民族大熔炉 “比以往更接近于现实 ”。 [17]这种强调国族身份的建构和统一、强调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 (而不是族群的集体权利平等 )、避免把公民的财富、权力、声望、职业、就业、教育等个人差距与族群身份、族群集体联系起来,既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又有利于激发公民的个人平等竞争,促进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时也有力地防止了公民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当然,由于存在实际上的个体差异和族群差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个体矛盾和冲突,有时也可能演化为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但是由于在法律上不允许族群身份和族群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特别是不允许任何族群有自己的历史地域范围和特权,因此,即使发生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也不会演化成民族分裂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早期的族群政策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特别是残杀印第安人和对黑人进行种族隔离和制度性排斥。今天的美国,虽然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族群实际问题,但总体来说,其族群政策上是比较成功的,有力地保持美国的国家统一、发展活力和社会秩序。又如,在巴西这个被誉为族群融合相处 “天堂 ”的拉美地域和人口大国,也推行着类似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政策。在巴西,尽管人口的原初血统有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 “尽管欧洲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种族血统的特征都是明显的,但是今天巴西人的身体特征已经完全混合了,以致难于准确判断大部分巴西人的种族出身。 ”[18]这是因为巴西虽然有着数量较多的种族和较大的地区差异,但是巴西政府着力建构 “巴西人 ”和 “巴西民族 ”的共同身份,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平等和个人上升流动,着力推进种族融合, “在以种族融合为己任方面,在现代社会它是罕有先例的 ”, “巴西是一个最明确主张同化的社会 ” [19];巴西的种族区分也不是很固定的,公民的种族分类往往是以身体特征 (肤色、发质、面部特征等 )甚至社会因素 (如经济状况 )而不是以血统为基础的 (如巴西流行 “富有的黑人是白人,而贫穷的白人是黑人 ”的说法,这实际上也鼓励着人们通过阶层流动来改变种族身份 ),政府历来鼓励不同种族的融合,鼓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融合,族际通婚比较普遍。 “无疑,不同人种的混合 ——融合 ——在巴西几乎比在现代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要深入。 ” “巴西身体和文化同化的程度,显然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多族群社会。 ”[20]当然,应该清醒地看到,巴西族群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同时,巴西这个多族群融合相处的 “天堂 ”也客观存在一些族群歧视、黑人地位较低等族群问题。 [21]再如,印度自 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大力推行类似美国、巴西的民族大熔炉政策,中央政府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是着力把上百个传统的部落和土邦建构为一个统一的 “印度民族 ”(Indian nation)和印度人。为建构 “印度民族 ”和 “印度人 ”,印度政府不搞民族识别,强调全国只有一个 “民族 ”(即 “印度民族 ”),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人人平等,并千方百计通过语言政策 (规定印地语为联邦官方语言和国家语言 )、历史教科书、音乐、电影等工具和政策来建立和强化国民对 “印度民族 ”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因此,虽然仍然客观存在一些部落和宗教矛盾,但印度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已经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 “印度民族 ”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印度国的统一和安全稳定。

  从民族大拼盘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前苏联,国家因民族而分区域、分界别治理,以民族划界成立联邦主体和不同层次的自治实体,突出和强化民族性,特别是长期以来,斯大林等苏联中央领导同志未能理解列宁同志关于联盟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思想,未能实现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巩固政权的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而把以民族为单位建立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 (区 )和边疆州 (区 )组成的联盟形式固定化,人为强化民族标识,特别是强调民族是 “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 ”,给每一个公民都贴上一个低于国族的 “民族 ”标签,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使各民族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看作是 “本民族领土 ”,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的资源看作是 “本民族资源 ”,认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应由 “本民族 ”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应由 “本民族 ”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并在宪法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由退出苏联。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各地的民族领导者往往被认为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在联盟的框架内成为代表和争取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虽然如此,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由于在全苏联范围内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大力普及俄语、努力建构 “苏联人 ”的国族认同、强化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保障军队的统一领导, “民族精英 ”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被抑制、压制和掩盖了,国家还是保持了表面的平静安定和统一。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大力推行 “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改革,尤其是 1990年通过公开合法方式取消了宪法赋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各地的民族意识和分裂主义思想日趋高涨。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从制度上使民族 (族群 )意识与地方意识相互叠加强化,各地 (如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 )一直有着强烈的本民族 (族群 )意识,把本民族 (族群 )意识置于国族意识之上,因此,大气候一变、时机一到,各地的 “民族精英 ”(一些在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 )的民族 (族群 )就摇身一变成为民族分离主义的领头羊。也由于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反而成为分裂国家的急先锋,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富裕的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反而在 1989年率先宣布独立 ;到 1991年底,苏联更是彻底解体,至此由 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前苏联也一分为 15个国家。又如,在前南斯拉夫,虽然在集权程度上与苏联有较大差别,但在民族政策也属于典型的民族大拼盘模式,是一种团体多元主义体制,通过制度设计使各个民族共存于一个联合体制中,而各个民族则也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区域,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矛盾的制度安排,使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等都与民族身份、民族分界紧密挂钩,使民族矛盾与地区矛盾一体化,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民族为分界线、垒加强化线 ;一旦中央政权 (联邦政权 )权威不再, “这种联合就分崩离析,而每一个族群 (民族 )都将谋求政治独立。 ” [22]具体从经济根源来看,前南拉斯拉夫 1991年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最富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人均 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01.8%,最穷的科索沃自治省人均 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27%;两者人均 GDP相对差距由 1965年的 5倍扩大到 1988年的 7.5倍 ;而与此同时,中央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中央财力过小,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2年的 20.7%下降到 1989年的 5.6%,而地方财力过大,且在各共和国之间分布极不平衡。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央财力下降使得中央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 ,实现地区和民族均衡发展 ,导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地区和民族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援助经济落后地区,不愿意背 “经济包袱 ”,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 [23]同时更应从国家政治体制因素看,这就是由于南斯拉夫以民族划分治理区域,片面强调各民族的团体上的形式上的平等,实行 “轮流坐庄 ”,规定各 “共和国是主权国家 ”,自治省是 “享有主权的联邦宪法实体 ”,联邦政府规定各民族都可在政治、商业和学校教育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并规定了三种官方语言,导致整个联邦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权力过于分散,联邦政府缺乏必要的集中和权威,国家的安危系于铁托一人的个人威望上。铁托死后,民族矛盾日益浮上台面,到 1989年,南斯拉夫政局突变,决定实行多党制,民族分离主义政治势力的活动甚嚣尘上,结果在 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两国的主张民族分离主义的反对党上台执政,公开反对社会主义, 1991年 6月 25日两国退出联邦宣布独立, 11月 20日马其顿宣布独立 ;1992年 3月 3日波黑也宣布独立,加剧塞族、穆族、克族矛盾,引发了多年的内战。 2003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2006年,黑山共和国公决独立 ;2006年塞尔维亚、黑山分成 2个独立国家, 2008年科索沃等几近独立。这样,最初意义上的前南斯拉夫也就从 1个国家分裂为 7个国家。 [24]再如, (前 )捷克斯洛伐克也实行民族大拼盘政策,它虽然重视从经济上缩小民族地区差距,但由于未能从政治体制上解决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因此也仍然无法阻止国家的分裂。 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 (民族 )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捷克 (民族 )的近 50年,但随着国家对斯洛伐克地区投入大量的资金,帮助其发展经济,到 1990年时两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基本平等程度,但是到 1993年国家仍然被分裂。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国族认同问题,特别是缺乏保障国族认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在民族隔阂基础上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不断加剧:捷克人瞧不起斯洛伐克人,认为联邦国库的钱都让斯洛伐克人花了,影响了捷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斯洛伐克人虽然对国家拉平两地区的经济水平的政策感到满意,但总觉得捷克人欺负他们,不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在这种背景下,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不断凸显,特别是两民族的政治精英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两民族的政治精英发生分裂,都对原有国家政治架构的民族权力制度安排不满,认为本民族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反映,都在追求本民族政治上的独立和建立国家的权力,遂在 1993年 1月 1日和平宣告联邦共和国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独立。

  

  三、与时俱进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当代世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加速发展,不但民族国家内部正在经历空前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化过程,而且世界国已日益成为互联互通的一体化的 “地球村 ”,特别是欧洲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包含 27个成员国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朝着交往交流交融加深加快发展的客观潮流。当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实现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长期是国际社会的活动主体和单元,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长期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不二法则。因此,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以更好地全球化过程中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乃是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现实任务。由于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比较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还相当大,所以,促进国家内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特别是应清醒地看到由于西方国家在民族政策上搞双重标准,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强力甚至强制推进本国的民族融合, “西方国家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取得这种语言和体制的融合:国籍法和归化法、教育法、语言法、有关公务员雇用、兵役制度和国家传播媒体的政策,等等 ”[25],有的甚至对少数民族赶尽杀绝 ;而在另一方面,却利用民族问题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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