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中国历史能否走出死循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9 次 更新时间:2012-02-19 10: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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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风暴下的心灵早熟

  

  1977年6月13日,北京医院地下室,备受折磨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辞世。

  或许是父子间的心灵感应,“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的章立凡,梦见父亲“熟睡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担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3张白纸,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竟一个字也没有”。后来,母亲到监狱探视章立凡,印证了这一噩耗。

  章乃器,1957年与章伯钧、储安平和罗隆基并列为中国“四大右派”,毛泽东甚至把他与章伯钧、罗隆基“钦定”为右派的3个“老祖宗”。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在社论发表前10天,《新闻日报》刊登了《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署名小雅,对章乃器进行了批判,不过,那时还称章乃器先生。10天后,站队-树敌-“打落水狗”,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此时的“右派儿子”章立凡年仅7岁,但也需要站队。组织上找他母亲表态,“当时我父母已经分居,组织找她表态,她不得不表。我那时候也被要求表态。”

  母亲事先教给他几句话,让他在会上说。上台后,他讲了那几句,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和他划清界限。台下掌声雷鸣。下台后,有人和他热烈握手——这人叫吴大琨。

  1930年代,吴大琨曾做过章乃器的秘书。“当时吴是一个青年,我后来在上海档案馆查到他给我父亲的信,内容是表示仰慕之情,希望能够在我父亲的提携和指导下,为抗日救国做点贡献,我父亲就把他留在身边。”“七君子事件”发生时,章乃器被捕,吴大琨是在场的见证人。

  后来,吴大琨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57年“反右”和1960年代章乃器对大跃进提出批评的时候,他都是作为“正面”的一方来批判和反驳章乃器的,“但晚年时,他又提出来应该给章乃器平反。”对于吴的无情转向与人性回归,章立凡无限感慨。

  1957年,章乃器流露出对工商业改造后效率反不如前的忧虑,担心“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吴大坤批评说,章乃器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

  民建和工商联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对章乃器进行了批判。当时的章乃器在这两个地方都还是副主委。座谈会上,很多人都是章乃器的老朋友,包括章的前妻胡子婴都去了。“他们都发了言,在那个大背景下,你必须批判。”

  “反右”时,胡子婴发表过两篇文章揭发章乃器。章立凡曾在父亲的个人档案中,查到不少父亲和胡子婴早年恋爱时缠绵悱恻的情书,“多年的政治变迁,最终留下的惟有伤害。”

  实际上,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冲击来临之前的章立凡,年幼时也特别崇拜工农兵。凡是在画上、在媒体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从大胡子马恩老爷爷,到小胡子列宁、斯大林同志,他都觉得很有亲切感。但革命与斗争,亲人、朋友、同事反目、彼此揭发,给幼小的他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和记忆。

  由于过早体验到政治对家庭的冲击,章立凡对自己包裹得很严。他从小接触了大量社会名流,但从不对同学提起家中的事情。“反右这件事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在政治上早熟,我很早就知道保护自己;一是开始对时事有兴趣,那时候我识字不多,却已很主动地找报纸看。我觉得这些不是正常社会形态下儿童应有的习惯,但那时我就已经有了。”

  

  学会逆向思维

  

  看到父亲的老朋友一下都变成他的敌人,章立凡开始对他们感兴趣。他家里有1949年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还有一些人物画册,他就缠着父亲一个一个问: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回事?跟你什么关系?章乃器会说出一段往事,或者他对此人的印象和评价。

  上小学时,他发现父亲说的东西跟老师不一样,几句话就否定了老师教的那些。“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教给我逆向思维。就是人家都说怎样怎样时,你一定要问为什么。”

  有一次,章立凡发现次卧室中有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这么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史实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诠释,令他十分震惊。从此以后,读禁书成为他的一大爱好。

  他对历史人物掌故的兴趣,则来自父亲收藏的一套内部版《文史资料选辑》,“有几十本吧,写的都是各种历史人物,可以从中分析出这个人跟那个人关系怎么样,有什么恩恩怨怨。”

  “文革”结束后,章立凡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通过高考读大学。他以参加招考研究人员的方式,考进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他一起考的一位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我是中学生,考试中有历史的考卷还有英文的翻译,我记得翻译的是‘马歇尔访华’中的一段。我都翻下来了,但那位同志就说他外文全忘了,没法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当年与章立凡是同事,那时两人都单身,没有住房,住在社科院办公室,经常畅谈到深夜。雷颐说: “他特别聪明,也有见识。他没正式上过科班大学,但各种知识很丰富,甚至很专业。他很早就跟我谈易经,那时国学还没有这么热。”

  “文革”中坐过监狱,对他的人生历练起到了重要作用。雷颐评价这位老同事时也认为:“他对历史的解读一语中的,既有原则,又有对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他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红卫兵把墨汁刷到他的床上,还逼着他从狗洞里爬出去,这种经历是我们现在这代人没有的。他不是一个关在书斋里的学者。”

  

  微博名人

  

  微博兴起后,章立凡成了微博名人,戏称自己的身份是“五毛公敌,说破皇帝新衣者”,相信“英特纳雄耐尔尚未实现,Internet已经实现”。尽管在微博上嬉笑怒骂,但他认为自己并非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我很少参加什么签名,发起什么活动之类的。”

  “多年前有人提出补发右派工资的呼吁,我那时候觉得,这只是个经济要求,这种签名我就不参加了。到2007年,我参与了签名,因为我觉得它不仅是经济要求,还涉及到对反右运动、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评价,我觉得应该签名。”

  “章立凡非常淡泊,不主动参与一些事,有超然于世外的境界,是与功利主义保持距离、超然于权贵和为权贵服务的知识分子,颇有道家的隐者和佛家的居士风范。”对于章立凡的低调, 孙大午案辩护律师、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也深有感触。

  

  如何寻找共识?

  

  人物周刊: 2010年年底,你发表了《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今年元旦又发表了《历史动车将追尾,能否走出死循环?》,说我们走了一圈,“动车”要追尾了。

  章立凡:20世纪中国错过了两个机会,一个是君主立宪,一个是联邦制。比如说,30年来中国走出了苏式的计划经济,但一直没走出斯大林主义。

  我为何提出“追尾”这个说法?中国的“动车”100年间一直在封闭的轨道上循环,我们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在张木生先生又在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现在面临的问题,仍然是100年前的老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社会可能面临的轮回,你相信这个说法么?

  章立凡:我不希望现在有革命。以往中国历史上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没有什么颜色革命,没有天鹅绒之类的温馨革命。中国革命历来是以暴易暴,决不可轻易尝试。

  人物周刊:从现实和网络上看,暴力情绪十分明显,人与人之间、群众和政府,甚至部门和官员之间的不和谐乃至对立情绪有迅速扩大的趋势,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章立凡: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情绪。从网络到民间社会,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看到的都是暴力现象,无论是网络语言的暴力还是群体事件的暴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天然的群体,暴力倾向随处可见;自由主义是天然的个体,理性声音相对不足。

  人物周刊:社会需要达成妥协,形成共识,有没有现实的路径?

  章立凡: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制度就是一种妥协共存的产物,统治者放弃部分既得利益,而谋求可持续的长远利益。我主张中国人通过改良达成社会妥协,重订社会契约,确立宪政制度并走向公民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体中国人公平分享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成果。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缺乏社会契约意识,比如房价跌了就去砸开发商,缺乏现代社会根本的人文精神。

  章立凡: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没有西方那种商业文明,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民商法体系。中国人历来不重视契约的作用,尤其是社会契约。从《临时约法》到《共同纲领》,中国一百年来订过几次契约,都废弃了,改革开放也算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现在是各奔各的路,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强势的一方剥夺弱势的一方,社会已经被撕裂。

  人物周刊:商业文明,这个词很重要。西方的商业文明催生了市民社会、公民阶层和公民意识,中国呢?

  章立凡:安全的社会是中间大两头尖的橄榄型社会,当今社会是一个两头大的社会:一头人数多,一头权势大,社会处于撕裂状态。现在社会情绪普遍焦虑浮躁,一旦有突发事件,一个火星引发连锁反应,有可能出现一场以暴易暴的社会灾难。我常批评民营企业家没有自我意识,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不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中产阶级也没有自主自为的意识。

  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铸造什么样的臣民,按这种循环模式克隆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中国的教育不是为培养公民设计的,这套教育制度只生产标准件,不培育独立思考的人。无论官员还是人民,这条生产线的产品,其素质都存在问题,只有通过自我教育加以完善。

  人物周刊:现在的体制很难塑造出真正的公民,而没有公民社会,社会转型又会成为泡影,这是一个悖论。

  章立凡:我们毕竟是在推动社会进步,主张避免革命,是担心历史走入循环,再来一场浩劫,再循环一百年,那样真的很悲催。我不认为人民一定要变成公民才能完成社会变革,但起码要具备理性的素质,要让启蒙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更充分些。改革开放最大的思想贡献,是国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上世纪末我曾预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必将改变中国。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和公民社会的实现,是可以预期的。

  

  历史学家的警示

  

  人物周刊:你对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希望?

  章立凡:我愿意再看5年。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上是与自己为敌。一些老干部呼吁“救党”,一些“红二代”领导人出于血统和感情的原因,也希望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来推动改革走出危机。目前从统计学上已看到大量的社会危机警示,各地都有典型事件不断出现。今后5年的发展,基本上就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

  一个执政党,如果多数党员只为自己谋利,不为党的前途着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体制就很难自我修复。党派利益与全民公共利益之间,到底有没有界限?要改革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有人主张考虑清楚哪些是执政党的底线。底线其实就是永远执政,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

  人物周刊:能否评价一下维权与维稳的关系?

  章立凡:我已经说过:不为人民维权,政权难以维稳。一边侵害人民利益制造不稳定,一边利用维稳谋取更大利益,是最缺德的经济;以主人为假想敌,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是最愚蠢的政治。

  人物周刊:最近韩寒发表关于“革命”、“民主”、“自由”3篇文章,引起很大关注,你有何评价?

  章立凡:我一直很喜欢读这位年轻人的文字,尽管“韩三篇”观点不成熟,带有某些精英化的文学调侃,但其贡献在于激活了这几个社会话题,对个人也是一种突破,不必从学术角度来解读。

  关于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我在2004年发表了《“改良”与“革命”赛跑》、《革命的社会成本》,2008年发表《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我把第一篇作为对韩寒的回应重新发表。重提“改良与革命赛跑”的旧话——“社会矛盾深重之时,应当及早改良;社会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必然发生革命。”

  人物周刊:对于民主宪政的可能性,能否做一个展望?

  章立凡:当年,我说早了;今年,我说晚了。最近曾就上述话题,与袁伟时先生进行了一场对话。我提出3个命题请教袁老师:一.改良是革命的结构,革命是改良的清盘;二.自由是民主的终极追求,民主是自由的游戏规则;三.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

  这场讨论取得的共识是: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传播模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令启蒙的手段更加便捷。光荣革命前的英国人、大革命前的法国人、独立战争前的美国人,都没有见识过全球化和互联网,当前中国人的平均素质,肯定高于他们。那种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宜享受民主的说法已经过时。时代变了,潮流变了,现在是领导明显落后于群众,教育官员比教育人民更重要。

  有位西方学者说:“历史学家是向后看的预言家。”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或许历史学者与就事论事的经济学者不同,至少会提前三至五年发出警示,再静候时间的验证。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 杨政文 (实习记者丁羽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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