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美欧社会动荡、金融战争掠夺与中国应对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7 次 更新时间:2012-02-08 22: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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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  

  美联储已经开展了向华尔街银行的大规模注资救市行动,从2007年8月到2009年3月,在没有美国国会立法机构知情和批准的情况下,美联储就秘密向金融体系共计注入7.77万亿美元,金额约为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美联储的注资行为是国会制定救市方案时需要参考的重要信息,但是,国会议员抱怨说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2008年10月讨论财政部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时,还完全不知道美联储对银行业已有大规模注资行动。从美国国会批准并实施政府大规模救市计划以来,美联储又开展了超过16万亿美元的更大规模注资救市行动。[6]显而易见,同美联储规模如此庞大的注资救市行动相比,中国即使提供数千亿美元援助基金也仅仅是零头。事实证明美联储高达7.7万亿美元的注资救市,根本没有阻止2008年美国爆发更大的金融危机,那么无论中国如何慷慨解囊提供援助也是于事无补。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事实说明美联储和华尔街早就知道即将爆发金融危机,早就知道了美联储的大规模注资救市毫无成效,但是,他们却一面向国内外投资者蓄意隐瞒了这些重要信息,一面以种种借口伸手向国内外投资者要求提供援助,如游说中国购买了数千亿美元的濒临破产的两房债券。美联储未经国会批准的秘密注资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实际上是向世界各国民众悄悄征收隐蔽的通货膨胀税,而明知救市毫无成效却以种种借口要求提供援助,目的显然不是挽救危机而是以此为借口掠夺各国财富,从救市规模远远超过了美国参加历次战争经费的总和,就可知道这种金融战争掠夺的财富甚至远远超过了世界大战,一旦贪婪金融资本尝到了甜头就会像嗜血鲨鱼一样不松口,不会放弃这种利用挽救危机为借口掠夺各国民众财富的做法,这就是为何屡次救市却屡次无效而危机始终挥之不去的缘故。

  当前中国应支持美欧民众特别是希腊民众提出的正当要求,即在公众的直接监督下对迅速膨胀的政府债务进行公开透明的审计,对爆发危机后政府为挽救金融机构巨额有毒资产形成的债务,同发展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和维护民众利益形成的债务进行彻底剥离。通过公开透明的公众审计来区分上述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债务,是中国能够有效援助美欧主权债务危机而不被拖入无底的投机赌债黑洞的前提。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救市应严格区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债权,一种债权是花费真金白银形成的债权,像美国人民的拥有的存款、养老金等资产,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的美国两房等金融机构的3A级债券,世界各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政府债券,这些才是美国政府必须优先保障的实实在在的债权。还有一种债权是金融机构投机产生的赌债,如具有高杠杆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品,已高达天文数字的庞大规模根本无法挽救,挽救这类投机坏债必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金融衍生品债务是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赌债,彻底废除这类债务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相反废除这类债务才能避免美欧银行陷入彻底破产,节省充裕的资金用于刺激实体部门有利于推动经济复苏。

  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向美欧国家发出呼吁,停止当前滥发主权债务和美元挽救银行金融机构有毒资产的错误救市政策,主动拆除高达六百多万亿美元规模的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争取不待其爆炸并造成破坏就先行将其全部冻结、注销,否则将不断引发一轮轮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衰退,并且最终导致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崩溃膨胀”灾难,致使美国人民的存款、养老金和持有的基金、债券等资产,以及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和持有的各种美元资产,在类似德国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蒙受惨重损失或化为乌有。冻结、废除金融衍生品巨额债务符合美欧国家民众的利益,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甚至也符合世界各国实体经济领域企业家和财团的利益。目前拆除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正变得越来越紧迫,因为根据美国财政部货币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华尔街大银行所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数量比2008年危机高峰时还增长了41%。[7]

  中国还应指出挽救危机的正确办法是抛弃新自由主义,重新恢复二战后帮助西方成功重建经济的社会改良政策,包括实行与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截然相反的国有化和金融管制化,恢复当年西方借鉴马克思理论实行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政策,确保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和保障民生而不被用于金融投机,严禁金融投机、高利贷并恢复利率上限管制,等等。当年西方借鉴马克思理论实行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曾经成功克服了资金匮乏、沉重战争债务并走出危机困境,倘若美欧重新恢复当年的成功政策也能很快克服当前的危机。因此,国际金融机构和中国提供援救资金应该附加的正确条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方案而是恢复社会改良政策。二战后西方社会改良时期普遍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化政策,严厉限制外汇、股票、期货等金融投机活动,以确保当时匮乏的外汇、资金和物资资源,能够集中用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而不被投机活动浪费。当时世界各国经常因外汇短缺面临货币贬值危机,但是,通过加强外汇、金融管制一般都很容易克服困难,不会像东南亚危机中那样让货币危机蔓延成全面经济危机。当时世界各国都普遍制定严格的金融管制法律,不会容忍类似索罗斯等金融大鳄的投机活动,敢于以身试法的金融投机家必然遭受牢狱之灾。西方国家实行的严厉打击投机的金融管制化政策,更多借鉴了马克思的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论,而不是被实践证明容易刺激泡沫经济膨胀的凯恩斯宽松货币政策。冷战时期西方推行社会改良政策是迫于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今天也需要有社会主义和各国民众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金融资本收揽贪婪本性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才能挽救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购买希腊等国债券不可避免面临的巨大风险,应该在美欧改变当前错误经济政策后再实施援助计划。中国应对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前景有清醒认识并慎重评估风险,谨慎发表乐观言论以免令人误以为中国缺乏评估风险能力,谈判中应要求给予相当的债务违约保险担保和经贸优惠等补偿,还可考虑用中国持有量过高的美国国债来置换欧洲债券,这样可以降低美元贬值和减持美国国债的风险,优化中国外汇储备结构并促使外汇资产的多样化。中国还应要求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做出明确承诺,不以任何借口和形式支持西藏、新疆的分裂势力,不再重犯前几年曾在舆论和外交上支持西藏、新疆分裂恐怖活动的错误,以免今后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冻结中国资产并拒绝偿还债务,甚至像对待利比亚一样将中国资产转交给分裂势力,这涉及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不容退让的关键核心利益,应该在中国与借债国的协议条款中加以明确阐述以获得法律保障。中国必须重视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奥运前夕的反华表现,利用经济、外交政策筹码迫使其回到传统的对华友好道路上来,否则将像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那样很可能好心救难反遭伤害。

  

  美欧模式危机及社会动荡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美欧债务危机暴露了美欧模式的深层次弊端,金融和经济危机正向社会和政治领域不断蔓延,引发了民众对美欧经济政治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活动。2011年美国、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强迫希腊推行的经济调整政策,直接伤害了希腊民众的利益并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希腊所有城市的主要广场都挤满了举行抗议的人群,雅典的辛塔格玛广场聚集了数十万抗议民众,希腊工会发动了多次全国大罢工抗议向民众转嫁危机。但是,西方主流媒体曾以极大热情报道中东的政局动荡,却对希腊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刻意保持高度沉默,头两周几乎没有播放任何文字和图像信息,反映希腊民众对国际货币基金、欧洲央行的愤怒谴责,随后仅仅轻描淡写地报道有数千雅典民众街头示威,反映出西方媒体宣称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双重标准,以及它们对欧洲民众抗议蔓延趋势的深深恐惧。希腊等欧洲国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及民众抗议活动,表明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缺乏纠正政府错误政策的能力,根本无法减轻民众的痛苦并防止危机再次爆发。示威民众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盗走了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其强加的经济政策将会使希腊“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试图夺走我们过去多年来斗争获得的权利。”希腊全国劳工总会主席欧罗斯将美欧强加政策比喻为金融战争,指出“民众正在丧失权利、丧失他们的未来,这个国家不能不战而败” 。2010年5月希腊爆发第一轮主权债务危机之时,希腊曾有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希腊工会还组织了250万人参加的全国大罢工,其规模之大涉及到希腊全国半数的劳动人口。但是,一年之后希腊危机丝毫没有缓解却陷入了更糟糕境地,希腊民众再次陷入新一轮野蛮掠夺之中,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被强行大幅度削减,港口、机场、公路等公共财产被大规模廉价拍卖。[8]

  西方有少数媒体敏锐察觉到欧洲民众抗议蔓延的意义深远,表明民众不满情绪不仅针对经济紧缩而且涉及社会制度,显示出美欧的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模式面临着深刻危机。美国《时代》发表了布鲁斯•克拉姆利题为“欧洲版“阿拉伯之春”即将到来”文章,该文指出“地中海南北两岸愤怒的年轻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即现有社会结构和对其负责的领导人无法让人民的愿望得到实现。对于许多年轻的欧洲人来说,通过遵守这种体系的各项规则往前走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希腊愤怒的人群走上街头的情景将在欧洲不断重演,而且程度会变得越来越激烈,不仅是在希腊,而且还会在欧洲其他国家”。的确,希腊的民众抗议活动正蔓延到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主权债务危机也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痛苦,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难以容忍的40% ,人们发现两个主要政党社会党和中右人民党,其实都是忠实维护金融垄断财团利益的代理人,为挽救金融垄断财团利益不惜不断剥夺民众权益,愤怒的西班牙民众在马德里广场举行了长期抗议活动。布鲁斯•克拉姆的文章指出,“最近在马德里举行长达近两周的静坐活动的抗议者不仅仅是对政府的财政紧缩措施表示抗议,这些年轻的西班牙人还要求实行一种全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情绪已经蔓延到葡萄牙,在希腊引起了强烈共鸣,并不时在欧洲其他国家滋生”。巴黎政治革新基金会秘书长多米尼克•雷尼本周接受《巴黎人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场运动显示出来的是所有欧洲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一种紧张情绪。年轻的西班牙人谴责一个他们无法找到立足之地的社会,极度蔑视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度。希腊人也正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抗议。欧洲其他国家也将发生激烈的抗议活动。”[9]

  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主张以美欧模式作为改革目标模式,他们对美欧经济陷入深重危机感到困惑不解。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扩大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许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缺乏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深入了解,他们非常羡慕西方国家的物质财富和富裕生活,误认为效仿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风险并能迅速致富,直言不讳宣称他们设计的所谓“全面、系统改革方案”,其实就是将“美欧经济模式”作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这些学者访问西方看到实际上是社会改良带来的成果,而被美国传授的却是全面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

  某些著名学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应邀访问西方看到的富裕景象,其实完全不能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应归功于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借鉴马克思主义而非依据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的违反垄断资本主义贪婪本性的社会改良。二战后西方的社会改良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凯恩斯主义的范围,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使各国人民怀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理念,当时西方根本不敢提现在流行的股东利益至上、效率优先和减员增效,而是强调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允许工人组织强大的工会并通过谈判、罢工提高工资,资本家渡让部分特权并允许工人参与管理、分享利润。

  中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陈岱荪指出,以前中国有盲目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忽视了西方社会改良时期值得借鉴的经验,而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特别是盲目崇拜主张返古复辟的新自由主义,某些学者用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扮演了推动历史倒退的可悲角色。这说明有必要搞清楚社会思潮演变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六个为什么”的重要意义,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自觉抵制美国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误导。

  20世纪80年代我到日本留学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情颇有启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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