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从《易经》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0 次 更新时间:2012-01-31 2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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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斌  

  

  先看看下面《易经》中的例子: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因为《坤》卦是阴,就附会说)用雌性的马有利;(大概)周朝西南多友邻,所以周人到西南做生意能赚钱,东北有强敌,去做生意会被抢劫,所以会丧失朋友。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大意是:在辛日和丁日这两天里,渡大河有利。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人们在解释这两句时常常联系《礼记·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大意是:八月有旱象,在这个月里君子如果举办劳动人民的事务可能会有凶险(遇到反抗)。

  “《剥·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大意是说,收获大果实,贵族不吃,分给小民,便可得到小民的拥护,好比得到可乘载的车子;贵族如果把收获都夺走,小民没吃的,只好挖菜根充饥。

  “《谦·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大意是:用谦而又谦的贵族来渡过大河,是吉利的。

  “《谦·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大意是:有声望而谦虚,有利于出兵征讨大夫的邑、诸侯的国。

  

  上面选摘的3段卦辞和3段爻辞是《易经》的一部分。《易经》全部64卦辞和384爻辞,上面所举大同小异,内容主要是周朝(及以前)人们的公共事务。

  《易经》是本指导占卜的书。占卜者取一把蓍草,从中任意抽取数茎,再数手中留下的根数,单数记为阳,双数记为阴。重复六次,依照阴阳(单双)出现的排列顺序,在《易经》中查找与六爻的阴阳排列顺序相对应的卦象,参考“卦辞”、“爻辞”,以及据说是孔子等人所附加的“彖辞”、“象辞”所预测的吉凶来作决策。这些“卦辞”和“爻辞”虽然也隐含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但无可争辩的是,如果略去后人附加的“系辞”等“十翼”的内容,单纯看“卦辞”和“爻辞”,其主要内容是对日常事务得失利害的估算和猜测,是形而下的所谓“器”的层面,而非形而上的“道”的层面。这些现在看来不无幼稚可笑的内容,以往没受到重视,然而,正是这些形而下的内容,应该才是古人演绎《易》的目的所在。

  古人为什么要为这些日常事务伤脑筋?乃至必须求神问卜?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事务对古人的生活影响极其重大,是他们一生中最难抉择的,他们必然是经常在这些事上遭受挫折,因而为如何回应这些事情所困惑。与现代人油门一踩就可顺利往来于黄河长江两岸不同,在古代,如果选择了错误的季节,或选择了错误的时间,渡过一条像黄河这样的大河,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既没有发达的天文和地理知识——各种与自然打交道的科学知识都不具备,也没有对内保障人身和财产权利的私法,没有规范和约束头领或政府官员的公法,更没有规范族与族、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对暴涨的河流,地震,洪涝,干旱,泥石流,蝗害,病害,风雪雷电,犯罪和战争等自然与人类力量造成的灾难,古人大体上是无能为力的,许多野蛮无知的人和民族,都只能处于任其宰割的被动局面。

  我们伟大祖先富于智慧之处在于,他们十分清醒,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一举一动,稍不小心,就可能出现巨大的风险与生死变故。他们从无数次灾难中总结出三条道理:一是对自然灾害虽然无力战胜,但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以降低遭遇灾害的概率,增加生存的机会;二是对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暴力等凶险,可以通过建立适当的道德规则来加以规避;三是把曾经获得过成功的经验,或曾经遭遇过失败的教训记载下来,留给以后和后代,以增加今后成功的概率,或至少减少失败的几率。

  有人常常把中国古代典籍当作中国独有的财富。实际上,我们祖先所面对的世界,与古希腊人等人类其他分支所面对的困难与问题是基本相同的。当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们面对“万物皆流,无物常驻”的喜怒无常的自然和战争频仍的混乱世象时,他们用毕生精力所努力的目的,是寻求纷繁复杂现象背后不变的规律。借助于掌握和利用这个规律,就可以使自然为我所用,使社会国家成为我的福利而非敌人,从此使自然、社会以及生活的前景闪现光芒,而不再是令人恐怖的一团漆黑。中国古籍,主要是儒家典籍所记载的,则是我们的祖先寻找不变法则的努力。《易经》是什么呢?易者,变也。《易经》的作用就是可以使你在不可预知的复杂变化中,选择最可能有利于和最小可能不利于自身的回应方式。儒家所提出的伦常,其实质是在反复不断发生的人际关系中,寻找一个“常数”。使用这个常数,就可以使矛盾和冲突不发生或最少可能发生,甚至还可能建构出一种人人幸福和谐的良好社会。这个常数在周朝以前是德,周公把德固定到国家制度层面就成为礼。礼的核心就是君要做君主该做的事,臣要守臣子的本分,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也必须尽儿子的责任。孔子对礼的传统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礼的地位仍然被尊崇,但孔子大概是发现仅靠硬邦邦的礼制,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因此必须补充两条增强礼制柔韧性的原则:仁、恕。到了董仲舒的年代,《春秋》的“王道”大体上已经被当时的儒家和政治家认定为能调节好国家社会生活的最大“常数”,他把这个常数阐述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这个道此后又被朱熹阐述为规范伦常日用、直造先天未画的,“理一分殊”如“月映万川”的“理”。

  但无论是“礼”,还是“道”,还是“理”,儒家所使用的概念虽然为因应新的环境不断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三千年间儒家所努力追求的,儒学的精髓,不过就是为了减少隐藏于自然和人事方面不可琢磨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而寻找一个常数,寻找一只“灌了铅的骰子”——一只使最大的点数可以永远朝上的骰子,使得人在与自然和人博弈时,得到的结果能尽可能成为不会输的赢家。

  如果从博弈论的视角看,儒家所努力寻找的,是一个均衡点,在这个点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在反复不断发生的博弈中,能始终保持博弈之和为正数。从中国通过几千年历史得以不断发展壮大,而没有毁灭而言,儒家这种努力大体上堪称成功。

  

  首发《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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