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平:墨荀乐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0 次 更新时间:2012-01-30 19: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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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平  

  如其所言:“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18)。荀子深知,治国以敬,齐家以亲,修身以顺。此三者若能落实,自然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除此以外,荀子还指出乐舞对强健体魄、训练队列和巩固国防具有重要作用:“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19)

  乐舞何以能够做到这些呢?在荀子心目中,乐舞之杰作,“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不妨以舞为例:“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见,耳不自闻也,然而治俯仰,诎信,进退,迟速,莫不廉制,尽筋骨之力,以要钟鼓俯会之节,而靡有悖逆者,众积意謘謘乎!”(20)

  这等艺术化的效果,需要足够的训练或演练,最终才能熟能生巧,达到“游于艺”的自由境界。可以想象,这种演练在和平时期近似于艺术游戏,而在战争年代则具有实战功能。更为有趣的是,荀子坚信乐之正声,可以感动人情,鼓舞士气,凝聚民心,强国安邦。以此教导人们,外可抵御敌寇,内可修养道德,实现国泰民安的至高目的。正是基于这一理想观念,荀子声称:“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应乎于此,荀子进而断言:“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那么,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发挥上述妙用呢?荀子认为唯有《韶》《武》这等正声雅乐方可。因为,举凡正声雅乐,皆具有中正平和的风格,能够发挥出上述社会与政治功用。反之,像奸声邪音之类,亦如姚冶之容或郑卫之声,只能使人神情摇荡,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要知道,“乐姚冶以险,则民流慢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21)。这些正是颠覆正声雅乐、偏好奸声邪音所带来的恶果。因此,“贵礼乐而贱邪音”,不仅理所应当,而且势在必行。

  自不待言,相对于奸声邪音的正声雅乐,兼有动人心魄的审美效果与教化人心的道德功用。当人们欣赏这些正声雅乐时,自然会唱和有应,产生共鸣,同时也会志意得广,修身养性,使自己的举止合礼,行为有度。对于音乐的这些特殊效应,荀子不惜笔墨,再三申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故其(音乐)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22)

  荀子持论如此,是因为他谙悉音乐的特殊魅力,此魅力不仅可以善养人心,移风易俗,更可以泄导人情,起到净化心理的效果。如果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被压抑太久而无法宣泄,这些情绪就会日积月累,酝酿成具有破坏性的心理冲动,致使理性无法控制,倘若一旦爆发,就会不管不顾,恣意妄为,毁损伦理,造成乱象。因此荀子断言:“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23)。正是出于这一原由,荀子认为正声雅乐作为正确的音乐种类至为关键,而且需要大力普及,以期发挥广泛的道德教化作用。在他眼里,舞韶歌武,雅颂之声,同为典范,亟需推广,因为这类音乐作品可使人心向善,远离邪行,成就修身养性之德。至于那些淫邪奸乱的流调,荀子力主禁绝,以免腐化人心。在判别音乐这一点上,荀子显然是上承孔子之旧说,无视孟子之变通,褒雅乐而贬流调,几乎是先验断定,毫无商量的余地。

  至于演奏的乐器,荀子认为钟鼓琴瑟应该配合得宜,借此确保中正平和风格的充分展现。这样一来,就会使“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在我国古代思想中,“天地”象征整个自然界;“四时”意指逝者如斯的时间之流,代表一年的收获和成果,故有“四时行,百物兴”之说。从这些方面看,音乐上合天地之规律,下启民众之性情,是沟通天人之际的桥梁。相应地,音乐演奏务必展现这种特质。荀子之所以如此看重音乐,就是因为好的音乐可以导人情,正人心,使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和平共处,兴旺发达。这一点明确地反映在荀子对音乐的至高期许里。如他所言:“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24)可见,乐感于内,礼作于外,彼此结合,双管齐下,可以从内而外地塑造人的心境、性情、品味以及言行举止,将其导向“文质彬彬”之途,最终实现儒家理想中的君子人格与太平治世。

  对于礼乐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荀子还进一步做了如下阐释:“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25)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礼乐相分,功能有别,但最终殊途同归。按照我的理解,乐是一种伴随审美愉悦的艺术表现,关乎人之感性;礼是社会性的道德与秩序,关乎人之理性。乐之喜好,纯出自发;礼之施行,须恃外力。在人的天性中,感性(情)与理性(理)交错,在相互冲突或分裂之际,难以实现合情合理的目的性追求,故需架设一座桥梁予以沟通或弥合。恰好,音乐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功效的艺术形式,正可扮演这一重要角色,使情感与理性谐和相融,两美而不相伤,从而藉此建构“和为贵”的社会氛围与人伦关系。历史上,孔门信徒之所以对乐教再三强调或推崇,其意就在于借助其力实现上述目标。

  总之,荀子认为人性的完善,离不开人文教化,这其中音乐作用重大。另外,人的生活需求分不同层次,并不像墨子所说的那样,仅仅局限在衣食住行的物质层面,而是由低而高地发展,在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将会滋生更高的追求,譬如愉悦性的审美追求,公正性的道德追求,自由性的精神追求,等等。事实上,人禀七情,需要宣泄与疏导,更需要净化与升华。这就离不开寓教于乐的审美体验之助。对荀子而言,音乐可以集众任于一身,其所引致的审美体验,“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具有善民心、和君臣、睦邻里、亲家人、安天下、乃至移风易俗等多重教化作用。

  

  三 两种对立观点的反思

  

  综上所述,荀子的乐论思想,与墨子的非乐之见截然相反。尽管两人在衡量音乐的功用时,均基于先验性的设定,均从效果论角度出发,但由于荀子贵乐重礼,标举教化,从中看到的多为善好的后果,因此持积极功利主义立场,从正面肯定和倡导音乐;而墨子崇俭尚用,反对礼乐,从中看到的都是不好的后果,因此持消极功利主义立场,于是从反面否定和反对音乐。那么,墨荀何以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或者说,导致他们意见分歧的要因何在,对于此类问题,需要参照历史语境,进行整体反思,方可窥识些许端倪。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墨劲敌,彼此诘难,互不相让。墨子质疑儒家的所有价值观念,意在推翻整个儒家学说,扭转儒家设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他本人率先垂范,不遗余力,猛烈抨击儒家思想,认为其祸国殃民;与此同时,他还竭力推行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借此驳斥儒家思想,其非乐学说就属一例。他从保障民生与生产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音乐无用论与靡费论,呼吁君王与民众不要“玩乐”丧志,误入歧途,以免危及社稷民生。荀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笃信儒家所尊奉的礼乐文化,认为礼作为典章制度用于治国理政,乐作为教育手段用于范导人心,两者相辅相成,有助于实现政通人和的政治目的。故此,针对墨子的非乐学说,荀子从正面予以反驳,肯定礼乐并用的价值,直陈音乐在疏导人情、教化民众、移风易俗、安邦治国等方面的积极功用。

  有论者认为,墨荀两人在音乐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源自两人迥异的社会背景。(26)墨子所言,反映社会下层民众的利益,这些人贫困潦倒,没有受过教育,社会地位低下,每日为生计四处奔波,无暇顾及音乐或参与其他娱乐活动。墨子了解百姓严酷的生活处境,因此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批判礼乐文化,批判由此导致的奢侈浪费与繁文缛节。相反,荀子所论,代表受过教育的阶层与经济富裕的贵族。属于这些阶层的人士,理解艺术的价值与功用,深知艺术创作与欣赏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荀子肯定这些人的高级需求,认为音乐欣赏和音乐教育有助于造福大众,安定社会。

  但要看到,墨荀的不同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不同的认识。如上所述,墨子认定人的首要需求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至于其他需求,则无关紧要。他故此声称,为了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整个社会应全力发展物质生产,禁止所有娱乐活动,首当其冲者就是作乐、演乐和赏乐活动。墨子认为这些活动只会虚耗时间精力,浪费物质财富,耽误社会生产。他据此提倡一种节欲主义,拒斥所有审美需要。他之所以一意孤行,主要始于他对民众生计的担忧。他的理论如此走向极端,难免会妨碍人们追求更加文明而有价值的生活,甚至妨碍人们追求自我发展和实现整全人格的需求。与墨子截然不同的是,荀子完全理解人的多种需求,并且知道“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这一基本道理。于是,他在积极肯定和倡导音乐的同时,一再强调社会伦理、人文教化与音乐教育的紧密关系。在荀子眼中,音乐表达快乐,与礼仪联手合作,一方面可泄导人情,满足人的审美和精神需要;另一方面可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和谐社会人际关系。荀子坚信,音乐如果选择正确,使用得法,于公于私都有利无害。荀子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驳斥墨子的非乐之说,认为后者囿于己见,失之褊狭,“蔽于用而不知文”(27)。

  当然,荀墨论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富民强国。墨子认为,国家积贫积弱,源自君民上下沉湎声色,损害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和治国理政。墨子所关切的要点,一直都是百姓的生计问题,因此他崇俭尚用,对奢侈浪费现象深恶痛绝。在他看来,音乐引发的种种弊端,危及社稷民生,近乎于国之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荀子也同样重视富国之道与节俭之德,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28)。但他进而认为,要想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礼制和善政。因为,社会需要人们各安其位、尊卑有序,实施群而有分的原则。要不然,社会就会走向反面,陷入尊卑无序、群而无分的无政府状态。那样的话,人们就会各自为战,相互争夺,造成社会动乱,导致灾难和贫困接踵而至。如他所言:“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29)。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一个群而有分的社会长治久安呢?荀子认为礼乐是良策。因为,和谐的社会氛围,有赖于融洽的人际关系;合理的社会阶层划分,有赖于稳定的等级制度。在这方面,音乐可以调和人际,范导人心;礼制则使“社会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乐行之得宜,则“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访访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30)。在这里,荀子用诗意化的语言,描述了这幅礼乐治世的图景。就在他提出这一论点之前,还念念不忘墨子视野的局限,于是向其甩手一剑,以讥讽的口吻批评道:墨子忧心忡忡,自诩“为天下忧不足”,实际上他所担心的“不足”,并“非天下之公患”,而只是“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也就是说墨子囿于自己的一面之词,过分忧虑了,近乎于杞人忧天。他不考虑如何扩大生产,如何富国强民,只是一味地设法节流而不开源。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这是难以为继的,甚至是不足取的。至于墨子的非乐尚用之说,荀子更是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啜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31)。可见,因贫穷而节俭,是出于无奈。但若想富国富民,仅靠节俭而不思发展,那肯定无法实现愿景,到头来依然走不出贫苦困境。当然,荀子所论的礼乐观,主要从维护儒家传统的立场出发,理想与假设色彩甚浓,而面对礼崩乐坏的严酷现实,并未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民生等角度展开反思或探寻其深层原因,故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为论而论,为辩而辩,无视现实,一厢情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荀墨相对立的观点,还与各自对音乐功用的认知密不可分。在他们的论辩中,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夸大了音乐的功用和效果,只不过墨子专注其负面作用,而荀子侧重其正面作用。如此一来,两人持论愈坚,夸饰愈甚,反倒南辕北辙,终成水火不容之论。

  注释:

  ①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学》,中华书局,2002,第182-194页。

  ②参阅《论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行列的意思。古时一佾8人,八佾就是64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违犯周礼,犯上作乱的事情不断发生,孔子对季氏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8,第26页;另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64-66页。

  ③墨子:《公孟》,见王焕镳:《墨子集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101-1102页;另见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第459页。原文为“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参阅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第248-249页。

  ④墨子:《鲁问》,见王焕镳:《墨子集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125-1176页;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第475-476页。

  ⑤《墨子》书中《非乐》一章,据说原有三部分,现仅存两部分残篇,从中仍可发现墨家思想的一些精髓。参阅王焕镳:《墨子集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3-34章;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第251-263页。

  ⑥⑦⑧⑨⑩(11)(12)(13)墨子:《非乐》。

  (14)(15)墨子:《佚文》。

  (16)(17)(18)(19)(20)(21)(22)(23)(24)(25)荀子:《乐论》。

  (26)参阅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第246-249页;另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03-104页及第218页相关论述;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96-102页;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68-170页;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人民出版社,第7-8页。

  (27)荀子:《解蔽》。

  (28)(29)(30)(31)荀子:《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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