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秋红:中国量刑改革:理论、规范与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0 次 更新时间:2012-01-23 13: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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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秋红  

  应当由检察官签署—大陪审团起诉书或检察官起诉书应当就指控的每条罪状说明该行为违反的法律、法规、条例或其他法律规定,援引有关法律条文。”由此可以看到,在提起公诉方面,检察官的职责主要是提出明确的、充分的、详细的罪状及其证据。而关于量刑建议,主要出现在缓刑官所制作的“科刑前报告”之中。该报告“经常附有审判证据、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科刑前最后陈述或者其他被告人及检察官所提出的意见,它经常被视为是关于被告人及其所实施罪行的主要信息来源—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关于下列事项的信息:在缓刑和监禁刑间的选择;如果选择了缓刑,应施加何种缓刑条件;如果选择了监禁刑,监禁期限应多长”;“科刑前报告会对制定法中所明确标示出的任何关于罪行减轻或者加重情节的因素作出回应,在现有的科刑准则中,科刑前报告同样会考量到任何有助于评定罪行等级以及犯罪历史种类的因素”。[35]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检察官或者缓刑官提出量刑建议的基础或者依据问题。

  定罪涉及的信息与量刑涉及的信息具有较大的差异。定罪涉及的信息主要围绕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而展开,警察的侦查活动旨在查清犯罪事实、收集相关证据,检察官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提出具体的犯罪指控可谓水到渠成,而且定罪涉及的信息要经过法庭上公开质证、辩论的严格检验,方可予以确认。而量刑涉及的信息除了那些与案件事实或者定罪相关的信息之外,还包括被告人对其罪行的态度、被告人的背景和生长环境、被告人的先前犯罪记录、被告人的家庭状况、工作状况、经济状况、被害人的状况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被告人行为的信息,这些信息需要经过充分的调查访谈才能获得。量刑不仅要面向过去,而且要面向未来,这正是量刑问题的独特之处,也是加强量刑程序独立性的重要依据。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如果主要基于警察提供的与案件事实或者定罪相关的信息,那么该建议的正确性和价值将会存在疑问。更有甚者,如果检察官不能恪守客观义务,偏重于惩罚犯罪,则很可能提出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而作为量刑建议根据的信息又无法通过量刑程序得到严格检验(量刑程序对证人出庭、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方面的要求均低于定罪程序),那么,该项规定在实践中很可能产生对被告人不利的后果。量刑建议的提出应当以“科刑前报告”为依托,而“科刑前报告”要求量刑信息的充分性、准确性和制作主体的中立性、客观性,检察官能否担此重任,显然不无疑问。如在美国,根据驻康涅狄克州联邦地区法院的相关规定,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无权向法官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36]

  

  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际效果

  

  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声势浩大,但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中称,“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前期试点,逐步完善15种常见犯罪的量刑标准,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规范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据统计,全国120多家试点法院共审理上述案件4.5万多件,量刑普遍均衡,上诉、抗诉、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率普遍下降,当庭认罪、调解撤诉、退赔退赃、当庭宣判和服判息诉率明显上升,有效维护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7]

  左卫民教授的实证研究与最高法院的上述说法有较大差异。他指出:多名试点法院的法官认为,《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确定基准刑的方法不尽合理,容易导致量刑情节的重复适用;规定的量刑情节调整刑期的比例也不太合理,有的幅度过大,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基础。而量刑程序改革也不尽人意,调查发现,量刑程序改革有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为通过量刑调查、辩论,量刑程序的透明度有所提升,量刑结果的公正性有所增强。但是,在量刑情节和量刑证据的提出方面,量刑程序改革试点中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在量刑效果方面,量刑程序改革前后差异不大,只是更加细化和规范;在量刑程序运行的成本和效率方面,改革后的量刑程序耗费了更多的司法资源,审判效率明显下降。[38]

  根据媒体报道,“量刑建议试点成效喜人”,截止2010年,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共对152人提出量刑建议,完全采纳数和基本采纳数占到总数的92%;浙江省永康市检察院自2009年开始量刑建议工作以来,该院对1098人提出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1007人;量刑建议率为74.9%,法院采纳率为91.8%。[39]江苏省姜堰市检察院自2009年以来,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1002份,法院采纳984份,采纳率达98.2%。[40]对于检察机关而言,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当然值得欣慰,但它却反映出律师的量刑辩护在大多数案件中是无效的,法院“一边倒”地接受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法庭对量刑问题的审理是流于形式的。而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采纳率的重视,与其对定罪率的重视如出一辙,将会进一步冲淡律师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的效果。99.7%的定罪率,如果再加上90%乃至95%以上的量刑建议采纳率,那么,律师还有多大的辩护空间呢?[41]在此背景下,《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中所说的“上诉率普遍下降”、“当庭认罪率、调解撤诉率、退赔退赃率、服判息诉率明显上升”,其原因何在呢?是《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所明示的量刑折扣对被告方产生了刺激作用吗?还是检、法的量刑意见一致导致被告方对于通过上诉程序或者其他方式减轻量刑不存奢望?笔者难以作出判断。

  左卫民教授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相反的例证:与2008年试点地区同期案件相比,上诉率没有明显下降,在单纯因量刑原因提起的上诉方面还有所增加。1043起试点案件中,有45起案件(4.31%)提起上诉,其中单纯因量刑原因提起的上诉有21件(2.0%);与之相比,2008年同期的案件中,上诉率为4.32%,单纯因量刑原因提起的上诉占1.1%。[42]上述相互矛盾的说法表明,我们对于量刑规范化改革实际效果的评估应持谨慎态度,不仅要看改革前后各种数据的变化,更要仔细分析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以便准确揭示量刑规范化改革对于量刑均衡与量刑公正所产生的影响。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笔者也曾随同陈瑞华教授在北京、江苏、山东等地进行试点和调研。通过观摩庭审,对于量刑规范化改革形成了如下直观认识:(1)量刑程序改革有助于审判的实质化以及加强审与判之间的逻辑联系;(2)量刑调查和辩论的作用较为明显,较为充分地展示了量刑的酌定情节,实践中有通过量刑调查和辩论促使检察官改变量刑建议的案例;(3)量刑说理有助于加强裁判的可接受性;(4)庭审中有时检察官进行冗长的量刑举证,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不突出,影响了庭审效率;(5)被告人无力进行自我辩护,其对诉讼的参与流于形式;(6)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在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对分离的模式下,律师在从无罪辩护到量刑辩护的转化中存在明显的尴尬;而且如果法庭最终认定被告人无罪,律师对于量刑证据的收集以及量刑辩论将失去意义;(7)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包含对被告人前科或者曾受行政处罚等信息,可能使法官形成有罪预断;(8)证人、被害人不出庭,使庭审中的争议难以得到澄清,这不仅体现在定罪事实之中,也体现在量刑事实之中;(9)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有时难以分离,容易形成重复评价;(10)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量刑事实和证据的客观性、全面性,法官难以查明和评判;(11)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的考量因素不明确,有待细化;(12)庭审中控辩双方往往对量刑情节进行抽象的分析,对于每个量刑情节带来的对量刑幅度的影响未展开充分的辩论;(13)法官对于量刑起点和基准刑的确定,往往难以提供充分的理由。这种状况反映了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积极意义以及局限性。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其实际效果尚待通过广泛和深入的实证研究予以准确评估。如《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量刑的数字化、算术化为特征,在实践中是否会产生机械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的问题;量刑规范中所涉数值是否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这些问题均有待通过鲜活的司法实践加以检验。

  

  五、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标与方式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标在于追求量刑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公平性,在终极意义上可以归结为追求量刑公正。“司法阶段存在定罪与量刑两类活动,定罪只能严格依法律规定,并且任何人的同一行为只能定相同的罪,不能考虑个别情况,即不能实行定罪的个别化;至于量刑的活动,可以适当考虑犯罪人的情况,但也不是毫无限制的。也就是说,量刑的公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43]世界各国目前在量刑规范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我们在立法选择上的困难和分歧,同时也彰显了进行改革探索的意义。

  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量刑不公和量刑不均衡问题,不少人将其归责于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是否过大,需要通过比较法研究方能作出判断。与制定了量刑指南的美国相比,我国的法官在量刑方面的确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美国的量刑指南采用数字式的量刑表格,法官通常很难偏离指南进行量刑。[44]但是,与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则很难得出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大的结论。以中、德、日、俄等国刑法中关于盗窃罪法定刑的规定为例:在中国,盗窃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其他三国为10年自由刑。法定最低刑:均为罚金。中国的刑罚幅度为:无期徒刑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10年以下3年以上有期徒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罚金。俄罗斯:10年以下5年以上的剥夺自由;2年以上6年以下的剥夺自由;最低劳动报酬200倍至7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至7个月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4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拘役,或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德国:6个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3个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日本:1年以上10年以下惩役;10年以下惩役。由上可以看到,我国的法定刑幅度并非明显地高于其他三国。有学者据此提出量刑规范化应当缓行的主张。[45]当然,即使我国的法定刑幅度与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大体持平”甚至“略微偏低”,但这并不能成为我国的刑罚规范不需改革的充分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现行立法是否能够保障法官公正、合理地量刑以及能否找到弥补现行立法局限性的一些方法。

  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律规定的量刑依据较为模糊以及法官人数众多,因此发生量刑不均衡的现象不足为奇。量刑差异包括地区间的差异和不同个体间的差异,造成地区差异的原因在于相同的犯罪行为在不同地区发生的频率不同,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有别。由于量刑中对个别化价值的追求,导致了不同个体间的量刑差异。此类量刑差异具有合理性,是法官根据法律进行斟酌的结果。但是,超出合理范围的量刑差异则违反了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原则。为了防止这种不合理的量刑差异,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但都很难说量刑问题得到了理想的解决。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量刑规范化问题上的探索以及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的量刑改革提供借镜。

  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联邦法官在判处刑罚方面都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官不被要求公开说明量刑理由,量刑成为一个“黑箱”。[46]随着《1984年量刑改革法》的通过,这种自由裁量的历史才突然中断。虽然现在联邦量刑指南只是建议性的,但仍然要求量刑法庭在判处刑罚时“考虑”指南,而且这些刑罚在上诉时还要受到“合理性”审查,因此,在联邦量刑程序中,指南具有核心的作用。[47]制定量刑指南并非一劳永逸,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从1987年开始实施截止到2005年,量刑委员会对其修改已达500多次。而且联邦量刑指南导致了将量刑裁量权从法官转移到检察官的结果,检察官拥有广泛的起诉裁量权并由此造成了量刑方面的巨大差异,许多法官和学者因此对联邦量刑指南提出尖锐的批评。联邦量刑指南还带来了量刑诉讼的显着增加。在1987年一1999年间,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的案件数量增加了50%, 1999年在所有上诉案件中超过60%的案件涉及至少一个量刑争议,37.5%的案件仅仅涉及量刑争议。其主要原因在于量刑从一个“黑箱”变为暴露在阳光之下。[48]美国量刑指南从强制性走向建议性的历史表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量刑的统一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冲突,参考性的量刑指南是一个有利于调和二者之间紧张关系的合理选择。

  从19世纪开始,对量刑差异的控制就成为英国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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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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