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1920年前后中国各政治派别对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态度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2 次 更新时间:2012-01-09 18: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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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  

  在政治制度的理想上,国民党虽然在所谓“军政”、“训政”的过渡期里是要实行一党专政,但从未否认其最终理想是包括权力属于各阶级全体人民的议会政治,这接近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民党还明确反对阶级斗争,认为阶级之间虽难免有矛盾,但合作仍是主流,主张阶级调和,仍然接近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在政治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国民党却积极地接受苏联模式,始终坚持以暴力斗争推翻军阀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依照布尔什维克的风格改组政党,力图把涣散的国民党改造成纪律严明的革命党。 15

  

  孙中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他的民生主义划等号,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 16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相同,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17方法的不同主要在对于阶级斗争的态度上,孙中山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 18“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 19所以他主张通过阶级调和达到均富的理想,具体的方法除了原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又提出“制造国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但是他认为中国没有巨富,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差别,不主张通过没收一个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或分配给另一阶级,而是用征税或赎买的方式达到目的,这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差别。

  

  孙中山在社会改革方法上主张温和,但政治斗争的方法上则主张完全模仿苏联模式,建立组织严密的革命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运用政权推动社会改革。他尖锐地批评研究系派是只会空谈的糊涂书生,“以如此底人而讲社会主义,难怪他看着社会主义,前路茫茫,正不知从那里下手。且社会主义底真旨,不是专靠几十本书,或几百本书、几千本书可以看得出来的。要有机敏底会心,确实底心得。我常说中国人读书,越读越糊涂,大约就是这种人。” 20

  

  戴季陶是国民党内一度对社会主义钻研较深的人物,虽然后来成为坚决的反共分子。不过戴季陶谈论较多的还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谈到德国时戴说“现在德国的新国家组织,在民主国里面总要算一个进步的国家了”,“现在德国的政府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议会里面占多数的是社会民主党,所以我们对于这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应该要晓得一点”; 21在谈到英国时,戴说“看这个选举法,就可以晓得向来自己夸称世界第一的英国议会政治,已经渐渐的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实现起来。不但是议会政治的形式大加进步,在社会组织的形式上已经有不少的变化了”;在谈到俄国时,戴把革命看成一场大灾难,威吓中国的特权阶级对人民作出让步,“这半年来俄国国内的战乱、饥谨恐怕比俄德交战当中还要利害,死伤的人更不晓得有几何。这些祸害,我看十九都是人造成的。我们中国特权阶级的人看见这种惨祸,应该要有觉悟了。‘要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 22

  

  国民党派对下层民众的态度始终和自命清高的梁启超派知识分子有所差别,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就把联络下层民众的会党组织作为工作重点。邵力子对张东荪轻视民众的言论大为不满,他说:“大多数农工的勤俭、朴诚、忠厚、老实,谁也不敢否认。他(注:指张东荪)竟悍然下‘天性不厚’的断语,并决定为‘无论何事不能为’,真忍心呀!我不敢说贫民阶级中没有天性不厚的人,但我们断不能就都会中所见的流氓地痞,拿来论定一切。” 23戴季陶本人对于劳动人民并不信任,不过和梁启超、张东荪不同,戴希望能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加以引导,并不一概否定。戴在谈到五四运动期间的上海工人时说,“幸而北京政府免曹、陆、章的命令下来了。如果再迟一两天,恐怕会变了全市总同盟罢工的景象。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为甚么呢?就是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于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 24

  

  邵力子认为中国不必象梁启超等说的那样必须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实业,社会主义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实业,孙中山也特地在“节制资本”之外提出“制造国家资本”,这是双方最重要的理论分歧。邵力子说“社会主义只反对‘货藏于己’的资本主义,所以资本主义者当然不免视社会主义者为洪水猛兽,硬说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谈社会主义,这不是资本家的愚昧,便是资本家的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说法,东荪君难道也认定谈了社会主义便不能开发实业么?”,“罗素先生最要紧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不可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东荪先生不要只采用他半截话啊!” 25

  

  值得一提的是,1920—1921年正在中国讲学、对当时社会主义论战影响很大的英国思想家罗素,经过在中国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对于中国的前途竟然得出了与国民党派接近的结论,一个举世闻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却给中国开出了类似布尔什维克的药方,其中的道理确有探究的必要。

  

  罗素本来是梁启超等组织的共学社请来中国讲学的,张东荪等甚至在一段时间里陪同讲学并担任翻译,所以人们往往把罗素当成他们一派的支持者,罗素本人在英国确实也是有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这种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确实也是梁启超派着力宣扬的。罗素刚到中国时,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多,确实也说些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之类的套话,被张东荪等借用,比如张1920年12月1日在《新青年》8卷4号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大致就是如此,所以当时比较激进的如陈独秀等人有时把罗素和张东荪放在一起加以批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26 邵力子当时就说过:“他初到中国时,即被人误解、附会,先闹什么‘保存国粹’的笑柄,后来更被人借他发展实业的话断章取义,做了反社会主义的资料。” 27

  

  罗素在英国虽然是知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但是经过在中国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在离开中国前夕的临别讲演中却明确的提出,中国不可能走西欧式的道路,反而是类似俄国的道路比较适合于中国,这与孙中山等人经过探索得到的“以俄为师”结论相当接近。首先,罗素认为中国不具备直接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必须经过一个专制的过渡期,这与孙中山的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思路大致相同,罗素说:“中国政治的改革,非经若干年后,不能摹拟西方的模型,采用德谟克拉西的体制。德谟克拉西以为,一国国民是能读书写字且能略具政事知识的”,“若在俄国和中国这些地方,这类条件全都缺乏,人民既没有教育,又不熟悉实业的方法,所以俄国式的手段,是最适宜最可能的。” 其次,罗素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纪律坚强的革命组织,以暴力扫除军阀,建立革新政府,这与孙中山模仿苏联改组国民党,进而实施北伐夺取政权的思路一致。罗素说: “只要有一万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危险”,“这一万人必须是正直的,勇敢的,不沾腐败气习的、工作不倦的”,就可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集权的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发展。 28

  

  无论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还是与其结论相近的罗素,他们对苏联模式的认可是有限度的,与中国共产党相比有很大不同。首先,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想仍然是西方的议会政党式民主,没有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只是在过渡期里要有一段时间的一党专政,但是这个党也不是代表某个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是代表全民的。其次,他们反对残酷的阶级斗争,认为虽然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是通过斗争达到消灭阶级是不人道的,主张阶级之间通过谅解与合作缓和矛盾。著名教育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说:“共产主义,为余素所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浚,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斗争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故马克思所主张阶级争斗绝不适宜于中国也。” 29总之,这一派的政治思想是在西欧模式与苏联模式之间通过取舍达到某种折中。

  

  三、中共党人经过探索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兴的共产党无疑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忠实拥护者,但是中共党人最终选择苏联模式经过了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开始,不少人对社会主义是否能适合中国的条件持怀疑态度;即使在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大规模传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经历了一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阶段,有的人还在这个阶段徘徊了比较长的时间;在认识到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分裂以后,不少人并没有立刻作出抉择;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以及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建立联系之后,中共党人才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选择苏联模式前的探索过程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很大兴趣,甚至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也不例外,即使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917年初他还说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30 这与梁启超等想法相当接近,可见十月革命确实是促使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思想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

  

  在年轻一代逐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相当多的人都经过了一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很少例外。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甚至在1921年夏天中共成立前夕还是思想模糊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暴力革命,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现在一般人最大的错误以为革命一定要拿了手枪和炸弹去杀人,杀人愈多则称之为愈大的革命,他们拿无抵抗主义为服从的、奴隶的道德。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无抵抗主义实行的是最大的革命。耶酥、释迦牟尼所要履行的革命不是最大的革命吗?” 31

  

  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只认为是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主义的胜利,还没有真正看到社会主义者的力量,更没有预见到布尔什维克将会夺取政权。1917年4月李大钊兴奋地报道了俄国二月革命:“新政府既告成立,关于一切处置,颇称果断,国内秩序,赖以维持”,“由是作战之气益壮,应战之策益捷,而胜利与自由之不可分,盖已深铭于俄人脑中矣”。 32半个月后李大钊又报道了俄国民主革命的影响:“俄国民主主义之光芒,既已照耀于世界,影响所及,德国亦呈不稳之象。近日议会中之社会党人,大声疾呼,迫其政府改革内政,励行民主主义。” 33

  

  甚至当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等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仍很有限,只是将其当作一种新的信仰,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背景知之甚少。1918年10月李大钊是这样介绍布尔什维克的:“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廿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34

  

  即使在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两条道路之后,很多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激进知识分子一开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抉择。李大钊清楚地认识到有两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并未将两者对立起来:“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莫斯科开第三国际大会,代表共产党,以示别于代表中产阶级的第二国际大会——社会党,旗帜更见鲜明了”,“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运动”。“社会党人是中央派和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今日尚不能明了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 35

  

  最初李大钊对于温和的政治和社会改良并无任何敌意,他说:“余虽为急进之言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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