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4 次 更新时间:2011-12-28 13: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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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宫  

  (2)在编辑文稿的过程中,由政治编辑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

  (3)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书刊检查。而在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上面,还有党的各种指示以及警察的各种命令,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必须严格地绝对地执行,祛除哪怕是最细微地违背最新的意识形态方针的所有信息。

  多层过滤的结果是:“出口处”出现的应当是已经蒸馏过的、完全符合当局意图的文字。斯大林将苏联作家称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显然是工厂的“技术检查科”,它受命检查“产品”是否完全符合要求和规格。

  规格总是在不断变化,报刊保密检查总局难免由于未能紧跟形势变化,疏漏出了“次品”,以至于招致相应的“组织结论”。

  (4)秘密警察机构的惩罚检查。这些秘密警察机构相应的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这些机构都设有政治检查局(后来克格勃第五局取代了它),它们在各个不同阶段,作用也不一样。

  在1920年代,在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体系形成时期,它们实质上是超级检查机关,要求所有的出版物接受检查,并挑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工作人员疏漏出的次品。一系列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工作人员准许出版的出版物,也被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没收,并且检查官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悔过:由于“阶级警惕性迟钝”而导致犯下了错误。

  (5)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大批图书珍品毁于“意识形态不合乎规范”

  

  苏俄建政初期以及战争时期,为了国家安全而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的书报检查,或有其合理性,但当政权和社会日趋稳定以后,非常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就给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对历史的篡改、对文化的摧残,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苏联政治生态的变化,导致一些人成为“敌人”,自然,“历史”需要及时清除这些人存在的痕迹。比如,1949年,“鉴于各地方的要求”,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发布第8号秘密通令,指令各图书馆工作人员,对含有不应当再出现的人物的照片和文字,包括前言、后记、书刊简介、文章以及其所有作品,“自己就可以进行修正,而无须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下达专门的指示”。

  通令要求,“在删除上述材料的时候,必须在扉页、目录以及——假如有必要的话——书的封面上进行相应的删除,同时涂掉对被删除文章及其作者姓名的所有引文。被从书中撤下来的若干页需要送交专门的书库保存,而在没有专门书库的图书馆,这些被从书中撤下来的若干页则随着相应法令的制定而被销毁。”

  但对“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书籍,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严禁表现出自主性和首倡精神:禁止在没有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指示或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以及联共(布)各次代表大会和会议的速记报告进行修改”。

  但是,上述指示在各地方执行得糟透了,以至于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得不在1950年下发一道特别通令《禁止新闻和书刊检查人员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对书稿进行任何的干涉》,指责这些人对一些书籍基本文稿的干涉,“损坏了一系列珍贵出版物”。不过,假如这种干涉没有触及基本文本,而仅涉及前言、注释等内容,那么这种处理是被允许的。

  1953年1月,“医生案件”发生后,那些“涉案”医生们无论是此前关于他们的官方报道——哪怕仅仅是提到了他们,比如《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军医》,还是他们的学术论文,一概被从各图书馆中清除出来并被销毁。甚至几位没有被列入“医生案件”中的医生亦未能幸免。

  据统计,出版总局和列宁格勒出版局仅1925年一年,就查禁了221部书籍;次年又查禁了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籍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

  对无意中偶然落入苏联领土的书籍,当然必须实行严厉的检查。这里指的是所谓的“作为战利品而缴获的整套的收藏物”——成千上万册图书,在数十年时间里被锁在各大图书馆的秘密书库里。1950—1952年,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各地书刊检查机关全面检查这类图书。结果导致成千上万册图书,其中包括17—18世纪的极其稀有的珍品,因为“意识形态上不合乎规范”而被销毁。

  А.В.布柳姆在其专著中指出:“在同‘世界主义’作斗争的年代(1948—1953年),实际上任何一本外国学术杂志都必须接受对外书刊检查机关的检查,因为遗传学和控制论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对本国科学的这种查封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想像的。”“实际上,直至今日,我们不存在任何一本完全的而没有被歪曲篡改的俄罗斯经典作家文集,尽管它自命为是‘完全的学院派文集’。”“一位当代研究人员统计出在1948—1952年出版的20卷《文集》中,刊登的契诃夫书信有大约500处删减。”

  书报检查还制造冤假错案,加剧社会恐怖,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比如,关于排版印刷错误的案件往往逐级呈报到国家安全部,致使印刷厂的工人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

  1947年,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局长向国家安全部部长В.С.阿巴库莫夫报告莫斯科“红旗”印刷厂发生的一起“令人气愤的事实”。《年轻的集体农庄庄员》杂志当年第1期出现了“愚蠢地篡改”诗歌《幸福》中的文字,将“1920年В.И.列宁在布良斯克森林巡猎……”,错误打印成“1920年В.И.列宁在布良斯克森林下仔(即产仔——笔者注)……”

  在新闻和书报检查机关上报的数十起此类排版印刷案件中,有不少是无恶意的事件,但是,此类事件往往被新闻和书刊检查官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轻者遭申斥,重者则被当作“罪人”。

  1947年,一家书铺引起了著名的《真理报》工作人员列夫·梅赫利斯的注意,此人曾在战争年代担任过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来又领导过存在时间不长的国家监察部。乍一看,这个部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主要监察各企业的经济财政活动,但这个部“顺便”就“查明”了一起“反革命攻击”事件。

  该部工作人员在检查书铺工作时,查明了“秘密购买并销售法西斯主义书籍、反苏书籍……的罪恶事实,商品鉴定员М.В.塔洛夫当被问及‘这些书是怎么渗透进书铺的?’时,他回答说:‘主要是我们的士兵带回来的,他们将它们作为战利品从境外带回来,比较少的情况是外国人带过来的,更少的情况是外交使团的外交官们带过来的……’”结果这家书铺连同工作人员都遭了殃。

  报告后面附了一份长长的附件《1947年4月3日至5日检查官从国家联合出版社莫斯科分社旧书店网络中检查的时候取缔的法西斯主义书籍、反苏书籍、君主主义书籍以及诲淫书籍等禁书清单》。在这份清单中,讲述卖淫问题的很正规的德国作品被归为“诲淫书籍”,“印有人民敌人照片的”书籍被归为“反苏书籍”,而利季娅·恰尔斯卡娅早在1917年就正式出版了的中篇小说《为了家庭》,则被归为宣扬“君主主义”的书籍,理由是:“这部小说讲述了沙皇俄国寄宿学校贵族女学生生活”。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另一个消极后果是,随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被移植到东欧各国,苏联书报检查制度也随之被移植到东欧各国,其固化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窒息自由思想和理论创新等弊端,也随之被移植和践行到东欧各国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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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周刊 2011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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