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2012 中国地产的末日传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9 次 更新时间:2011-12-28 09: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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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国家人民放弃他们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也不能容忍。那么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

  中国飙升的房价通过从制造行业转移而来的钱而被炒起来,仅仅是助长了中国的‘泡沫经济’,中国的制造业将是它发展的尽头。因为制造业领域所面临的两大难题,第一是跨国投资环境的恶化,第二则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房地产带动了汽车、装修、建材、家具、家电、园林和基础建设;一旦地产停摆,这些行业也将面临着雪崩的危险。

  如果说如同战争一般的房地产狂潮是一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话,那么在后地产时代的物业税则是另一场财富大洗牌。

  两年之前,一部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2012》——这个出自灾难片大师罗兰?艾黙里奇的视觉大片在当年中国和世界票房榜上独占鳌头,“《2012》讲述是一种可能性,地球会不会在2012年迎来他的终点,如果是真的,人类文明何去如从?”在许多故事和传说中,马上就要到来的2012年无疑是一个诡异的年份。天体物理学家指出,地球与太阳的磁极将在这一年发生颠倒;根据日食—厄尔尼诺系数理论,这将可能引发地球生命的毁灭。在古老而神秘的玛雅传说中,2012年12月21日将是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这个神秘的预言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2012》就是对这个玛雅预言的夸张演绎。

  古老的玛雅历法认为,地球生命有5个太阳纪,分别遭遇人类的5次浩劫:第一个太阳纪是洪水浩劫,世界遭受大洪水;第二个太阳纪是风蛇浩劫,建筑物被飓风催毁;第三个太阳纪是火雨浩劫;第四个太阳纪是地震浩劫;第五个太阳纪就是世界末日,太阳会消失,大地剧烈摇晃,灾难四起……当第五个太阳纪来临,地球会彻底毁灭,按照玛雅历法为3113年,换算成耶稣纪元的公历便是2012年12月21日。

  

  所谓中国模式

  

  在电影《2012》中,美国政要面对即将修建完成的诺亚方舟赞叹道:“这么艰巨的项目交给中国是对的,没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比中国做得更好。”这句台词在中国影院中引发了观众们的狂笑。

  作为《枪炮、钢铁和病菌》的姊妹篇,《崩溃》一书的副标题是“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贾雷德·戴蒙德在书中用大量笔墨来分析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即使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戴蒙德的话绝非杞人忧天,更像是一部“盛世危言”。他提出两点:一,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是世界性的问题;二,如果中国人也想过上发达国家人“穷奢极欲”的生活,那么地球就要崩溃。戴蒙德将中国的环境问题归为6大类,即空气、水、土壤、栖息地破坏、生物多样性消失以及超大型工程。因为污染,中国城市居民平均血铅浓度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每年因空气污染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30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每年中国大约有73万人死于抽烟。

  加入WTO10年来,中国经济在后发优势下,依靠全球化经济分工体系,一直在“大规模快速增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也是世界上化肥生产和消费最多的国家。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化肥使用量增长了5倍,每亩农田的化肥使用量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中国农药生产和消费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农药消费量的14%,是农药净出口国。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水泥生产国。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钢铁、钢铁制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5倍、7倍、10倍、19倍和30倍,而洗衣机的产量则增加了34000倍。

  随着肥胖病的增多,中国食肉者也越来越多。猪肉是中国首要的肉制品,牛肉、羊肉和鸡肉等产品的消费量也快速增长,而中国的人均蛋类消费早已与第一世界国家等同。动物类食品人均消费量在30年间翻了几番,这意味着粮食消耗和农业废弃物也随之增加,因为每生产1斤的肉食就需要10或20斤的粮食或植物。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玉米进口国。而饲养动物所产生的排泄已经远远超过工业废弃物,更加重了对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

  在2010年,天灾人祸中的海地让全人类提前看到了世界末日,人们怎会相信它曾经是地球最为繁荣富裕的殖民地,而且它第一个取得独立。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事实。但很少有人提及另一个事实:中国占全球7%的耕地,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单位面积上的磷肥和钾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从1984年到2007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21%,但化肥投入增加了3368万吨,增长200%。中国的粮仓东北,农业正在陷入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农民的化肥用量,逐年增加,不仅造成了土壤土质的恶化,而且某些化肥所含有的重金属,正在威胁人类的安全,而过度使用的化肥,也使水和空气的污染加剧。实际上,化肥的边际效应在逐年递降,但农民对于化肥就像吸毒一样,产生了依赖,欲罢不能。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土壤的进一步被破坏,东北这个粮仓,将出现大范围的危机。换言之,粮仓将有崩解的危险。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说:“中国目前粮食高产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

  随着中国交通的提速,灾难与成本也在迅速上升。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轮子上的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2亿辆。根据官方统计,每年因车祸死亡者达到10多万人,受伤者有100多万人。平均每天要用300个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来祭拜轮子。尽管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占全世界的1/18,但每年车祸死亡人数占全球的1/5。中国的车祸死亡率已经连续10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以世界3%的汽车保有量,制造了全球16%的死亡人数。中国城市每万辆车死亡率是美国的17.8倍。在过去一年,小悦悦事件和甘肃校车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

  北京的机动车数量超过500万之后,首都不仅变成了“首堵”,汽车排放的废气污染在2011年的冬天发展成为一场社会事件。对很多人来说,空气污染唯一的好处是污染面前人人平等,即使你是身家亿万的老板,或是身居要职的高官,在一个重度污染的环境中,你也必须接受这种看不见蓝天的囚禁。或者说,除非你乘坐直升飞机,那怕是悍马或宝马,也照样得在路上“卧着”。面对未来,中国还将会生产更多的汽车,也会有更多的土地被改造成公路兼停车场。无论是在路上或者在家里,你都必须呼吸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

  从经济结构来说,所谓中国模式可以归纳为“廉价劳动力+投资+加工制造+出口+外汇储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出口工业将制造成品运往国外,污染物则留给自己,而且这种现象正在变本加厉。贾雷德·戴蒙德指出:“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国家人民放弃他们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也不能容忍。那么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可以说,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发展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值得赞赏的是,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正在转变态度,开始接受相应的减排义务。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说过一句实话:“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乏。”中国政府为此反驳道:“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一个社会繁荣的基础,但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本过高、代价过大,这种弱肉强食的繁荣与杀鸡取卵的暴富只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不公,从而出现崩溃的危险;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所谓增长其实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中国的经济真的开始崩盘,它内部的纷争会事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根据孙立平教授的说法,去年中国有多达18万起抗议和骚乱(官方称为“群体性事件”),平均每天500起。

  《谎言帝国:21世纪的中国真相》一书的作者、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居伊?索尔曼指出,中国的最大变化不在于经济的层面。自由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和自由思想的进程同步,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一条死路。因为任何增长终究会到达一个瓶颈。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只是资本的重复堆积,这种陈旧的经济模式就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因此说,貌似强大的中国其实只是一堆木头捆在一起凑成的庞大的木筏,而不是一艘真正的有机组织的、形成强大力量的战舰。这样的中国不管怎样庞大,也是不堪一击的,一个小小的风浪就足以使其瞬间崩溃。

  

  塔吊上的中国

  

  在电影《2012》中,代表官方话语的中国军人正在进行末日宣传:“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创造更多工作的机会。”毫无疑问,就业与GDP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无论怎样,“发展是硬道理”;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最重要支撑。在衣和食的问题解决之后,住和行成为最大的消费市场。住房与汽车齐头并进,成为中国经济的两根铁轨,使中国经济迅速驶入快车道,连续10多年保持着两位数左右的增长率。反过来,唯GDP主义发展模式也产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负面效应: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和社会道德体系瓦解等等。

  当水立方的泡沫造型为中国树立了一个“不差钱”的形象后,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现实。早在2008年,《福布斯》评出了全球七大的经济泡沫,其中中国房地产市场位居第二大泡沫。依靠中国政府4万亿强心针救市,有惊无险的2008“拐点”被成功延后,地产继续一路狂奔。王志纲认为,2008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正是中国宏观调控的绝佳机遇,借此给过热的中国经济泼泼冷水,趁势痛下决心实现转型,中国经济将更有后劲,更加可持续。但相反,盲目的货币投放,只不过把危机向后拖延,实则加重了中国的经济病。到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占当年GDP的4.4%。中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共计10836亿元,比2008年猛增140%,比“疯狂”的2007年增加49%。“卖地”持续多年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许多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实际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今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公开承认,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出售土地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

  “退休女工”王炼利女士的《中国房地产之厄》一书历经坎坷,日前终于在香港出版。王炼利通过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公开信息中有关房地产的统计分析,她不仅“证实”了“很多专家学者违背了常识在信口开河”的现状,更重要的是告诉了人们“中国的方方面面是怎样‘被’房地产的”。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城镇野蛮大拆迁、居民就业难、社会消费难以启动等等社会动荡因素,都可以从“中国‘被’房地产”中找到答案。中国房地产真正的高速发展,其实是从199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一路狂奔了整整13年。如果从2001年入世算起,中国房地产用了10年时间将房价推高了整整10倍,而相反,股市还在2000点徘徊,这显然与货币超发有很大关系。10年前,当时中国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彻底结束,整个金融行业几乎毫不例外地纷纷开办房地产按揭业务。银行的介入使中国房地产业开始空前繁荣。按揭拉低了购房门槛;宽松的信贷政策降低了开发商的融资成本;“招拍挂”的土地财政彻底消除了土地瓶颈。

  对中国来说,房地产从来就是政治问题,对中国房地产来说,这里没有真正的市场,却有真正的政治。可以说,这10年来,地方财政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依靠玩弄房术的“土地财政”,而中国政府成为房地产狂飙中的最大获益者,大部分地产收益最终都会落进政府的腰包。据全国工商联对三个一线城市的调查,上海财政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为64.50%,北京为48.28%,广州为46.94%。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地产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或者说是中国经济的“劫持者”。房地产业即使不占据支柱地位,也是这10年来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以2009年为例,房地产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约6%;中国民众当年消费性支出约12万亿,其中商品房消费支出为6万亿。2010年,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开工面积是1009.4万平方米,而同期北京市是1639.5万平方米,开工面积已经接近北京市的2/3。鄂尔多斯人均的购房面积是15平方米,而北京的数据则只有0.78平方米。作为狂热的投资品,房地产资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用说唐福珍钱云会们——1.2亿失去了土地的失地农民与300万户城市拆迁户的血泪故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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