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老大哥的靴子

——苏联帝国覆灭20周年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3 次 更新时间:2011-12-23 2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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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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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经历69年解放全人类的美丽梦幻之后,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于在全世界的诅咒中寿终正寝。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多米诺骨牌。20年前——1991年12月25日,沙俄帝国的继承者——苏联终于在地球上消失。这一年,美国思想家福山声称,专制的历史已经终结,一个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就是历史的终结。

  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二战结束迎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胜利,但中国却“例外”地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时代。1949年,阿伦特完成了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是这一年,奥威尔发表了《1984》。在这部极权主义技术大全中,通过对权力、反抗和征服的解构,奥威尔塑造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象征物——“老大哥”。“老大哥”没有身体,没有起源,也不会死,因此他是永恒的。尽管“老大哥”如同皇帝新装一般没有真实的存在,但人们却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老大哥”的统治——“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只是出现在标语牌的画像上,电幕的播音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已经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中心,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比如热爱、恐惧、尊敬,都汇聚到这一点上。在老大哥的下面是核心党,它的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核心党的下面是外围党;如果把核心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它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85%,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

  700多年前,达到古典文明巅峰的大宋帝国亡于一场冷兵器时代的暴力征服,此后百年间,古老优雅的中国与草莽时代的俄罗斯一起沦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野蛮的暴力与非正义的极权成为奴隶与奴隶主的共同追求。这种野蛮文化在17世纪改写了东方史,女真人征服了中国,哥萨克征服了通古斯高原,甚至跨过了白令海峡。19世纪之后的几代沙皇以“白色可汗”自居,孜孜以求征服中华帝国,直到现代化的日本用一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终结这个梦想。在两个从未发生过启蒙运动的暴力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红色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红色中国。东方世界次第进入老大哥时代。

  作为唯一一个领土毗邻的欧洲大国,苏联从一开始就被后满清时代的中国奉为兄长——“老大哥”,直到“老大哥”斯大林在梅毒中死去。从此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打倒苏修”;直到有一天,“苏修”真的倒塌了,虽然不是被中国“打倒”的。没有“老大哥”的日子里,中国陷入一片兔死狐悲的失魂落魄中……其实早在1983年,塞缪尔·亨廷顿就在《美国政治》一书中预言了苏联必然崩溃。更早之前,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更加神奇地断言,所有的极权统治最长不会超过70年。我们无法知道罗素是如何“计算”出来,但令人惊讶的是罗素定律竟然如此精确:从1922到1991,69岁的“老大哥”终于寿终正寝。

  从1949年“老大哥”诞生于奥威尔的笔下至今,60多年过去了,“老大哥”早已崩溃,但《1984》仍有无数人在读。叶利钦在1991年说:“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试验了70年,是人民的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个主义发生在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丽而愚蠢的乌托邦,虽然还有些国家虚伪地坚持,但是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慢慢发现这个事实的。”与斯大林的古拉格不同,“老大哥”作为后极权主义的形象,其统治主要依靠宣传和洗脑,从外部到内心,从身体到思想,从情感到本能,每个人最终都被彻底征服——仅有服从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爱上“老大哥”,接受其统治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与此相比,暴力和恐怖则显得极其愚蠢而拙劣,“不战而屈人之兵”。新一代极权主义者汲取了古代暴君的教训:“决不能制造烈士”,改造比消灭更有意义,与其不让他说话,不如让他说只说一种话,就是你想让他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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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没有看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没有看到昂纳克的“窃听帝国”,更没有看到柏林墙的崛起与崩塌。但在柏林墙时代,中国又一次成为硕果仅存的“例外”。在红色中国,一场张扬民主与自由的学生运动以极为惨烈的悲剧而收场。这次红场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一个关键的节点,其意义甚至超过现代发轫的“五四运动”。在未来的日子里,参与其中并被它影响的整整一代人成为中国的启蒙伏笔。与这种正动相反,这场民间对官方军人思维的大规模杯葛与反动,使国家的教育方针发生重大转变。

  运动之前,精英教育的高考制度使大学生成为真正的时代骄子,他们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担负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个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精神也是70年后那一代人的理想与抱负。国家为“八九点钟的太阳”提供了社会地位(国家干部)、经济地位(工资高于普通工人)、社会福利(免除学费)、就业保障等等种种优待。这场悲情的“太子造反”之后,权力对“未来主人翁”的态度变得警惕起来。虽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扩招策略使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全面转向职业教育。

  在职业化时代,大学生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接班人下凡到金钱统治的人间,成为谋取白领生活的职业培训,这实质也是另一种变相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既然是职业培训,为自己赚钱谋福利,所以“国家”就没必要为你埋单了——当然你还要为国家纳税。人类的历史证明,教育的最大受益者绝对不是个人,而是无数个人构成的国家。因此,世界上理性的国家都当仁不让地承担其教育福利的经济成本,就连落后的非洲,甚至靠中国抚养的北朝鲜,都比中国的教育制度“慷慨”。

  那场运动实质是一场整个民间与官方保守派的政治对话;准确地说,是城市市民(公民)的集体政治参与。纠其原因,当时的中国城市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领导阶级,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且国家给予了工人阶级极大的社会待遇——一个终身保障千金难买的商品粮户口。运动之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工人阶级的母体——国企纷纷破产改制,成为一些官员(官派厂长)的私人财产。事实上,这次体制分肥的可耻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帝国解体时期,无数权力者近水楼台先得月,依靠MBO的初夜权而一夜暴富,成为富可敌国的富豪家族。

  老去的工人阶级突然间遭到遗弃和瓦解,沦落为下岗(失业)职工,甚至吃饭都成问题。典型如沈阳铁西区,工人阶级的子女甚至沦为娼妓;从《铁西区》到《二十四城记》和《钢的琴》,这种悲情足以使打动每一个人。中国新锐导演王兵用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描述了这里几百座工厂的没落凋敝,刻录了一曲中国“工人阶级”的挽歌:“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在失去组织力之后,曾经享有无数荣耀的所谓工人阶级也与政治逐渐脱离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无数卑贱的农民被机械化农业和城市化扩张从土地上驱逐;这些新兴工人阶层被官方以“农民工”的政治定位褫夺掉一切权利和福利,成为“中国崛起”的廉价垫脚石。

  与此相反,国家依靠新剪刀差疯狂的敛聚继续完善和扩大官方的体制阵容,不断加强暴力机器和舆论控制,在社会地位和福利方面对体制内加大投入力度。变革之后,逐渐形成一种令全世界为之惊诧的“中国模式”:体制外无力无心也无权杯葛官方,体制内当然屁股决定脑袋,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但和谐并不代表和解。

  1949以降,自生自灭的数亿农民就一直被压制禁锢摒弃于社会底层和边缘。1989之后,富于理想和激情的大学生只能着眼于自己未来的职业生计;以农民身份为主的工人阶层在经济大潮中逐步成为边缘化的产业工人;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被体制招安圈养,堕落为丧失批判精神的犬儒,只敢在皇朝故纸堆中做下肉麻道场。

  当阳光下的白领们纷纷陨落之时,阴暗角落里的黑领们正在中国全面崛起。官员、明星和资本家成为这个社会的唯一精英和主流。人民代表由政治权利变成政治荣誉,和平崛起的新贵——名人(明星)与资本家们通过与官吏的媾和,由富而贵,名利双至。这个庞大的精英群体通过利益交换和结盟,通过联姻性交和世袭,最终建立了一个封闭排外的利益共同体。不知不觉中,这个暴力、权力和解释权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功窃取了一个国家,国家成为他们的禁脔私器,他们就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皇帝,其他人都是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权利和没有任何分别的“普通老百姓”。

  “社团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在去政治化和去公民化的权力体制精心设置下,整个中国社会格局实现了华丽的转身。社会原始组织生态被消弭于无形,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和批评能力被成功消解,硕果仅存地只留下官方这唯一强大正确而严密加神秘的社团化组织,其触角从中南海伸入至农民村组(村官)和城市街道(办事处)。整个民间社会至此已经彻底原子化、沙粒化、无害化,成为官方的义务啦啦队——热烈鼓掌再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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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所有的帝国最后都死于“自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苏联都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帝国。这个继承了成吉思汗暴力和沙皇集权的专制杂种,甚至一度改写了人类的命运,将世界带入一个难以入眠的冷战时代。许多人或许不相信,统治历史达69年的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竟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这些社团成员成为唯一一个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群体。通过对社团的消灭,这些利益群体长期以来非法盗取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被洗白和合法化;也就是说,腐败的特权阶层即“党国精英集团”仍然是社团体制破产的直接受益者和最大受益者。“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秦晖先生总结过,极权主义运动必然经历三个阶段,直到解体。首先是无限道德美感追求的乌托邦迷梦,人间天堂的美好图像;然后是造成巨大的人间灾难与血腥恐怖;最后是丧失一切信念,“看破红尘”,虚无导致无限的贪婪和罪恶,远超过他们曾经要打倒的“原始资本”敌人。20年前,这个世界最大的小偷帝国在一夜之间崩溃,整个国家陷入分赃的纷争中,而大多数民众则陷入困顿;20年后回头再看,中国的权力精英一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彻底瓦解了发生类似政治危机的温床。民间诉求完全丧失了对话的能力和可能。在法治文化阙如的背景下,群氓化和暴力化演变为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民众的维权与权力的维稳在断裂中展开一场悲壮的博弈。伴随着新媒体的诞生,民间思想和野草一样一直在坚韧成长,言论不自由并不代表思想不自由,除非你放弃思想。即使你响应官方号召,追求小康生活,你其实也在为买房子还是买车而思想——假如这也算思想的话。

  在《苏联解体20年祭》一文中,金雁先生借用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面子工程,这是一种伪现代化的帝国模式。事实上,苏联普通工人的收入按照折算平均只有沙俄时期的1/2。“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

  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它会沉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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