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潮流、媒体与我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2 次 更新时间:2011-11-22 2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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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内乱外乱也就起来了。人类的理性从来都没有恶的泛滥更强有力,人类道德伦理层面的东西生长得十分艰难和缓慢——而没有它,也就没有办法可以控制这种物欲和本能引起的混乱和毁灭力。最后人类一定会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东西——把一百年、几百年、上千年积累起来的所有美好,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毁掉,就此,人类又得在白茫茫的大地上从头开始,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真相。

  再看科技,科技和财富的积累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方面。相似之处是: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方面,也有一种本能。而且这些发现和进步,其成果和经验是可以积累的。比如一项科学发现,后来的人不太可能把它忘掉,而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探索和发展。比如说电脑技术,开始是很简单的计算器具,到后来发展到代代升级,这就是一场科技接力,后人接续了前人的脚步。科技是不会被遗忘的,它会得到有效的积累——总是有后面的人接上前面的人,继续向前。科技和财富不同,它不存在不能保存的问题,历经折腾也能保存,除非是人类彻底灭绝,毁掉了最后的记忆。

  而最困难的一定是伦理道德、思想成果的积累。它既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又不能得到最终的保存,可见它与财富和科技都不一样。比如说苏格拉底、孔子、孟子,这些先贤提出了多少高超的思想,虽然不可能全对,但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对于人类的文明,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贡献,是最大的思想财富。可是直到今天,直到现代社会,对他们还有无数的批判、严厉的唾弃。因为这个领域的东西不容易鉴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谁也说服不了谁。人们常常说争论出真理,可是有时争论也会发展到思想暴力,演变成文化专制,即用强力手段制止别人的思想。这就毁灭了真理。在无边无际的、一代又一代重复不息、循环往复的争论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能确定。以前总是说某些思想无比英明伟大,放之四海而皆准,可是这些年随着时势的演变,这些思想也受到了各种质疑。

  可见思想层面、道德伦理范畴的东西,既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又不能得到有效的保存。它是最脆弱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脆弱性,导致了科技的无法控制,也造成了财富的无法保存。

  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东西摆在那里,再笨的人也会明白:原来我们人类应当全力以赴加紧去做的,不是发展科技,也不是积累财富,而是进行道德伦理、思想范畴的建设和积累,这才是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好,科技发展的后果不成问题,财富的保存也不成问题。再简单的脑子也能算清这个账,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数学问题。

  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迫害智者。有智慧的人往往不得善终,所谓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摧之”。人类在做什么?只要有了机会,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地积累自己的财富,然后余下时间去享乐。这是一条多次重复的老路,看来也只得继续走下去——财富越来越多,科技越来越发展,到了一定的交汇点和临界点,也就是再一次的结束和重新开始。

  实际上人类就这样不停地循环。

  更可悲的是,即便我们都知道了这个结果,也没有多少用处。因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无法遏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不过有的民族和地区胆子更大一些,公然提出积累物质财富是自己的“中心事业”,这不能不令人愕然——为了达到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就不择手段,走向极端的实用主义。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质疑“两大贡献”

  

  将一切娱乐化、商业化,那么无论多么高尚的事业都可以变质,这让人陷入最深的痛苦。《驳夤夜书》中以体育为例,谈到了其中的荒谬性。体育问题进入一个人的不眠之夜,这使我们想到它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这不是肌肉与否、肢体健壮与否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

  前不久世界上某个对奥运很有影响的人物去世了,世界传媒对其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竭力赞扬,认为居功至伟。其中一件是把奥运会和商业运作结合,使其有了大量的资金,媒体介入,广告收入激增,可以赚取大量的钱;另一件就是把专业运动员纳入了奥运比赛,允许他们参加,使奥运会的整体竞技水平大大提高了。媒体评价认为,这是他对奥运会做出的两个“革命性的、开拓性的贡献”。

  那个午夜游思者却不以为然。谈到奥运,他忧思最多的恰恰就包括这两条。他认为现代体育事业由此进一步地、堂而皇之地变质了。他说体育运动本是为了健体,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可见很早以前人类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只有依靠强大的体魄才能生存。但是后来体育比赛的目的就和原来不一样了。锻炼身体是非常好的,很纯粹,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更健康。如果把商业机制引进去,也就产生了复杂的问题——体育的单纯性一旦被商业主义插上一手,结果会是相当糟糕的。一旦牵扯到钱、物质利益,内部立刻变得混浊和丑恶,什么激素、作假、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来了。体育运动变成了可怕的物质竞争,运动会变成了费尽心机的一场场牵连多方利益的战争,走向了反面。再看从事体育的人、投入竞技项目的人,有几个身体是健康的?不仅不健康,还留下了很多伤疾。

  人们从事体育是为了有一个好身体,从而更好地投入日常工作,所以体育必须保持这样的品质:业余锻炼。这是最基本的、必须坚持和维护的一个属性。这本来就是劳动之余活动一下身体的事情,是为了更健康;可是一旦有一部分特殊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只将锻炼身体变为一个专业,成了一个专门的竞技行当,其性质也就改变了。只为了比赛争夺第一,这有点太离谱。这完全走向了体育运动的反面,走向了本来意义的反面。这样做不仅没有益处,还有伤害。在这方面,世界第一流的比赛活动比如奥运会,更应坚持体育的本质属性和追求,因为它有更大的示范意义。让专业体育人士参加群众性的体育赛事,这是与体育活动的初衷相背离的、变质变味的鼓励。这只会让人为了追求指标而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一个国家和地区将会像训练特种兵一样,制造一批竞技机器——对一部分专门人士进行最严苛的训练,目的只为了夺取奖牌。

  在体育方面,媒体给予了全面娱乐化的宣传和推动。体育当然有可欣赏的价值——有力与美,但它变成与商业主义结合起来的一场狂欢,不仅会散布金钱至上的病菌,而且还会加剧对底层民众的剥夺。当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处心积虑、倾各方民众之力夺取金牌,怎么会是干净和诚实的东西?

  所以说将商业竞争机制和专业体育引入奥运活动,是令体育事业变质和腐败的可怕开始。它的严重后果,当然不会局限于体育本身。对这种有害的倾向、不问结果的操作没有一个理性的打量,而只是一味地人云亦云,正是一部分媒体人热衷的事情。因为事实上媒体集团和利益集团是一码事,他们是结合紧密的。媒体如果站在理性一边、民众一边,现代体育和利益集团都不会容许其存在。这说到底还是一个良知和勇气的问题。

  如上就是那个午夜游思的人对体育、对奥运会的思索,锐利偏激,但可能并无大错。皇帝的新衣不要指望老谋深算的成人去揭破,而必须是孩子来干。实际上,我们也有一部分媒体人特别了不起,他们当中也不乏童心未泯的人,利用一切机会和方便,做了大量的好事。他们每做一件好事,人们都会记住并心存感激,因为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做了一些很有勇气的事情。媒体人做出了自己的牺牲,的确令人非常感动,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也不改初衷,可惜这样的媒体人还是太少了。

  

  人的生活责任

  

  娱乐至上、商业狂欢的时期历史上很多,像害了一场热病似的,都没有什么好结果。讲到历史,可以提一下战国时代的齐国临淄。当时的临淄繁华得不得了,一个临淄城,仅仅妓院就有一万多家。糜烂的都市生活可谓登峰造极。管事的是很能干的管仲,这个被一代代人称颂的富国良相,其实是最早播下了齐国灭亡种子的人。他把整个齐国搞得人心涣散,大家都一门心思搞钱,最后当然是不堪一击。他为了把天下最有钱的人吸引到临淄来,还规定来一辆车只要住宿费草料费,来两辆车就免去草料费;如果是三辆车以上的大商人,带来更多交易的货物,那就不仅不要草料费住宿费,还要派妓女陪睡。临淄城里的妓女制度比雅典还要早五六十年。当时真是极度繁荣,歌舞升平。

  我们今天的许多人,说白了就是想复制一下临淄梦,或远远超越它,再加上高科技。从根本上说人们的认识没有什么进步,没有吸取物质主义的巨大教训。从齐国被秦国统一之后,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多少朝代?直到了1949年,大陆好不容易才没有了妓院,没有了吸毒,这很不容易。但这些好现象出现的同时,又渐渐出现到了另一个极端:连戏曲里的夫妻都不能同台,看看样板戏,主人公都是单身。舞台上如此,生活中当然更严厉,因“生活作风”获罪的人太多了。这个时期商业主义当然谈不上,所有的商贩都从大街上赶跑了。总之那时在许多方面都回归到狂热的、虚假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追求上面来了。再后来我们都知道,走到了今天——我们都熟悉的状态了。

  概括说,就是一会儿走向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向那个极端。其实这两个极端是相通的,都是强烈欲望的作用,只是使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严厉的方法和放纵的方法,这在古代都有过。比如商鞅和齐国的管仲使用的方法就正好相反。商鞅严禁农民经商,市民们连基本的娱乐都没有,他运用的是铁腕统治。史书上记载,商鞅变法时使用严刑峻法,把渭河的水都染红了。烧书,为了国家安定,不让民众读书识字。这种冷血的做法走到了极端,最后他本人的下场也很惨,算是得到了报应。中国整个极左时期的做法,很多就采用了商鞅那一套,比如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比如禁书。当时的“破四旧”,也差不多把书烧光了。商鞅变法,杀的人很多,只为了维护王权。

  商鞅用冷的办法,管仲用热的办法——两种办法看起来离得非常远,实际上两极相通,都是为了维护他们那个集团的利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信仰,只权且把人的低级欲望当成了信仰。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前途,最终只能寄托在整个民族的素质上。一个群体越来越有理性、有较高的文明程度,也就有了力量,这才是最可靠、最可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文学艺术水准可以看作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素质如何的集中体现。媒体人在做极重要的事情,他们传达社会信息,广布人文精神,这是最具道德意义的职业。虽然看起来这些工作不能明显和迅速地改变一些东西,但是它在一点一滴积累,这恰恰是最有效的:提高人的素质。不能指望一个指导思想、一个权力集团就可以改变局面,那是极不可靠的。快速达成的东西,要翻过来往往也很快。

  但是当一个民族的素质提高之后,要毁坏这种素质也不那么容易,因为生命的性质已经改变。历史上有各种折腾,但层次仍然不一样。俄罗斯有丰厚的文化积累,经历了前苏联时期思想和言论的专制和粗暴,竟然还能够让一批高水平的文学作品问世。看来要减少一个民族的苦难,还需一点一滴做提高人类素质的工作,没有再比它更缓慢、也没有比它更有效的办法了。这是不能采用速成的办法的,没法办一个速成班。这是一种良性循环:靠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个体,慢慢做一些事情,既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快乐,他们不会劳而无功的。只要有机会,有这个可能,就做一点这样的事情,媒体人和作家相互配合,事半功倍。公务行政人员也做自己那一份,只要素质是高的,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不同的职业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好事。如果个体没有被物质欲望给消解和征服,还拥有一点公益心、一点理想的话,社会就会往前走。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此,除此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寄希望于权力的干预,在一个严厉的命令之下迅速改变什么,这是幻想,非但不管用,而且许多时候反作用会更大。

  大陆毕竟有十三亿人口,地广人众,蕴含了一种强大的地力。根脉深扎,地力强大,杰出的人物总会有。虽然大陆商业化市场化走了这么多年,但许多东西与香港日本等地仍然不同。这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化,规范没有建立,问题更多。资本主义商业机制越持久越完善,就越是会有那种物质主义的特征,但走入了一种规范之后,还不至于无序混乱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很有序,很规范也很刻板,但这种极其高效的行政管理运作中又会有许多盲点,掩盖了极大的能量浪费和其他的荒谬—这其中主要是物质主义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充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精神空间就很少了。这是一个老问题,人类对它没有什么良策。但是强化精神的主意一旦走火入魔,又会有另一种灾难,这方面人类也是经历过的。

  物质主义商业市场这种游戏规则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会所向披靡地解决一切问题。盲目地把这样一些规则看得无比完好,没有丝毫警醒,等于使精神处于昏睡状态。我们会明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滑向任何极端的倾向之后,最终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一个群体中有各种存在。确实,像我们一直遗憾的媒体,比如电视,也有一些好的频道。问题是整个社会潮流和状态如何,需要怎样强大的力量才能做出稍稍的平衡,这才是逼到眼前的一个命题。这方面,媒体人、作家,各种思想者文化人,不会没有危机感和使命感。这仅仅是人的生活责任,而不是其他。

  

  (本文为作者2010年5月在香港电台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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