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集体制时期中国农民的日常劳动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1 次 更新时间:2011-11-13 17: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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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  

  悄悄地为集体割完一片麦地,不计报酬。有时为了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她们甚至在夜中赶到邻队,为人家做好事。次日上午,本队或邻队干部发现并获知无名英雄真实身份之后,就会用大幅红纸,写表扬信,把参加做好事的所有社员称赞一番。待下次评基本工分时,就会成为一个有力的筹码。这样的情形,据说持续了半年左右。但是,时间久了,社员们便渐渐失去了兴趣。彼此之间,在评定基本工分时,不再贬低自己、相互谦让,以显示自己大公无私,而是开始相互争吵,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闹,全然忘记在评定之前,自己刚刚学过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的“毛主席语录”。7

  由于在大寨制下多劳不能多得,遇到苦活重活,没有人情愿卖力。以罱河泥为例,过去在搞计件制时,每对劳力(一人撑船,一人罱泥)每天可以罱泥四至五个船舱。而在大寨制下,通常人们只会完成两个船舱的河泥。由于失去劳动积极性,集体生产效率低下。在实行大寨制的数年间(1966-1970年),秦村十一队的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每亩352斤至385斤之间。而在1970年代文革后期强调“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取消大寨式记工法之后,粮食亩产随即回升到500斤左右。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全面强调按件计酬,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和现代科技投入的进步,农业产量上升到每亩700斤以上。

  

  集体劳动中的性别差异

  

  当问及男女社员在集体劳动中的表现有何不同时,一些曾做过村里干部的老村民,都说妇女在集体干活时“听话”。其中一位老黎便表示,在他担任该村大队或生产队干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少有妇女在派活和工分问题上跟他吵闹,也从未见到妇女闹过罢工。妇女之所以听话,在笔者看来,或许是因为受到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家庭传统的影响。但是老黎只部分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强调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在他看来,女人比男人更加“顾家”。女人为了养家糊口,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挣工分的机会。哪怕是一件只有半分工的农活,她们都情愿去干。只要能挣到工分,她们不会轻易歇在家中。男性的态度正好相反。他们对于工分少的农活,根本看不上眼。他们计较的是工分报酬的高低,而不是挣工分的机会。如果工分不高,他们宁可不干,以罢工的形式,跟干部耗上半天,或干脆在家中呆着。

  其次,妇女更计较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总是把自己跟同伴相比,怕自己比别人干得慢、工分比别人挣得少,用老黎的话说,“攀比心比较强”。这在劳力比较强的妇女中间尤为 突出。生产队干部也注意利用妇女的此一特性,在她们中间培养积极分子,年终评奖时给她们以物质奖励(比如发一只热水瓶或一个面盆),平时让其中劳动最卖力的作为“社员代表”,到大队或公社开会,作为一种精神鼓励。这些妇女因此也特别听话,其他妇女在她们的带动下,都很卖力。

  第三个因素,在于男女劳力供求关系的不平衡。集体化时期,每个生产队通常都是女劳力人手多,男劳力人手少。因此,在工分报酬上,妇女没有跟干部讨价还价的杠杆。以秦村十一队为例。在1977年,该队19-47岁之间的妇女“整劳力”计有51人,20-49岁之间的男性“整劳力”计54人。在这些男劳力中间,只有17人(占31%)可以在日常分派不同的农活;其余所有劳力,计37人(占69%),均有固定工种,不再派活之列,包括3名队干部,3名机工,4名耕田手,3名队办企业工人,3名养猪场人员,2名窑工,2名渔民,3名木匠,1名铜匠,另外还有3人分别负责鱼塘、粮食加工厂和治虫。相比之下,在51 名女性劳力中,有39人可供日常分派农活之用。据老黎估计,当时生产队“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活”都是由妇女完成的。用他的话说,“要不是有妇女支撑,生产队早就完蛋了”。8

  不过,妇女们的“听话”,并不代表她们头脑简单,对干部唯命是从。她们也有自己的多挣工分的策略。比如在割麦子的时候,由于是按畈子计算工分,她们会早早地赶到田头,抢占较窄的田畈,这样,割起麦子来,会少花力气。具体做法是在每个畈子的顶端,先割下一小片麦子,表示这块畈子已经有人占了。为了多拿工分,那些劳力强的妇女,往往一人同时占着三四个畈子。拔棉花秸秆时,同样如此。那些家里没有老人帮助料理家务、因而来得晚一些的,看到绝大部分畈子都已经给别人占了,只好拣剩下的不好的几个畈子。有时甚至一个畈子都没剩,无工可做,哭哭啼啼地找队长要活干。实在没活干,就只好回家。

  男女劳力之间,在工分报酬上,也有明显的区别。那些劳动力强的女性,偶尔也可能比男的拿到更多的工分,尤其是在栽秧或收割庄稼的时候。有的妇女一天可以挣15至20分工,而那些在场头干些普通农活的男性,一天只能挣10至12分工。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工分要比男性低得多。以插秧为例,普通女性在水田里弯着腰、劳累一整天,每人只能挣18分工左右,而那些负责送秧、打秧(把秧把均匀地仍到田间各处)的男劳力,每人每天可挣25分工。在收割稻子时,负责挑运稻捆上船、再送到场头的强壮男子,每人每天可挣20至25分工,远远高于割稻子的妇女说挣的工分。普通女性在做日常农活诸如晒草时,每天只能拿8分工,而那些负责收草、堆草的男劳力,每天可拿到9至10分工。大体上,妇女的工分比男性要少三分之一左右。

  劳动报酬上男女不平等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男女劳动力在其“生命周期”(life course)的不同阶段的生理条件和工作能力互不相同。9除此之外,村民中间还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男的应该比女 的挣得多。某位农妇在交谈时,就曾这样说,“男人是当家的,是一家之主,应该多拿工分。如果挣得比女的还少,他们面子往哪儿搁?”根据1977年“县、社妇联联合调查组”对秦村的一份调查报告,在搞“男女同工同酬”之前,该大队的某些男性劳力,尽管上工比妇女晚,下工回家比妇女早,但所挣工分仍多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按照这些男性的说法,“有大劳力的牌子,不愁拿不到大工分”;“男人一支烟,抵得上女人干半天”。有些生产队干部也认为,“男人力气大,干重活。如果给妇女多打工分,就会挫伤男劳力的积极性”。10可见,男女之间在工分报酬上的不平等,不仅仅出自他们在体能上的差别,而且也源于村民们男尊女卑的成见。

  一个例外的情况发生在19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当时政府强调男女同工同酬,并把它视做提高妇女经济地位、把她们从传统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关键措施。为响应此一政策,秦村十一队把队里未婚女青年组成一个“突击班”,让她们尝试干一些传统上只由男性承担的重活。当年冬天,队里又把20多名年轻姑娘送到水利工地,参加挑河。据前面提到的调查报告说,这些女青年所挑的泥土,不比男性少,挣得也不比有的男劳力少。为了证明该大队已经“基本做到了男女同工同酬”,这份报告特地提到两名女性,她们在1976年分别挣了3542分工和3600分工,而队里的一位男性,只挣了3648分工。11

  不过,了解当时情形的村民指出,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两名“铁姑娘”,的确是队里所有女社员中最能吃苦的,而报告中提到的那位男性,却是队里所有成年男劳力中,因体弱多病,工分挣得最少的一位。因此这样的比较,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事实上,队里绝大部分成年男劳力,一年都可以挣上4500分工左右,远远高于妇女的全年工分。据村里原大队干部回忆,当年把一些女青年和男劳力放在一起,干同样的重活,搞同工同酬,只是敷衍上级的临时性做法:“搞一两天可以,但无法持久。那些姑娘家和已经做了母亲的,毕竟跟男人不一样,怎么能把她们当男人使?整天跟在男人后面挑担、拼力气?”因此,即使是在搞男女“同工同酬”最高潮的时候,队里也只是偶尔做一下表面文章,平时仍按老办法派活、记工,男女既不同工,也不同酬。这里,外力的干预,远不如村社内部习惯性男女分工和传统做法所起的作用。

  

  结论

  

  以上有关集体化时期农民行为的讨论,强调了集体组织内部非正式的行为准则、惯例和认知,而非外加的政策、制度,在规范农民的日常劳动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当生产队领导尤其是队长在派活、监督、记工以及涉及与社员交往各个方面的特性趋于稳定时,社员对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期待和策略,也会相应地固定下来,形成惯常性做法(established practices)。当干部和社员双方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终于在农活质量和劳动报酬上形成相同的或类似的认知和共识时,他们很少会在日常农活的分派和记工上产生争执。对双方而言,那些农活该怎么做,该达到怎样的质量,以及该给多少工分,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干活“开小差”不可避免地会以隐蔽的形式不时地发生,但是,在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制约束之下(包括社员个人之间在集体劳动时的相互较劲,由生产队所有成员的集体归属感和共同利益所驱动的团体压力,以及干部的监督、验收),公开的、完全无视农活质量的“大呼隆”现象,很少会出现。这些植根于集体组织内部而非外加的约束机制的有效运作,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村的集体生产组织在经历了“大跃进”的灾难之后,得以继续生存整整二十个年头,其粮食产量也足以支撑迅速膨胀的巨大人口,并且在文革后期强调按劳分配和其他物质刺激形式之后,出现某种发展势头。

  本文还突出了两性之间在集体生产中的表现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的种种文化和社会因素,包括同伴压力、传统的性别角色、劳动力供求关系等。总的来说,女性劳力比起男性来,较少会跟干部发生争执。她们更关心的劳动机会的有无,而非工分报酬的高低。在正常情况下,由于体力差异和习惯做法,她们的劳动报酬总是低于男性所得。尽管如此,女性劳力承担了生产队内部的大部分日常农活。妇女之普遍加入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她们的辛勤劳动,对于维持集体制度的正常运转,同样起到关键的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在思考集体制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问题时,如果把视角仅仅局限于官方的经济政策或具体的制度措施,而无视集体组织内部制约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策略的种种非正式机制或社会文化因素,未免失之偏颇。那种认为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完全是因为政府提倡平均 主义的劳动报酬制度、不愿采用计件工分的说法,更是以偏盖全,不符实际。事实上,无论在秦村,还是在全国,除了文革高潮时期的短短数年外,在集体化的其他大部分年份,政府都在提倡按件计酬。生产队干部在日常劳动管理过程中,则是根据具体需要,兼用计时和计件两种办法。他们并没有因为某些学者所想象的所谓由于监督困难而避用计件工分制。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社员还是干部本身,都没有觉得严密监视的必要,因为对于大部分最普通的农活来说,生产队内部日积月累,早已形成一套公认的习惯性做法和衡量标准。只有在遇到新任务或者出现不同寻常的情况时,生产队干部才会明确具体的农活质量要求和报酬方法。而这些任务或情况一旦成为常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就会发展出一套共同的认知和期盼,指导日后的劳动行为。那种想象中的紧密监视每位社员的做法,既没有必要,对于干部或社员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看来,集体生产中的劳动积极性问题,不仅有外加的正式的组织制度的因素,更有集体内部由各种非正式的社会文化因素所构成的制约农民日常集体劳动策略的行为规范问题。不用说,随着那些有形的国家政策和地方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些无形的行为规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影响社员日常行为的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生产队干部尤其是队长的个性和劳动管理方式。按照国家的理想化要求,生产队长应该有能力根据每个劳动者不同的体力和技能,分派不同的农活,监督每位劳动者的具体表现,并利用不同的报酬形式(除了实行“大寨式”工分制的数年外,国家要求尽可能地使用计件制),根据其完成的数量和质量,给予报酬,从而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产量。所有这些要求,事实上跟现代企业制度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的、“非私人化”的劳动管理要求,毫无二致。但是在集体化时期的基层生产组织,也就是生产队里,绝大多数干部在劳动管理过程中不愿或无力达到这样的要求。那些生产队长们,毕竟不同于追求最大利润的私营企业主。在劳动管理上事事都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执行,并不能给他个人带来直接的利益。队长跟社员的关系,与私营企业制度中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大不相同。队长本身是村社中的一员,因此在生产管理过程中,必须顾及自己在村民中间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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