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3 次 更新时间:2011-10-09 13: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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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断提供能够满足社会主体权利需求的根据与类型。在宪法文本中没有规定类似条款的国家,在宪法实践中也需要寻求保护合理的权利需求的途径。从价值理念上,人权条款与未列举权利的保护价值是相同的,但其存在形式与效力等方面也存在区别。主要有:未列举权利保护条款具有独立的规范价值,而人权条款更侧重于表明宪法原则的意义;未列举的权利或基本权利是特定的范畴,可从权利源泉中提炼所需要的新权利,而人权本身是不确定的概念,在宪法文本中以综合的价值形态来出现,难以成为提炼新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人权虽写在宪法文本中,但与基本权利价值的互换仍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从理念与实践角度建立人权宪法化的机制。另外,宪法还没有进入诉讼领域的情况下,人权条款发挥功能的空间也受到限制。 

  可见,在中国的宪政背景下,人权条款与其他国家宪法中规定的“未列举权利保护”条款的性质与功能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做出类比。但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中国宪法上的人权条款具有封闭性或缺乏操作规范。目前中国的宪法现实中,人权条款对列举的基本权利与未列举的基本权利都发挥不同形式的保障功能。人权条款可解释为基本权利保障的概括性条款,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更直接、更广泛的价值基础。同样,人权条款对宪法未列举权利的保护方面只能起到一定的补充功能。如为扩大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可以依照人权条款提炼现有条款中隐含的新的权利类型;当基本权利有规定,而没有具体法律规定时提供具体的救济途径;对基本权利条款进行宪法解释时为解释的合理性提供价值基础与标准;当出现宪法和法律上没有规定的新的权利要求时,可依照人权条款做出必要的判断等。 

  

  六.中国宪法学上基本权利体系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一)基本权利体系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从比较宪法学角度看,中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类型与体系是比较丰富的,比较接近国外主要国家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规定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内容。在中国政府发布的《人权白皮书》中提出“同世界各国一样,中国始终将争取享有充分人权、发展人权作为奋斗目标”。人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充分保障人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当然,在经济全球化化的背景下,中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仍存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的部分。 

  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基本权利的理念上,缺乏中国文化与传统话语下进行的理论探索,其基本范畴同样理论的研究过分依赖于西方的话语体系;在基本权利内容上,缺乏一些明示性的权利条款;有些基本权利的内涵不清晰,性质不明确;在基本权利类型上,重视基本权利的实体内容,而对基本权利的程序性价值缺乏必要的关注;基本权利内容与《国际人权公约》之间存在规定之间的不协调。 

  (二)基本权利理论与体系的发展趋势 

  在未来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基本权利体系将逐步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主要发展趋势是: 

  1.在基本权利理念上,合理地协调自由权与社会权价值,既重视自由权的现代价值,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社会权,并在两者的价值链条中发展新类型的权利; 

  2.在基本权利体系上,需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条件与需求,增加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权利内容,使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与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普遍价值观保持协调; 

  3.在基本权利与《人权公约》关系上,采取逐步接轨的发展步骤,进一步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家基本价值观,尽可能缩小《人权公约》与基本权利规定之间的差距,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4.在基本权利立法上,需要借鉴世界各国公民基本权利立宪的经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本权利发展的经验,建立具有多样性与开放性的基本权利体系; 

  5.在基本权利保障上,根据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与政治理念,需要对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价值理念进行反思,从单纯的立法保障转向立法、司法与宪法诉讼相互平衡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 

  6.在基本权利运行机制上,积极发挥宪法解释功能,更多地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解决基本权利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根据实际需求与可行的条件,逐步增加基本权利类型,对宪法文本中能够推导的新的权利形态,尽可能采用宪法解释方式来解决,避免因盲目扩大基本权利范围而导致的“基本权利体系膨胀”的现象; 

  7.在基本权利救济模式上,建立和完善基本权利可诉性的诉讼制度,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更为广泛而有效的救济机制。 

  

    

  【注释】

  [1]本文是作者提交给“第二届东亚公法学现状与发展趋势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7年7月6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上的论文。

  [2]有关宪法学发展与变迁部分请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载《宪政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9页。

  [3]金勇义著《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4]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5]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载〈史学月刊〉,2005年2期,总295期。

  [6]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载〈史学月刊〉,2005年2期,总295期。

  [7]“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晚清到《新青年》,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二期,1999年12月。

  [8]法治滨、董保成:宪法新论,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94页。要解释基本权利具体产生过程是一件学术难题,涉及到不同的学术领域,需要系统地梳理各种文献知识,但为了分析基本权利与文化的关系,起源问题的研究又是不可回避的。

  [9]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10]同上,第170页。1946年吴拨征在“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中论证公私法区别没有意义时特别提出:在自由主义国家所认为民法上的权利,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却以之为“宪法上的权利”。见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1]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评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

  [12]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附录。

  [13]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14]《民国时期的总数目》(法律),北京图书馆1985年,第55---75页。

  [15]详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语境下基本权利的起源与演变,载《第三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研讨会》,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07年6月15日—16日。

  [17]吴德蜂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6页。

  [18]李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第9页。

  [19]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20]在宪法中规定人权条款是学者们共同的主张,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具体如何规定问题上有过不同的设计方案。一是写在宪法序言上,二是写在宪法总纲上,三是写在第33条,作为统领权利的概括性条款。作者的主张是应写在宪法序言上,作为宪法基本原则,并赋予其约束力。但修正案已通过,我们应该尊重其权威与效力,从现有的规范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宪法序言的人权与作为正文中的人权,其解释方法与原则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宪法正文中的人权条款的解释难度大一些。

  [21]据文献记载,早在1946年10月制定的《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第六稿)第十六条中规定:本宪法的列举及未列举之人民自由权利,均受宪法之保障,不得以法律或命令侵犯之。这是中国宪法性文件中规定‘未列举权利“保护问题的比较早的表述。见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页。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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