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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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 (进入专栏)  

  外交工作上我们有时显得过于“另类”,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往往很难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同时,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到2009年底达32万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就是说,相当于中国总人口千分之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而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要知道,环境债是高利贷,我们这代人借下了,子孙后代还不起。

  四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一般官商勾结经济腐败,是世界各国都有的现象。我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买官卖官案,涉及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黑龙江省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起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有的贪得无厌,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前公安厅长)涉案总金额达20亿元;有的贪财又贪色,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人在网上公布“二奶排行榜”列出九个奖项,例如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省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还有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多么荒唐!第二,我国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美国建国200年来,法官犯案的只有40来人,新加坡独立45年来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法院、检察院被称为社会良心,是主持社会公道的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它的腐败是社会良心的丧失,社会正义平台被丢掉。第三是媒体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产生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民众由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人”,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的“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时凭市场的自由竞争,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可以在社会获得上升通道。现在却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要上好学校读书,要找好工作,要升迁,要提职,都要跑关系,找靠山,讲背景,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这样一来,就进入信仰空虚、是非无据、唯利是图、险燥慆慢的时期,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当局做什么都会被怀疑指责,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引起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据有关报道,我国现在有将近一亿精神异常的人群,这么庞大的数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务必要把“经济人”变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以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1993~2006年从8708件发展到9万件。2007~2009年连续三年社会群体性事件都超过9万件。2010年全国信访总量970万件(人)次,群体事件官方统计20817起。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群体性事件大体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维权型的社会事件。从农民抗税费到抗圈地,又发展到地下资源、林权、环境污染问题,矛盾冲突加剧。2010年发生十大社会群体事件,安徽马鞍山万人群体事件、山东潍坊拆迁冲突、江西九江拆迁冲突、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拆迁冲突等都是数千上万人闹事抗议。从成都唐福珍到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到今年5·26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标志着暴力化加强。

  抚州钱明奇爆炸案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钱明奇为房产两次被强拆的补偿问题,曾经上访10年、上网1年。他两次上告法院败诉,为此绝食四天;到检察院上告不受理,他静坐抗议;后多次到北京上访,被关进黑监狱。为向社会发出他微弱的声音,五十多岁的他学电脑学发手机短讯,并在新浪、腾讯、天涯、凤凰4家网站同时开通了微博,在网上给媒体人士和律师发“私信”,诉说自己的遭遇。他发微博说,“我十年依法诉求未果,请大家理解我反腐报仇行动!”他表示自己不学唐福珍,也不学钱云会、徐武,要学董存瑞。爆炸前一天,他又发微博说,临川将会听到爆炸声。5月26日上午在抚州市检察院内停车场、临川区行政中心的地下车库入口处与东广场发生三起连环爆炸案,三人死亡,五人受伤。凤凰主持人闾丘露薇叹息:“进钱明奇的微博,赫然发现就在几天前,他曾转过我的帖子,后脊发凉。在那几千条评论中,我不会知道有一个声音是来自如此决绝、预备死亡的他。他一辈子不被听见,直到那一声巨响。”

  今年6·6发生广东潮州古巷镇和6·10广州增城新塘镇群体事件,引发本地民工与四川籍民工大规模持械斗殴和互相报复,标志着二亿农民工维权问题提到新议程。

  内蒙古锡林郭勒今年5·11与5·15抗议煤矿开采污染环境的两起命案,引起5·23、5·25全盟族众与学生抗议游行,接着又引发5·30呼和浩特20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抗议活动,蒙古族民众、学生呼喊“还我草原”口号。这标志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维护当地民众利益的矛盾激化了!

  另一种是社会泄愤型事件,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对社会不公发泄心中怨恨,对公权力和有钱人的不满。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是典型。为一个厨师死亡,7万人围攻政府,火烧公安局。这种泄愤型社会群体事件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讲规则底线,打砸抢烧行为随意爆发。2009年海南东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属此种类型。

  还有一种社会群体事件是骚乱。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骚乱,把政府砸了,也把当地超市砸了,超市与事件毫无关系。结果国庆节商店全部关门,野战部队开进去才恢复秩序。2008年3·12拉萨事件,2009年7·5乌鲁木齐事件,都属于骚乱,但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差别,其共同特点是攻击无关人员。

  正是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走回头路,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鸣冤叫屈的思潮,借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60周年建国大庆时,我们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训,这极不利于树立改革开放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直接针对中共的,也没有一件是反中央的,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用人民币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有外来干涉。因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我们从辛亥革命百年来,世界与中国的实践来看,还可以得出这么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从五点共识和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首先涉及媒体舆论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

  邓小平在1980年和1986年两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政改的路还很漫长。

  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图为一居民小区。

  

  四,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用了大约25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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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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