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不差钱”*“不高兴”*“不折腾”

——“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及其省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6 次 更新时间:2011-08-29 10: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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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 (进入专栏)  

  是由部分公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方式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对峙状态的破坏性行为。由于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中不注重科学发展观,单纯地追求gdp,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也由于一些地方干部的腐败现象,因而在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移民搬迁、集体资产的处置均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三、“不折腾”的“中国经验”

  

  “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在于基本摆脱了过去“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国家运动式治理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走向“不折腾”的制度化治理方式。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把市场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社会转型浓缩在了同一个历史时代,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推进市场化(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无法摆脱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环境,这是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必然。因而,“中国模式”的形成离不开政策学习、政策试错和政策创新。我们知道,制度创新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动态的政策过程,通过学习不断地发现和更正政策制定、执行等诸多环节中所出现的问题。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通过学习、试验并采纳变通的方式实现的。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而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不折腾”的“中国模式”没有走极端、搞单一化,而是实行多元化、多样化、混合化。“中国模式”的体制转换没有采取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双轨”过渡,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这样阻力更小、成本更低。这种“不折腾”的渐进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项改革产生的动力效应提出的改革顺序问题。正确的改革顺序,有助于产生改革的利益支持者,并有助于推动改革(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和企业》,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3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另一方面,改革以来,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体制上变革造就了“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制”(许成钢,2008,第8页)。各级地方政府深刻地参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中央政府通过“两税制”、gdp、人事制度对地方进行控制和激励。上级政府的行政发包、财政分成、量化考核、绩效排名等政绩因素在官员晋升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也成为了“中国模式”的重要根源。通过地方分权、官员竞争和财政分成建构的高度市场化的激励方式是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最突出的特征,体现了“纵向发包”和“横向竞争”的高度统一(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225页)。

  总之,中国发展的“不折腾”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改革是手段,是动力;稳定是前提,是必备条件,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改革和稳定为发展服务,发展能够促进改革和稳定,改革必须带来发展,使尽可能多的人受益。同时,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也成为一个国家摆脱“折腾”的必由之路。世界近现代历史显示,大国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和电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英国领先地位而得以继续保持发展活力。

  然而,中国模式的“诺斯悖论”不容小视。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和gdp增长仍然呈现递增势头,但经济结构存在着诸多积弊和不合理的现象,资本和人才流失会进一步加剧。改革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的热情和能量,加大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但改革的政策效应递减趋势明显。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动力趋强,但创新动力不足、技术进步不快。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需要进一步加强。体制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关系逐步得到理顺,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是劳资关系)所出现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我们看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的三大“中国差距”明显,看病难、买房难、就业难严重,腐败现象、生态灾难、劳资冲突、社会治安等还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中国的政治安全。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均等、不便利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当下和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改革实行改革”的要求需要建构改革的再生产机制,中国改革的协商机制、补偿机制、纠错机制和法治机制建设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走向“不折腾”的制度建设,必将成为维持和推动“中国模式”的必然之路。

  

  (载于《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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